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台灣“眷村”爆紅，還形成文化現象，表演工作坊更把“寶島一村”舞台劇演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時之間仿佛台灣的外省人都與眷村攀上關係，這讓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偉忠先生的營銷能力之外，也激發了講講我所知道的台灣“外省人”故事。
和王偉忠一樣，在生長的環境中，我透過父母的社交圈認識很多台灣“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著頭想，也想不出哪個叔叔或伯伯，家是住在眷村裏的，更談不上跟著父母去眷村串門子了。我自己倒是因為結交過眷村裏的小朋友，進去過眷村。造訪那種有圍牆和衛兵的“軍區大院”，對我這個牆外的“外省人”來說，當年也是很神秘和刺激的。
一九四九年到台灣來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的軍人，可是也有“純難民”，他們是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太多淵源或理念交集的民眾，用眷村的說法，是一群“老百姓”。他們中直接遷移到世界各地，變身“華僑”的是姓孔宋的少數，很多過了羅湖橋到香港受英國人的庇護，有一些就去了台灣。除了不是跟著部隊開拔，他們到台灣的理由林林總總，也許是給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機會，也許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時辰，被斷了歸鄉路的（我就認識這麼一位到台灣來度假的長輩）。
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這麼個“非主流”群體。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博學的大儒，也有之無不識的文盲，有顯貴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鄉，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調、其他省份的因為國共內戰而流浪到台灣的外省人。
我沒有統計數字佐證，我隻能猜想他們是一個很小的樣本池。
可是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和我所認識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調。
那個時候，台灣最大的雇主應該是政府，這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中有文憑的，不管喜不喜歡國民黨，為稻粱謀，很多都進了公家機構做了公務員，不過他們一般比較喜歡教書，因為當公務員好像一定要入黨，可能有違他們的初衷；教書的自由度相對比較大，可是常要公開講話，哪怕麵對純潔的學生，多說話還是個危險的職業。
我的創作開始在報章雜誌發表時，我的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雖然得意女兒名字因好事見報，卻又怕我胡編瞎寫惹上文字獄一類的麻煩。有一陣子我忽然對老兵感到興趣，打算寫一係列他們的故事，才寫了第一個短篇，有雜誌約稿，就交了出去。主編是位前輩，特為找了我去，告訴我退伍軍人的題材不要寫，把稿子當麵退了。我回家罵罵咧咧，覺得老人家想得太多，我的父母聽說卻差點沒去函致謝，覺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時候對一些事有記憶，向父母求證，問他們：“你們那天晚上說過什麼什麼？”他們就斥我是“做夢”。最後我也分不清自己腦子裏那些片斷的印象，是夢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學就開始編故事、寫小說自娛了。
真正記得，可以印證我這個外省家庭與別人不同的時候，我已經念高中了。因為在學校積極參加文藝活動算個活躍分子，教官要我入黨，如果沒記錯，幾位同學還一起跟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李煥座談，搞一場小菁英入黨的戲碼。當年高中生加入國民黨真是一件小事，卻驚動了我的父母。他們認真地討論要怎樣婉拒才能麵麵俱到，不至於影響我的前途。我大不以為然，不入就不入，講一聲就是了，國民黨哪有那麼不講理？我爸爸把我臭罵一頓，內容完全忘記了，隻記得他氣急敗壞地對我媽媽說：“你看她被洗腦了！”最後我被逼得灰頭土臉地去跟教官說，父母說入黨是“大人之事”，我還“未成年”。
比較戲劇性的一次，是一九七五年以後我已經得了《聯合報》小說獎開始發表小說，不知道是什麼公家單位邀請青年作家餐敘，我應邀前往，席間被安排坐在主任某將軍的旁邊，回家後自然要被父母盤查細節。我敘事的時候沒有直呼其名，而是照著被介紹時的稱呼，叫主人官銜“某將軍”，我爸爸很不屑地說：“什麼將軍？幫別人養私生子的裁縫，也是上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