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尚屬青年業餘作者走進陝西作協深宅大院的時候，韋昕已經是這個院裏資深的工作人員了，做著行政管理工作，也做過雜誌的文字編輯，後來又做黨政領導。我調來作協的二十多年裏，和韋昕進進出出同一個大門居同一幢住宅樓，抬頭見臉低頭見腳，當屬熟悉不過的人了。無論他做行政做編輯及至做領導，幾十年裏都在工作之餘勤奮地寫著小說和散文，說他是作家協會這樣的專業文學團體裏的業餘作家，不是幽默而是恰切。直到他工作到年齡額限從領導崗位退到二線，創作很自然地調換到主業位置，一篇篇小說連續不斷創作、發表、出版，尤以唐代曆史題材的小說引起了廣泛好評，其老到的藝術功力贏得作家和評論家的欽佩和敬重。有朋友甚至和我表示惋惜，如果韋昕從早年間就有以創作作為主業的條件，真不可估量現在會有怎樣卓越的文學建樹。盡管人的生活曆程生命軌跡容不得“如果”，然而韋昕仍然能保持今天甚為旺盛的創作狀態，足以告慰神聖著的文學情懷了。
我讀《繩套難解也得解》，首先感到一種毫不置疑的真實。既是藝術的真實，更是生活的真實。我之所以強調後者珍視後者，是有感於某些作品在藝術的名義下對生活所采取的隨心所欲的姿態，把對生活的虛擬和虛假，振振有詞地淹沒或張揚在所謂藝術的天花亂墜裏。我對《繩》的真實性的敏感，完全是文本閱讀過程中不斷引發的感動和感慨，這樣兼備著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的樸實文字，似乎好久都尋覓不到了。
《繩》寫的是韋昕“文革”中下放陝南山區農村的生活體驗。這部作品的生活背景，直麵的是“文革”過程裏最慘烈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進行的時候。除了最後一章沒有具體情節故事算做尾聲，前四章寫了發生在風雪公社何家梁大隊的四個案件，趙臭臭辱罵領袖案件，柱子偷公糧案件，順順子的偷情殺人案，賈進洲政治誣陷案。韋昕寫了這四個案件發生和破案的複雜而又曲折的過程，準確地再現了處於“文革”非常時期的鄉村社會的特殊氛圍特殊秩序，無序的社會結構裏的秩序。趙臭臭被人揭發辱罵過一句領袖畫像，被當做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賈進洲為泄私仇，潛入會計家裏用針刺紮領袖畫像的眼睛後再去報案，企圖以當時最嚴厲懲治打擊的反革命罪致會計於死地。這兩樁案件，隻會發生在“文革”時期。或者反過來說，這兩樁令今天的人們覺得荒唐、滑稽到不可思議的事件的發生，正是非正常的“文革”時期特殊的社會現象。這兩樁被看做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在政權機關的判斷自不必說，在更廣泛的群眾思想意識裏的普遍性判斷，恰切地透視出整個社會的生活氛圍，即使在窮鄉僻壤的農民，心理結構心理秩序也錯亂了，正是無序的社會秩序的典型體現。即使柱子偷公糧和順順子偷情殺人，這些本屬於刑事性質的案件，在發生和處理的過程中，也彌漫著“文革”時期特有的社會氣氛。韋昕選擇的這四個故事，展示出最偏僻最貧窮的山區鄉村“文革”時期的生活圖景，給我以不容置疑的真實。
這四個案件的破案過程，沒有公檢法參與，全部是公社（即現在的鄉鎮）和大隊（即現今的村委會）的幹部完成的，嘲笑那時的法製的合理性已無實際意義，我們當時的社會現象就是那樣，況且業已揭過這一頁了。我甚為感佩的是，韋昕既是典型地又是生活化地寫出了那種社會形態下基層幹部處事的方式，生動裏的真實，真實裏的生動。生活細節的真實，有各個人物舉止行為的個性特點，也有語言行為的獨特性，這裏往往可以鑒別從生活體驗而得，還是隨心所欲以概念和印象編出種種莫名其妙的舉止行為和話語，一部作品的基礎和底蘊也就截然分明了。然而，還有更緊要的一點，即不同時代的人的思維方式思維特點，更是從內質裏決定著一個特定時代的人物的真實性。尤其在我們改革開放前和之後截然不同的思維理念所形成的社會生活景象，僅僅不足30年，卻讓人有恍若隔世之感。石主任雷社長和“我”，他們都呈現著上世紀70年代初的思維理念，遵循當時的政治思想和判斷是非的標準。他們沒有一個能跳出荒謬而獨逞高明，而是遵循時代共有的理念進行著自己的思維和判斷，真實準確地展示著那個時代的生活運動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