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能作為和成就的最高極限，無法逾越自我。人愈能發現自己原本是一切快樂的源泉，愈能做到這一點，就愈能使自己幸福。所以，亞裏士多德講過這樣一條偉大真理：“知足者常樂”。所有其他的幸福來源，在其本質上是不確定不可靠的，它們都猶如過眼雲煙，隨機緣而定；所以，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也可能輕易消失，這原來就是無法避免的事情。當人到老年，這些幸福之源也就必然枯竭，到這個時候所謂愛情、才智、旅行欲，甚至社交能力都遠離我們了，那可怕的死亡更奪走我們的親人和友人——當這樣的時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為惟有自己才是長久伴隨我們的，在人生的各個階段裏，自己是惟一真正和持久幸福的源泉。
在充滿悲慘與痛苦的世界中，我們究競能求得什麼呢？每個人到頭來除了自己外都是一無所得！人一旦想逃避悲慘與痛苦，又難免落入到“厭倦”的魔掌中，況且在這世界裏，又常是惡人得勢，愚聲震天。各人的命運是殘酷的。而整個的人類也原是可憫的。世界既然如此，也惟有內在豐富的人才是幸福的。缺乏內在生命的人，其悲慘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所以，世上命運好的人，無疑地，是指那些具備天賦才情，有豐富個性的人。這種人的生活，雖然不一定是光輝燦爛的生活，但卻是最幸福的生活。
人要獲得獨立自主和閑暇，必須自願節製欲望，隨時養神養性，更須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縛，這樣人就不致為了功名利祿，或為了博取同胞的喜愛和歡呼，而犧牲自己來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決不會如此做的，而必然會聽從荷瑞思的訓示。荷瑞思說：“世上最大的傻子是為了外在而犧牲內在，以及為了光彩、地位、壯觀、頭銜和榮譽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閑暇和自己的獨立。”
人類生而具有與困難搏鬥的力量，一旦困難消失，搏鬥也就終止，這些力量便無處使用，力量反而變成為生命的一種負擔；這時，為了免受厭倦的痛苦，人還需發動自己的力量，同時運用自己的力量。
日常生活裏，一旦沒有了激情來刺激，便會使人感到沉悶、厭煩、乏味，有了激情，生活又變得痛苦不堪。惟有上天賦有過多才智的人是幸福的，因為這能夠使他們過理智的生活，過無痛苦的趣味橫生的生活。隻有閑暇自身而無理智，那是很不夠的，必須有實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於意誌的作用而求助於理智；正如色勒卡所說：無知者的閑暇莫過於死亡，等於生存的墳墓。
一般人將其一生幸福，寄托於外界事物上，或是財產、地位、愛妻和子女，或是友人、社會等等，一旦失去他們，或是他們令他失望，他的幸福根基也就毀壞了。對於睿智之士來說，與天才相比，雖沒有顯著的才華，但比一般人又聰慧得多。他們愛好藝術但又不精通，也研究幾門無關緊要的學科，當外界的幸福之源耗竭或不再能滿足他時，也頗能讀書自娛。這種人的重心可說部分在自己身上。惟有具備極高的睿智力，也就是另一種人——天才，才能對知識抱有強烈的求知欲，它能投入全部的時間和所有的精力，力圖陳述他獨特的觀念，或用詩、或以哲學來表達它對生命的看法。這類人把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他們隻要有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無所謂。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人的本性
按語：
每個人對他人的基本傾向，在品性上被設定為要麼是妒忌，要麼是同情，正是由此出發導致了最初的人類道德的善與惡的分道揚鑣。
在康德道德原理的諸種形式中，最流行的一個是“人的尊嚴”。對這一學說的荒謬性，在《道德基礎》一文中對其進行了揭露。所以，在此我隻想說：如果有人問，所謂人的尊嚴基礎是什麼，那麼答案是，它是基於人的道德。
尊嚴這個觀念，隻能在一種諷刺意義下，用在一種像人類這樣具有罪惡意誌，有限智力而體質柔弱的東西身上。倘使人的觀念是一種罪行，人的誕生是一種懲罰，人的生命是一種苦役，人的死亡是一種必然的話，人有什麼地方值得驕傲呢!
