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誌清
一、姻緣路上
民國六十五年中秋節寫“蔣曉雲的小說”那篇評文時，朱西寧僅看過了她已發表的五篇（《隨緣》《宜室宜家》《驚喜》《掉傘天》《口角春風》），但即毫無猶疑地肯定她為張愛玲、潘人木之後“無人可及”的言情小說家，盛讚其語言之“清麗閃爍”與其行文思路之“交織綿密和靈活暢捷”（《聯合報六五年度小說獎作品集》，頁三五七至三五八）。翌年八月，我身為《聯合報》小說獎的評選委員，讀了三十篇入圍作品後，也毫無猶疑地圈選蔣曉雲《樂山行》為首獎小說，因為憑其技巧之圓熟，文筆之細致，其他二十九位作者都不能同她相比的。去秋朱西寧同我同為《聯合報》中篇小說獎評選委員，決選首獎作品為蔣曉雲的《姻緣路》。四年之中，蔣曉雲連拿了兩個二獎（一九七六年首獎從缺，《掉傘天》二獎；一九七七年首獎小說為小野的《封殺》，《樂山行》二獎），一個首獎，實在表示她是年輕小說家間最優秀的一位。近年來彭歌、林海音在文章裏談起新興小說家來，給他們提名嘉許的也就是蔣曉雲一人。
當然，年輕的小說作者這樣多，硬要憑他們四五年以來發表的作品來評定其高下，是大可不必的：凡是認真寫作而具有才華的青年人我們都得鼓勵。有些人早熟，有些人晚熟，那些晚熟的作者，假如一開頭就遭受較苛的批評，很可能他們就退出文壇，不再發表作品了。蔣曉雲無疑是位早熟的小說家，她的處女作《隨緣》發表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號《幼獅文藝》，比起張愛玲《傳奇》裏那幾篇喜劇型的短篇來，真的並無愧色，怪不得朱西寧初讀蔣曉雲的小說，一定要問她是否受了張愛玲的影響。陳若曦大學時期所寫的小說遠比不上“隨緣”。連白先勇早期的作品，除了《玉卿嫂》特別出色外，大半也是不成熟的；二十七歲後他才寫出一篇篇的精品來。蔣曉雲能在二十出頭寫出《隨緣》《宜室宜家》這類作品，實在表示她天分高，有那種小說家觀察人世特具的智慧。
蔣曉雲雖然拿了三個獎，據我知，她的第一本小說集《隨緣》（皇冠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初版）銷路並不太好。這幾年來台灣流行鄉土文學，好多批評家強調“社會惠識”，宋澤萊這樣的新興作家特別受到重視。宋澤萊的作品我看得太少，不便置評，但他作品產量之多，確實令我咋舌。相比起來，蔣曉雲算是言情小說家，朱西寧說得很對，“甚易給人歸入所謂‘鴛鴦蝴蝶派’，或敬重些的視她做‘張（愛玲）派’”。我為《樂山行》寫評，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喜劇性的短篇小說，寫的人較少，也不易受人重視，看來好像主題不夠嚴肅，關注的人生問題不夠重要。”（“正襟危坐讀小說”，見《新文學的傳統》，頁二六二）。偏偏《隨緣》之後，蔣曉雲又出了本集子，取名《姻緣路》，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她對婚姻問題特別感興趣，不論她是“張派”還是“鴛蝶派”，她對人生的關注麵太狹小了。
當然，到了今天，蔣曉雲早已不是專寫當代台北知識青年間的愛情糾紛和婚姻問題的小說家了。《隨緣》集了五篇此類小說，較後寫的另外四篇都不是。《姻緣路》收了此類小說僅兩篇，另外五篇寫的是老幼貧苦、歡聚悲別多方麵的人生。但蔣曉雲寫的言情小說，自有其卓越的成就，本文第一節不妨先討論此類作品。
在民國六十年代我們讀到了不少正視青年問題的短篇小說，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張係國《地》，林懷民《蟬》為其尤著者。那些小說裏的青年，不管誌氣如何消沉，生活如何腐敗，多半以理想主義者自居。因為曾有過理想，他們更有資格對社會現狀表示不滿。
蔣曉雲筆下的知識青年，可說是沒有理想的一代。他們是在非常現實的世俗社會裏長大的，隻關注自己的事業和幸福，不談國家大事，對社會問題也毫無興趣。女的以婚姻為其追求的目標：有了丈夫有了家，才能篤篤定定做人。男的也有些想結婚的，但大半事業心重，覺得胼手胝足找個伴共同奮鬥太吃力，不如遲幾年混出名堂後再討個年輕美貌的太太更好。也有些人當慣了單身漢，更無意拋棄自由自在的日子去換個老婆。《隨緣》裏一個配角羅傑，女友安美玲跟別人結婚了，毫不在乎地對他一個女同事說：
“誰不要誰？安美玲不要我？你想想看，我二十四五歲，娶個老婆也二十四五歲，我再逍遙個七八年，娶個老婆還是二十四五歲。她是不願意等呀？告訴你，她是不敢等，過個三五年，我不要她，她怎麼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