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我的職責抓著蔬菜生產和養豬，以及正在施工的一條灌渠工程。劍銘說他聽到某些閑話，顯然是傳言，說他很不放心，又不摸虛實，便叫上李佩芝來看望我。我此時此刻的感動，遠不是他給《陝西文藝》推薦稿子那種層麵上的意蘊了。我感到了一種溫暖。我充分感受到陷入尷尬之境時得到的溫暖是何等珍貴的溫暖。其實任何安慰或開脫的話都不必說，單是此時此地的這個行為就足以使我感到溫暖了。我那一刻的感覺隻有一點，在這個紛紛攘攘的世界上，有徐、李兩位文學朋友還關心著我的興亡，在感到溫暖的同時，心裏也漲起力量了。已經錯過了機關吃飯時間，公社（鄉）所在地連一家食堂也沒有，隻有一家供銷合作社，我執意買下兩斤點心，那一刻竟是打爛賬的豪勇，決不能讓兩位送溫暖的貴人餓肚子踩自行車運動幾十裏回城。今天的人也許以為矯情，需知那時候我月薪39元養著一家5口，平日裏是捏著鋼蹦兒過日子的，身上不名一文是正常狀態。大約是這年冬天或次年（1978）早春，劍銘又約了西安幾位文學朋友到我原下的家裏。我當時剛剛接手家鄉灞河河堤工程的副總指揮，難得有一個休假的禮拜，家庭經濟也仍然維持在39元月薪的水平，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城裏貴賓，就緊張就發窘了。傾其所有貯備，隻能是一碟生蘿卜絲作涼菜，一盤蘿卜條和白菜燴熬的熱菜，主食則是幹麵。朋友們都知道我的家境，來時就帶著白酒，喝著諞著，倒也盡情盡性。那時候的社會主題和民間話語，都是笑罵“四人幫”，很自然地以各自的觀察和猜測設想未來中國的可能性變化，時有爭議。這些朋友在西安城裏的某個角落，都有一個社會角色，工人，公園雜工，街道辦幹部等等，許多年來因為一個文學的共同興趣聯結在一起，此時最關注的當然是文藝政策放寬放鬆的尺碼。放鬆放寬是共同的肯定的看法，而在尺碼上卻很難把握。這次聚會發生過一個細節，劍銘把一張稿酬彙款單據給我的農民夫人驗示了，依此證明稿費要恢複了。無需解釋的言下之意，稿酬一旦恢複，你的日子就會好過了，這個家庭的困窘和拮據就會改善了。我隱約記得那張稿酬單上的彙款額不過十幾塊錢，那時卻是一個令人目眩到不敢相信的數字。我也在心裏盤算著，相當於當時增加三級工資的這筆“外快”，一旦注入家庭經濟，我起碼可以不讓來訪的朋友自帶白酒了。
大約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當代文學以摧枯拉朽之勢衝決極“左”的文藝桎梏，真是讓新老作家經曆了一場曆史性的大釋放和大暢美！想到僅僅三四年前在原下老家聚會的時代，似乎跨越了從猿到人的漫長曆程。我那時住在灞橋古鎮上，反倒沒有了吟哦灞橋如雪柳絮的怡情，更無法體驗驗證古人折柳相送的悲淒，我被撲麵而來的大解放的生活潮流掀動著，把我的生活感受訴諸文字。我已經有一篇短篇小說獲取全國獎。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剛剛印刷出來。我感覺自己已經進入生命的最佳軌道，即自幼傾情文學雖經受種種挫折而仍不能改移的這個興趣。忽一日，劍銘來到我的住所，自然相見甚歡：閑聊中，劍銘說，咱們那一幫文學哥們中，你老哥這幾年成績最顯著了。借著這個話頭兒，我也說出我對他的一點建議來，減少或者不參與某些廠礦的文化活動和屬於好人好事的報告文學寫作，以便集中精力去寫屬於文學意義上的作品。我的這個意見其實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和原來那些如他稱為哥們的文學朋友遇到一起時，哥們似乎都有點惋惜，按劍銘的才氣和智慧，對於文學的敏銳和不俗的文學功底，對城市深刻的體驗和個人經曆的豐富，早就應該出大的創作成果了，早就應該是文學複興最先躍上文壇的新星了。哥們常常帶著遺憾議論，所能找到的原因便是我上述的那點事。出於對文學創作的理解，我漸漸形成一種個人戒律，不給別人開藥方，不對無論生人或熟人的寫作說“你應該怎樣又不應該怎樣”的話。我此前也與劍銘多次相遇，都不敢說，今天終於說出來，最基本的一點，也是想到按他的天分和現有的文學裝備，理應出大成果，便有遺憾和損失的心理。劍銘笑笑說，這一點自己早意識到了，隻是心腸太軟，架不住朋友的熱情邀請，也不忍心讓那些過去的工人朋友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