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袁剛的信，我兩天沒去班上上課，我把自己關在寢室裏，將思緒往回翻，在大腦裏仔細審視袁剛。在此之前的三年多時間裏，我除了知道他和我是蘭州老鄉，出生在一個家境貧寒的工人家庭之外，從未認真地留意過他。而這個貌不出眾沉默寡言的袁剛竟然出手不凡。袁剛見我的座位空了，在食堂也不見蹤影，便將一日三餐端到我的麵前。他把手放到我的額頭上問我是不是病了，哪兒不舒服，要不要去醫院。他憐愛的眼神像冬日裏的陽光暖遍了我的全身，嚐夠了冷漠的我一下子投入他的懷抱。畢業時，我聽從他的意願放棄了留在杭州的機會，跟隨他回到蘭州。袁剛被分配在某企業機關，我則進了電台做編輯。
婚後，袁剛像嗬護天使一般地嗬護我，可是我漸漸地發現袁剛對我的愛很特殊，他愛得霸氣、自私、狹隘，後來的一切證明，那是種在畸形心理作用下的畸形的愛。他盡其所能為我買許多的服裝，然後帶著我去他的同事朋友中間炫耀。我一向很淡泊，對此極為反感，我寧願一個人呆在家裏看書或寫點什麼，於是，我就拒絕他，他就悶悶地和我賭氣。他似乎很習慣安安穩穩的機關工作，他悠閑自在不思進取，種種小市民的劣性暴露無遺，我對他特別失望。但是，我們從不爭吵，一直打著冷戰，互不理睬，我們彼此都清楚，誰也說服不了誰。可我又不能否認他是愛我的，於是，我試圖去發現他身上的優點，可是他卻越來越讓我無法理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竟然開始跟蹤盯梢我，我不能和異性說話，不能和異性走在一起，下班不能晚回家，否則便是無休止的盤問。我被他搞得焦頭爛額沒精打采，工作屢屢失誤。我終於提出離婚，袁剛一聽就跪在我麵前，他說他的本意並不是想傷害我，他完全是出於一種深得不能再深的愛，他不能失去我。望著他一臉哀求的表情，我頓生憐意。我想，也許婚姻就是這樣吧，需要經受現實的考驗。既然走進了這座圍城，就要準備大量的忍耐、無限的細心，也要準備許多的方法，以便糾正走錯的方向。
我試著寬容他理解他，盡可能多地陪伴他，可是我畢竟得工作。沒過多久，袁剛說，隻要我一離開他，他就有種不安全感，他仍然時時擔心我被別人從他身邊奪走。我想他一定是有了心理疾病，我建議他去看心理醫生，可他死活不承認。他開始酗酒，然後借題發揮旁敲側擊，上床後則對我進行無休止的折磨，他先是仔細檢查我的隱秘部位是否有什麼異樣，然後就是長時間瘋狂地摧殘，我終於被他激怒了。如果說袁剛的愛是真愛的話，那麼這份愛我實在承受不起，這和我原來期待的愛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協議離婚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向法院起訴離婚。袁剛知道這一次是無法挽回了，因為他最了解我的性格。他說：“我隻求你一件事，判決書下來之前咱們不要分居，你再陪我幾天，行嗎？”我答應了他。這段等待離婚的日子裏，我們竟出奇地恩愛出奇地和諧，袁剛做得恰到好處，我們的配合如魚得水。可是激情過後，我隱隱地有種不安的預感，但我又說不清那是什麼。
一個星期後的一天，袁剛竟然一夜未歸，這是我們結婚近兩年從未有過的事。第二天我剛上班，袁剛單位來電話要我速去，我立刻意識到，袁剛一定是出事了。
我到了那裏，袁剛已被人們從吊在暖氣管的繩子上解下來了。他很安詳，就像平時熟睡一樣。我們終於沒有離成婚，而是以這樣的方式分開了。那時是1992年8月。
讓風帶走我心底的痛
身心俱傷中，我萌發了出去旅遊的想法，我想遠離人群，忘記過去的人和事，靜下來一個人舔一舔傷口。台裏給了我一個月的假。
我帶上相機，背起簡單的行囊，獨自去了向往已久的敦煌和西藏。我在雪山腳下流連，在日光城裏沐浴，在茫茫戈壁灘上徘徊。西藏的純淨大氣、敦煌的蒼涼厚重，既給了我飛揚的靈感，又激發了我對生活的無限熱情和對生命的深層思考。
這次遠行使我懂得了什麼是高遠，什麼是博大，什麼是寬厚，什麼是坦然。可以說，沒有這次西部之行，就不會有今天成為優秀主持人的淩寒。
一個月後我回到蘭州，帶回了10卷精美照片、兩大本旅遊日記，還有一顆被大自然修補一新的心。我的心底湧動起不可遏製的激情，我重新拿起了寫作這支筆，我的詩歌和散文作品頻頻見諸報端，我在台裏的工作也好評如潮。我終於從沼澤地中走了出來，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充實。
1994年元旦，市裏三家報刊雜誌社聯合舉辦了一次大型作者筆會及迎新春聯誼會，就在這次筆會上我結識了一家詩歌雜誌的編輯魏風。其實，我和魏風應該是老相識，他這片“綠葉”托起了我這朵“紅花”，所以，盡管初次謀麵，彼此卻並不陌生。隻是我覺得他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樣。三十七歲的他極具有成熟男人的魅力。最打動我的是他的沉穩淡泊和略帶憂鬱的詩人氣質，魏風則說他十分欣賞我的靈氣和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