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叫天（1888-1971），河北高陽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是“武戲文唱”之“蓋派”武生藝術創始人，有“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之譽。
著有《粉墨春秋》。
在漢口搭班唱戲的時候，我母親打河北老家來到上海。母子幾年不見，我聽說母親來了，就急著趕回上海。回到上海，我大哥的病還沒有好，閑在家裏督促我練功學戲。我每天半夜三點起身，到山東會館附近去練功。那時這一帶還很荒涼，都是小河和墳堆。天墨黑的，一夜大雪，地上的雪積了尺把厚，路上隻有半夜去上工的湖絲阿姐，坐著獨輪小車吱吱呀呀地走過。沒有路燈，本來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卻借著閃爍著的雪光才能看見迎麵走來的人。
到了山東會館，用腳把雪一陣扒踢，掃出一塊空地，脫了衣服就翻起筋鬥來。
一路上四肢已經凍木了，這時候摔在地上也不知道痛。等到天亮，行人漸漸多起來，這才歇了功回家，到家還不敢就進門，待在門外慢慢活動一會，然後才敢進屋。因為家裏等著我去生爐子煮飯，在外麵凍了半夜，耳朵鼻子都凍硬了，乍碰著熱，一冷一熱，不小心會生病。
除了練功，大哥還先後給我請了兩位老先生教戲，一位是楊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壽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國軍中的一個科班裏坐科，我的《滑油山》、《釣金龜》、《斷後龍袍》這些戲就是跟他學的。他因為在軍中生活過，所以又會操法，無論排兵布陣、交鋒對壘他都精通。這些學問對我以後在戲中設計兩軍對陣的開打和各種隊形的變化有很大幫助。他又會上牆，一丈多高的牆，他踩著人的肩膀一縱身就上去了。他的這身本領叫我著迷，跟著他我學會了不少東西。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沒有依仗，這時我跟著兩位老先生已學了有十幾出戲，不能老在家裏待著，沒辦法，隻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沒小米吃。杭州、蘇州是大地方，北京來的角兒除上海外，大多要去這兩個地方演唱。為了掙錢養家，我隻好去杭州搭班。
那時杭州城裏市麵冷落，城外拱宸橋一帶是英租界和日本租界，商業市麵都集中在那裏。杭州一共有四個戲館：天仙、榮華、陽春、福仙，我最初就是搭的天仙戲館的班子。
本來我的藝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慶和科班的老齊先生起的。他瞅我長得精神抖擻，挺有鬥性，又演的是武戲，才給起的這名字。這會兒我十三歲，人站在那兒，像個畫眉鳥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戲用這名兒便不怎麼合適，所以到了杭州大夥兒給我合計著另外起個藝名，研究來研究去有說叫“小菊仙”，我不喜歡。那會兒譚鑫培叫“小叫天”，我說我就叫“小小叫天”吧，我的意思是借著他的名兒，弄點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個人瞧不起我，在一旁冷笑說：“哼，你也配叫這名兒！”這一下把我說火了，我年少氣盛，和他當場頂起嘴來。為什麼我不能用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嗎？不光是繼承前輩的藝術，我還要自成一家，“蓋”過叫天，獨樹一幟呢。就這樣，我意氣用事地用上了“蓋叫天”這三個字。
在杭州，我頭一天的打炮戲是《天水關》，我飾孔明。第二天的戲是《翠屏山》，因為我有《昊天關》和《趙家樓》的武戲底子，所以戲裏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歡迎。第三天的戲是《斷後龍袍》。頭一二天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第三天唱下來就有好評了。到第四天，我演的是《十八扯》，戲中兄妹二人在磨房中，一麵磨粉，一麵唱各種曲調消遣，我飾妹妹一角，踩著，挺討人喜歡的。十三歲的小武生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而且不問老生、老旦、武生、花旦都能唱，所以幾天打炮戲唱下來，立刻就“紅”了。戲館給我七十元一月的包銀，這在當時已不少了。我娘在家等我掙錢買米下鍋，大哥等我掙錢治病，打這時候起，我就背起一家人的生活擔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