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衣服的改變，如大禮服，小禮服之類，也許是因為當時當局諸明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的見解，沒想到我們的紡織工業會因此而吃大虧。我們的布匹的寬度是不宜於裁西裝的，結果非要買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單說輸入的鈕扣一樣。若是翻翻民國元年以後海關的黃皮書，就知道那數字在曆年的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他如硬領、領帶、小梳子、小鏡子等等文明裝的零件更可想而知了。女人裝束在最初幾年沒有劇烈的變遷，當時留學東洋回國的女學生很多，因此日本式的髻發，金邊小眼鏡，小絹傘，手提包，成為女子時髦的裝飾。後來女學生的裝束被旗袍占了勢力，一時長的、短的、寬的、窄的，都以旗袍式為標準，裙子漸漸地沒人穿了。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在上海以伴舞及演電影的職業女子掌握了女子時髦裝束的威權，但全部是抄襲外國的，毫無本國風度，直到現在，除掉變態的旗袍以外，幾乎辨別不出是中國裝了。在服裝上，我們的男女多半變了被他人裝飾的人形衣架，看不出什麼民族性來。
衣服直接影響到禮俗，最著的是婚禮。民國初年，男子在功令上必要改裝，女子卻是仍舊，因此在婚禮上就顯出異樣來。在福建鄉間，我親見過新郎穿的是戲台上的紅生袍，戴的是滿鑲著小鏡子的小生巾，因為依照功令，大禮服與大禮帽全是黑的，穿戴起來，有點喪氣。間或有穿戴上的，也得披上紅綢，在大高帽上插一金花，甚至在草帽上插花披紅，真可謂不倫不類。不久，所謂“文明婚禮”流行了。新娘是由鳳冠霞帔改為披頭紗和穿民國禮服。頭紗在最初有披大紅的，後來漸漸由桃紅淡紅到變為歐式的全白，以致守舊的太婆不願意，有些說，“看現在的新娘子，未死丈夫先帶孝！”這種風氣大概最初是由教會及上海的歐美留學生做起，後來漸漸傳染各處。現在在各大都市，甚至禮餅之微也是西裝了！什麼與我們的禮俗不相幹的扔破鞋、分婚糕、度蜜月，件件都學到了。還有，新興的儀仗中間有軍樂隊，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亂吹打一氣。如果新娘是曾在學校畢業的，那就更榮耀了，有時還可以在親迎的那一天把文憑安置在彩亭裏扛著滿街遊行。
至於喪禮，在這三十年來的變遷卻與婚禮不同。從君主政策被推翻了之後，一切的榮典都排不到棺材前，孝子們異想天開，在儀仗裏把挽聯、祭幛、花圈等等，都給加上去了。訃告在從前是有一定規矩的，身份夠不上用家人報喪的就不敢用某宅家人報喪的條子或登廣告。但封建思想的遺毒不但還未除淨，甚且變本加厲，隨便一個小小官吏或稍有積蓄的商人的死喪，也可以自由地設立治喪處，訃告甚至可以印成幾厚冊，文字比帝製時代實錄館的實錄的內容還要多。孝子也給父母送起挽聯或祭幛來了。花圈是胡亂地送，不管死者信不信耶穌，有十字架表識的花圈每和陀羅尼經幛放在一起。出殯的儀仗是七亂八糟，講不上嚴肅，也顯不出哀悼，隻可以說是排場熱鬧而已。穿孝也近乎歐化，除掉鄉下人還用舊禮或纏一點白以外，都市人多用黑紗繞臂，有時連什麼徽識也沒有。三年之喪再也沒能維持下去了。
說到稱謂，在民國初年，無論是誰，男的都稱先生，女的都稱女士，後來老爺、大人、夫人、太太、小姐等等舊稱呼也漸漸隨著帝製複活起來。帝製翻不成，封建時代的稱呼反與洋封建的稱呼互相翻譯，在太太們中間，又自分等第，什麼“夫人”“太太”都依著丈夫的地位而異其稱呼，男方麵，什麼“先生”，什麼“君”，什麼“博士”，“碩士”也做成了階級的分別，這都是封建意識的未被鏟除，若長此發展下去，我們就得提防將來也許有“爵爺”、“陛下”等等稱呼的流行。個人的名字用外國的如約翰、威靈頓、安妮、莉莉、伊利沙伯之類越來越多，好像沒有外國名字就不夠文明似地。日常的稱如“蜜絲”、“蜜絲打”、“累得死”、“尖頭鰻”一類的外國貨格外流行，聽了有時可以使人犯了腦溢血的病。
一般嗜好，在這二十九年，也可以說有很大的變更。吃的東西，洋貨輸進來的越多。從禮品上可以看出芝古力糖店搶了海味鋪不少的買賣，洋點心鋪奪掉茶食店大宗的生意。冰淇淋與汽水代替了豆腐花和酸梅湯。俄法大菜甚至有替代滿漢全席的氣概。賭博比三十年前更普遍化，麻雀牌的流行也同鴉片白麵紅丸等物一樣，大有燎原之勢，了得麼！
曆法的改變固然有許多好處，但農人的生活卻非常不便，弄到都市的節令與鄉間的互相脫節。都市的商店記得西洋的時節如複活節、耶穌誕等，比記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一個耶穌誕期，洋貨店可以賣出很多洋禮物，十之九是中國人買的，難道國人有十分之九是基督徒麼？奴性的盲從，替人家湊熱鬧，說來很可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