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住在地下防空洞，臨時搭的房間，或是郊外的避彈屋。這些住所是隻適合度夜的，成千成萬的人都把他們的日子消磨在咖啡店中。那些咖啡店，有時候是設在一所破壞了的屋子的最低一層，上麵臨時用木板或是洋鐵皮遮蓋著；有時設在那在轟炸中神奇地保全了的玻璃頂陽台上；但是大部分的咖啡店，卻都是露天的。在那裏，人們坐著談天，講生意，辦公事。他們似乎很快樂，但是如果你聽他們談話，你可以聽見他們在那兒抱怨。他們不滿意建築太慢，交通太不方便。
這種臨時的咖啡店吸引了各色各樣的顧客：販子們兜售自來水筆和舊衣服，孩子賣報紙，還有一種特別的人物，那就是專賣外國貨幣的人。什麼事情都有變通辦法，如果有一件東西是無法弄得到的，隻要一說出來，過了一小時你就可以弄到手。和咖啡店作著競爭的，有店鋪和攤位。隻消在被炮火打得洞穿的牆上釘幾塊木牌，店鋪就開出來了。那些招牌宣告了那些店鋪的存在和性質：“巴黎理發店”，“整舊如新，立等即有”等等。在另一條街上，在破碎的玻璃後麵，幾枝花和一塊招牌寫著“小勃裏斯多爾”—原來在舊日的華沙，勃裏斯多爾飯店是最大的旅館。
這便是街頭的生活，但是微笑的臉兒卻隱藏著無數的憂慮。人民的衣服都穿得很壞；在波蘭全國，衣服和皮革都缺乏得很，許多人都穿著幾年以前的舊衣服，用不論任何方法去聊以蔽體。有的人則買舊衣服來穿，也不管那些衣服稱身不稱身，袖短及肘，褲短及膝的，也是常見的了。
在生活中的每一部門，都缺乏熟練的人手。醫生非常稀少，而人民卻急需醫藥。幾年以來，他們都是營養不良而且常常生病。孩子們都缺乏維他命和醫藥。留在那裏的醫生都忙得不可開交，他們不得不去和希特勒的饑餓政策和缺乏衛生的後患鬥爭，然而人民卻並不僅僅生活。他們還親切而驕傲地生活。那最初在華沙行駛的電車都結滿了花帶。那些並不比攤子大一點的店鋪都賣著花。在波蘭，差不多已經有三十家戲院開門了，而克格哥交響樂隊，也經常奏演了。
報紙、雜誌和專門出版物，都漸漸多起來，但是紙張的缺乏卻妨礙了出版界的發展。小學和大學都重開了，但是書籍和儀器卻十分缺乏。
在波蘭，差不多任何東西都是不夠供應。物價是高過受薪階層的購買力。運輸的缺乏增加了食品分配的困難，但是工廠和餐室，以及政府機關的食堂，卻都竭力彌補這個缺陷。在波蘭的經濟機構中，是有著那麼許多空洞，你剛補好了一個洞，另外五個洞又現出來了。經濟的發動機的操縱杆不能操縱自如，於是整部車子就走幾碼就停下來了。
除了物質的需要之外，還有精神的不安。精確的估計算出，從一九三九年起，波蘭死亡的總數有六百萬人。現在還有成千成萬的人，都還不知道自己的家屬的存亡和命運。幸而人民的精神拯救了這個現狀。他們泰然微笑地穿著他們不稱身的衣服，吃著他們的不規則的飯食，忍受著物品的缺乏和運輸的遲緩。他們已下了決心，要使波蘭重新生活起來。
香港的舊書市
這裏有生意經，也有神話。
香港人對於書的估價，往往是會使外方人吃驚的。明清善本書可以論斤稱，而一部極平常的書卻會被人視為稀世之珍。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親戚珍藏著一部《中華民國郵政地圖》，待價而沽，須港幣五千元（合國幣四百萬元）方肯出讓。這等奇聞，恐怕隻有在那個小島上聽得到吧。版本自然更談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類的笑談，在那裏也是家常便飯了。
這樣的一個地方，舊書市的性質自然和北平、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等地不同。不但是規模的大小而已，就連收買的方式和售出的對象，也都有很大的差別。那裏賣舊書的僅是一些變相的地攤，沿街靠壁釘一兩個木板架子，搭一個避風雨的遮棚，如此而已。收書是論斤斷秤的，道林紙和報紙印的書每斤出價約港幣一二毫，而全張報紙的價錢卻反而高一倍；有硬麵書皮的洋裝書更便宜一點，因為紙板“重秤”，中國紙的線裝書，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價錢了。他們比較肯出價錢的倒是學校用的教科書，簿記學書，研究養雞養兔的書等等，因為要這些書的人是非購不可的，所以他們也就肯以高價收入了。其次是醫科和工科用書，為的是轉運內地可以賣很高的價錢。此外便剩下“雜書”，隻得賣給那些不大肯出錢的他們所謂“藏家”和“睇家”了。他們最大的主顧是小販。這並不是說香港小販最深知讀書之“實惠”的人，在他們是無足重輕的。
舊書攤最多的是皇後大道中央戲院附近的樓梯街，現在共有五個攤子。從大道拾級上去，左首第一家是“齡記”，管攤的是一個十餘歲的孩子（他父親則在下麵一點公廁旁邊擺廢紙攤），年紀最小，卻懂得許多事。著《相對論》的是愛因斯坦，歌德是德國大文豪，他都頭頭是道。日寇占領香港後，這攤子收到了大批德日文學書，現在已賣得一本也不剩，又經過了一次失竊，現在已沒有什麼好東西了。隔壁是“焯記”，攤主是一個老是有禮貌的中年人，專賣中國鉛印書，價錢可不便宜，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對麵是“季記”，管攤的是姐妹二人。到底是女人，收書賣書都差點功夫。雖則有時能看顧客的眼色和態度見風使舵，可是索價總嫌“離譜”（粵語不合分寸）一點。從前還有一些四部叢刊零本，現在卻單靠賣教科書和字帖了。“季記”隔壁本來還有“江培記”，因為生意不好，已把存貨稱給鴨巴甸街的“黃沛記”，攤位也頂給賣舊銅爛鐵的了。上去一點，在摩羅街口，是“德信書店”，雖號稱書店，卻仍舊還是一個攤子。主持人是一對少年夫婦，書相當多，可是也相當貴。他以為是好書，就一分錢也不讓價，反之，沒有被他注意的書，討價之廉竟會使人不相信。“格呂尼”版的波德萊爾的《惡之華》和韓波的《作品集》，兩冊隻討港幣一元，希米忒的《莎士比亞字典》會論斤稱給你，這等事在我們看來，差不多有點近乎神話了。“德信書店”隔壁是“華記”。雖則攤號仍是“華記”，老板卻已換過了。原來的老板是一家父母兄弟四人，在淪陷期中舊書全盛時代，他們在樓梯街竟擁有兩個攤子之多。一個是現在這老地方，一個是在“焯記”隔壁，現在已變成舊衣攤了。因為來路稀少，顧客不多，他們便把滯銷的書盤給了現在的管攤人，帶著好銷一些的書到廣州去開店了，聽說生意還不錯呢。現在的“華記”已不如從前遠甚，可是因為地利的關係（因為這是這條街第一個攤子，經荷裏活道拿下舊書來賣的，第一先經過他的手，好的便宜的，他有選擇的優先權），有時還有一點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