因此，當你與人接觸時，不論這個人是誰，都不要根據他的價值和尊嚴對他作客觀的評價。不要考慮他邪惡的意誌，也不要考慮他偏狹的理智和荒謬的觀念；因為前者容易使你對他產生憎恨，後者則容易使你輕視他。因此，你應當去關注他的遭遇、他的需要、他的焦慮和他的苦痛。如此，你就能常常感到和他息息相關，你的惻隱之心也會油然而生。惟有這種同情憐憫，才是福音所要求於我們的安寧。抵製憎恨和蔑視的方式，當然不是尋求人的尊嚴，相反的，而是把他當作憐憫的對象。
關於道德和形而上學問題方麵，佛教徒持有較深刻的見解，由這種見解出發，他們的思想肇始於人性原惡，而非起源於人性原善，因為德行的出現，隻是作為罪惡的相反事物或否定。根據修密德《東方蒙古史》中的看法，認為佛教所謂的根本罪惡有四：欲望、怠惰、嗔怒和貪欲。但是，我們也許會以驕傲代替怠惰；這裏，將嫉妒或憎恨當作第五種罪惡。為何要這樣?因為此種做法符合回教中信奉禁欲主義者的看法。回教中信奉禁欲主義派，當然，是受婆羅門教和佛教影響的。這派也認為有四種根本罪惡，他們把四種罪惡配成兩對，因此，欲望和貪欲相連，嗔怒和驕傲相連。與此相反的四種根本德行則是貞潔與寬大以及仁慈與謙遜。
當我們將東方國家所奉行的這些道德觀念，與柏拉圖一再述說的主要德行——正義、勇敢、自製和智慧——比較一下，我們就了解了，後者並非基於一些膚淺甚至顯然錯誤的理由而選擇的。德行應該是意誌的性質，而智慧則主要是理智的屬性。
每個人對別人的基本傾向，在品性上被定為要麼是妒忌，要麼是同情，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人類的美德和惡德。每個人都存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對立性質，因為這些性質產生於人在自己命運和他人命運之間所作的無可避免的比較。依這種比較結果對他個性的影響如何，決定他采取哪一種性質作為自己行動的原則。嫉妒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道堅厚的牆；同情則使這道牆變鬆變薄，有時候，甚至徹底把它推倒；於是，自我與非我之間的區別便消失了。
曾經被視為德行的勇猛，對現代人來說，勇敢已不再是一種德行，但不管怎麼說，膽量可以解釋為在某個時刻遭遇威脅或災禍的一種快速反應，以避免在將來遭受更大災難，而懦弱恰恰相反。膽量的此種迅疾反應的性質與忍耐一樣，因為忍耐包含在某種清醒的意識中——即未來的災禍遠比當前的災禍更為險惡，假若為逃避或對抗這些災禍而采取任何粗野而冒失的舉動，隻會給我們帶來另外一些更多的災難。因此，勇敢將是一種堅忍；同時，由於它使我們忍耐和自製，所以，透過堅忍的媒介，勇敢至少接近德行。
如同勇敢在美德中的地位還是一個值得懷疑的觀念，貪欲在惡德中的地位同樣也值得研究。不過一定不能把它與貪婪混為一談，貪欲最為直接的意旨是拉丁詞avaritia。讓我們接下來描述和考察一下相關貪欲的造成與反對的論證吧，並把最終的判斷留給每個人自己來做出。
一方麵的論證是，貪欲並不是一種惡德，隻有它的對立麵奢侈才是一種惡德。奢侈來源於當下瞬間的一種肉欲的要求，建立在一種錯覺上麵，認為感官的享樂具有一種積極的或真實的價值。因此，將來的貧乏和不幸是浪費者換取空虛、短暫以及僅為想象中逸樂的代價；或養成他對那些暗中譏笑自己的寄生者卑躬屈膝的得意的無意義和愚魯的自負，或對群眾的注視和那些羨慕他富麗堂皇者的自負。因此，我們應該避開浪費者，就當他患了鼠疫一樣，同時，在發現他的惡德以後，及早和他斷絕來往，免得將來因浪費而帶來的結果來臨時，還要替他承擔責任。
