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民間學者傅國湧先生著的《筆底波瀾》，是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次細致梳理。傅先生是一位在杭州閉門讀書，做研究、寫文章的民間學者。雖然身不在廟堂，沒有在大學謀得一官半職，卻是一個地地道道做學問的學者，一個有良心的學者。他一方麵很勤勞地著書，發表文章，另一方麵潛心於研究問題。近代中國言論史，就是一部幾代知識分子以筆為槍抵抗強權的曆史。
沈藎、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以及那些連名字都已湮沒無聞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斑斑血跡使一部近代言論史總是籠罩著一種悲愴的氣氛。但懷抱言論報國理想的知識分子始終沒有停下手中的筆。從19世紀70年代起，王韜、梁啟超、魯迅、胡適、鄒韜奮、張季鸞、王芸生、傅斯年……他們用筆呼吸，以筆抗爭，一次次掀起“筆底波瀾”，書寫了言論史上一個個有聲有色的時代篇章。這幾年他很關心近一百年中國言論史的變化，這本《筆底波瀾》就是他的研究筆記。
一百多年前，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傳媒人怎樣把“傳媒要說真話”這個概念帶到中國並得以鞏固下來？這裏影響最大的人物是王韜，他是香港人的驕傲。
1874年2月4日，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循環日報》不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印刷的報紙，卻是第一份辦得成功的中文報紙。王韜辦《循環日報》是以英國《泰晤士報》為效仿對象，努力形成公正的輿論。十年間，他發表了近千篇評論，經常被同時代的報紙轉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二個影響最大的人物是梁啟超，梁啟超一個人的筆影響了一個時代的輿論傾向。他自己辦報紙，最有名的是1896年創辦的《時務報》，他還發表過一篇文章《論報館萬有益於國是》，認為辦報館是對國家有利益的。報紙等於象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報紙，“待以歲月，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
他在報紙上麵洋洋灑灑地寫評論文章，為什麼那麼多人偏偏就喜歡看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說出了老百姓想說的話。他很懂得了解時代的民情，當一個時代到了關鍵時刻，很多東西要變化，誰能夠把握那種求變的情緒並能用精妙的文字表達出來那就成功了，梁啟超正是如此。
1909年，一代書法大家於右任先生辦過一份報紙，叫《民呼日報》。他說：“夫報館者，固平民之代表也。《民呼日報》者，炎黃子孫之人權宣言書也，有世界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府；政府有保護人民之責，人民亦有監督政府之權。政府而不能保護其人民，則政府之資格失；人民而不能監督政府者，則人民之權利亡。”
晚清對於輿論有很多壓製，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傳媒人起來奮不顧身反抗。到了軍閥割據時期，大家日子過得更不好了。1921年的時候，中華全國報界聯合會第三屆大會致信給國務院，通令全國所有報章一起來捍衛言論自由。怎樣捍衛呢？根據臨時政府的約法，人民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北洋政府頒布了這些法，其實是限製上述自由的。於是當時全國報界聯合會就呼籲大家聯合抵製政府、批評政府。最後《大公報》出場了，這大概是現代中國史上最偉大的一份報紙。大公報有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不黨，就是不偏向任何一個黨派；不賣，就是不賣任何人情，更不接受任何商業利益；不私，不以報紙這個公信為私人用途，滿足私人的欲望；不盲，就是不盲目跟隨潮流。要做到這四點，實在不容易。到現在已經是一百年，我們中國做傳媒的人，有誰能認真想一想，有多少次、多少個人做到了呢？
第二十章《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對動物的溺愛折射了對人類世界的失望
可能遲早有一天我會吃素，因為我發現自己對動物的感情好像越來越深也越來越廣泛了。已經到達一個什麼地步呢？比如夏天我家裏麵有很多蚊子進來，明明咬得我滿身都是包，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舍不得打它們。有時候吃東西，不小心弄了些碎屑留在餐桌上，看到一群螞蟻來搬，我也不會把它們趕走，就靜靜地在那兒看著它們，直到它們把要搬的東西全部拿光為止。我們對動物的這種感情，甚至溺愛，是不是反過來說明了我們對人類世界的失望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是否表示我們對動物的感情其實隻是一種投射，與這些動物本身無關？不止如此，甚至我們對動物的這種單方麵的感情投射以及沉溺，更能夠說明我們仍然活在一個以我為本、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裏麵。關於這一點，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看看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這本書，作者是Donna Haraway（堂娜·哈拉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