五月裏天剛亮的延安城，
延河的水是那樣的明，
水裏的塔影是那樣的俊，
我耕種過的山頭嗬是那樣的親。
我在這裏受了十年的教養，
別離時有說不出的心情；
我走著走著回頭望呀，
漸漸地隻望得見從霧裏冒出來的塔頂，
漸漸地隻望得見從山裏飛出來的白雲。
這叫我想起了我怎樣離開我的母親：
那也是走著走著回頭望呀，
漸漸地隻望得見我母親親切的身影，
漸漸地隻望得見我草房後風搖著的竹林。
親愛的母親嗬，
你生了我的身；
親愛的延安嗬，
你給了我為人民服務的心。
離開親愛的母親，
我為著追求光明；
離開親愛的延安，
我為著新中國眼看在全國形成。
我好像是長征的戰士，
開始了又一次萬裏長征。
我想起了來時的情景嗬：
老遠我就望見了山叢中的寶塔，
也好似今天一樣的興奮，
隻是今天嗬更添上一個別情。
一九四五年五月赴西安途中
八年抗戰，川軍犧牲之慘烈讓國人矚目。幾乎所有的對日大會戰中，都有川軍將士的身影。盧溝橋事變不久，劉湘《告川康軍民書》說：“……中華民族為鞏固自己之生存，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積極抵抗！凡我國人，必須曆盡艱辛，從屍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後之勝利！”
戈壁舟譬如抗戰詩歌史上的“川軍”，1936年到1939年，戈壁舟三次出川，曆盡磨難，遭遇過土匪、被拉過壯丁、打過零工、要過飯。終於在1939年冬，經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介紹去了陝北，到了延安。1941年，戈壁舟以三次出川追求光明為題創作了長詩《離別之夜》，並以此作為考試內容，考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戈壁舟1915年生於四川省成都，中共黨員。少時讀私塾、醫校，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大聲》周刊上發表新詩《血鍾》。延安魯藝畢業後，曆任內蒙古伊克昭盟中央民族學院教員，陝甘寧邊區文協創作員，新華社隨軍記者，邊區文協《群眾文藝》編輯。
這首《別延安》寫於作者赴西安途中。作為堅持通俗詩歌創作的一員，戈壁舟詩歌帶有濃鬱的民歌特征，語言質樸，清新如話。在離開邊區之際，詩人以比賦手段描寫了一步三回頭、遙望延安寶塔的心情。“我走著走著回頭望呀，/漸漸地隻望得見從霧裏冒出來的塔頂，/漸漸地隻望得見從山裏飛出來的白雲。”這樣的感情，是一個抗戰將士，對革命聖地延安的真誠獨白。接著，詩人以離開母親的情景作為聯想，巧妙地把“延安”、“母親”兩個在作者心中最神聖的意象進行疊加，表達了“為著新中國的誕生”，願意再進行新的長征的堅定決心。作為革命隊伍中湧現出的詩人，戈壁舟和王希堅﹑賀敬之﹑嚴辰等時代歌手一樣，虔誠地為心中的火紅理想燃燒著每一份光。上世紀50年代，詩人出版了《別延安》、《延河照樣流》、《登臨集》、《宣誓集》、《岩上青鬆》、《黑海讚歌》、《我迎著陽光》、《三弦戰士》、《延安詩抄》等抒情詩集，可見這位以駱駝自喻的詩人，始終為黨放聲歌唱。
1958年，詩人來到灌縣農村。據研究者李文豹介紹：戈壁舟擔任公社基層幹部的時候，真正地是“下放”到生活中。他和農民一起栽秧、打穀、吃紅苕、啃包穀，搞“大躍進”。戴著草帽、穿著草鞋、披著棕衣，跑遍了灌縣的山山水水、公社鄉村。在基層吃飯，都堅持自掏糧票。後調回四川，1962年任四川省文聯黨組書記兼秘書長。
文革中，詩人受到迫害，被迫四處躲藏。1969年被送往偏僻的西昌灣丘“五七”幹校，喂豬放牛，做了四年地地道道的“勞改犯”。戈壁舟當時已經五十多歲，常常一口氣挑十多擔豬飼料，一口氣把牛趕上高山去放牧。
1979年，戈壁舟調西安，任西安市文聯主席，後兼西安市書法家協會主席。1985年12月，戈壁舟重返四川成都。詩人曾有《故鄉》一詩，記錄了回家之路：“現在我回來了/我回來了/展開披滿陽光的的羽翼/山是那樣青/水是那樣綠/城市是那樣燦爛/陌路人都成了兄弟。我像一個初戀者/沉醉地投入你的懷裏。”（摘自戈壁舟詩歌《故鄉》）
1986年3月，戈壁舟在成都辭世。
上世紀60年代初，詩人在《四川日報》上發表了《樂山大佛岩》一詩（見《登臨集》），其中詩人寫到：
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帶領群山來，
挺立大江邊。
而今，“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已經成為歌詠樂山大佛的經典名句，長久地回蕩在故鄉上空、融入人們的血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