與此同時，我們不要希望那愚笨地浪費自己財產的人，有機會保管別人財產時不會動用別人的財產，因為奢侈浪費會帶來貧窮，貧窮會導致犯罪。《可蘭經》上記載：“一切浪費都是‘撒旦的兄弟’”，這句話是相當合理的。
另一方麵的論證是：貪欲是一切惡德的根源。當肉體的快樂引誘一個人偏離正道時，他的欲望——他身上所包含的動物性部分——該負責任。它的吸引力深深地影響他，使他屈服於當下的印象，他的行為根本不考慮後果。可是，相反的，當他因年老或體弱而達到一種境況，這時，他過去戒絕不了的惡德，現在自動離他而去，追求肉體快樂的能力也沒有了——如果他這時轉向貪欲，則心智上的欲望比感官上的欲望，保留的時間久。金錢，代表著這個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它是這些美好事物的化身，現在卻化成一具幹屍，隨著欲望之火的灰飛煙滅，而在不斷生長、膨脹，並成為利己主義的象征。現在，在對金錢的熱愛中，他們重新變得生機勃勃、精神煥發。感官上短暫的快樂，已變成對金錢的深思熟慮的貪求，這種對金錢的貪求，像貪求金錢所表示的目的物一樣，在性質上是象征性的，也是無法消滅的。
這種對現世快樂的持久的貪欲——似乎是一種經過長久時間以後便自動失去的貪欲；這種根深蒂固的罪惡，這種肉體上高尚文雅的欲望，是集一切欲望的抽象形式，一切欲望對這抽象形式的關係，就像特殊事物對普遍觀念的關係。所以，貪欲是老年人的惡德，正如奢侈浪費是年輕人的惡德一樣。
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會一次又一次地感覺到道德的低落和心智的無能，是彼此密切相關的，事實上，情形並非如此。那隻是由於我們時常發現兩者在一起，而環境也需要我們拿兩者之一的經常出現來加以解釋，因此，我們很容易看到，兩者不得不出現在一起。同時，兩者又彼此互利。一個無知的人極有可能表現出他背信棄義、陰險狡詐的嘴臉；相反，聰明的人卻知道該如何掩飾這些特質。在另一方麵，一個心腸惡毒的人又在時常地使人遠離真理，而人的理智是完全有能力掌握真理的!
事實上，每個人，在本性上，也都有某種邪惡的一麵。即使最高尚的性格，有時候，也會因其墮落、腐敗的特性而使我們感到吃驚，好像它和人類是密切相關似的。
一個人在一生當中應盡早地知道生活的真諦，自己置身的世界原是一個偽裝的世界，就像一場化裝舞會，通過它，人才能發現自我。否則，生活中發生的許多事情，你就不會了解，但又不得不容忍它們，甚至對他們完全感到迷惑。
不止於此，我們還要做更為認真的反省，還要記錄下更為醜陋的蠢事。從本質上講，人是野蠻的，是一個殘忍恐怖的野獸。成百上千的記載，無論是曆史上的還是現實中的，已經舉出確鑿的明證，就其殘忍狂暴的本性而言，人一點也不比老虎和土狼差。
這些記載，無疑寫下了人性罪惡史上最黑暗的篇章。然而，當人們都以為這隻不過是人的內在的天賦秉性時，人的這種劣根性也就成了泛神論者崇尚的神聖美德，仿佛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應由此源源不斷產生出來。在每個人身上所具有的，首先是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這種自我中心主義以最大的自由突破公理和正義的約束，像日常生活中小規模表示的以及曆史上各時期大規模表示一樣。對歐洲勢力均衡的公認需要以及保存這種均衡的急切情形，不是證明了人是殘忍的野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