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練兵有術，恪守仁禮12
唯才是用
張居正在明中葉所進行的這場起衰振隳的改革，廣及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這個浩大的社會工程，需要一批有能力的人才，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作為這場變革的設計者、發動者、組織實施者，張居正以國家的最高權力作為依托，選拔和任用了一批各有所長的人才，使他們在富國強兵的大業中，在不同的領域內，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建樹，從而在整體上保證了張居正改革大業的成功。
首先，張居正對選才用人始終都非常重視。他認為，選拔和任用才能之士，是治理好國家的一項關鍵性工作，在國家疲敝已久、百廢待興之時，人才顯得尤其重要。所以他在當國期間，對這一工作始終不懈，投入了極大的精力。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高拱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張居正成為受益者。六月十九日，神宗第一次召見張居正，張居正便提出，“親賢”為君道之光。隨後，張居正上《謝召見疏》，在疏中又提出：“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萬曆二年(1574)，張居正為使皇帝了解天下疆域及諸司職務，命吏都尚書張瀚和兵部尚書譚綸，備查北京、南京及在外的文武職官。凡府部以下、知府以上者，將其姓名、籍貫、出身、資格等，造一座禦屏，禦屏的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均為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吏部和兵部將升遷、調改各官，開列出來，送呈內閣，內閣令中書官寫換一遍，禦屏放置於講讀的文華殿後，以便皇帝經常省覽。如果某衙門出缺某官，該部推薦某人，其人情況便可從禦屏上一目了然。或者某個地方有事，該地方官員情況，亦可從禦屏中了解到。這樣做，一來可以使小皇帝掌握和熟悉官員的情況，另一方麵，也使各衙門官員知道，自己的名字，所行之事均在皇帝的監視之下，使之兢兢業業千職守，自勵求進，不敢胡作非為。張居正作為神宗的老師，把用人作為重要的內容，教授給12歲的皇帝。
其次，張居正製定了人才的選拔標準。
張居正認為，國家選拔人才，要使之居官治事，因而政績是選拔人才的標準。選拔官員，不是看他是否是文學之士，詩詞歌賦作得是否優美，而是看他能否為國家辦實事。稱人之才，一定要試之以事，任之以事，最後考察其成績，其才可用，雖卑微者必擢而用之，其本無才，亦不可因其名高一時而委以重任，“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
根據這一選才標準，張居正又確定了六條選拔人才的原則。第一是“毋徒眩於聲名”，即不為虛名所迷惑，而重其實才與政績；第二是“毋盡拘於資格”，不為資曆和資格所限，注意選拔有生氣和有實際才幹的人；第三是“毋搖之以毀譽”，即不輕聖易地被浮言眾議所左右，而忽略了有才幹的人；第四是“毋雜之以愛憎”，即不摻雜個人愛惡的情感，從公而論；第五是“毋以一事概其生平”，即不以一時一事的成敗評判一個人；第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即不因一個過錯而全盤否定一個人。根據這些原則，他對當時選拔人才方麵存在的種種不正常現象進行了批評，“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
同時，張居正對於當時選才獨重進士的作法，也加以糾正。明朝的仕途有三條途徑，一為進士，二為舉人、貢生，三為吏員。其中以進士出身的人最受重視，故各衙門長官多為進士出身，而舉人、貢生則受到輕視，吏員的進取更為艱難。張居正感到，這對於人才的選拔、任用及激勵都不利，所以，在萬曆三年(1575年)，他命各省巡撫和巡按禦史，對於官員的賢能與否，不論其出身，一律以政績、才能為標準進行考察，不得偏重進士出身的人。這既是對吏治的整肅，也是對人才的愛護。
小吏黃清有才具，張居正破格將其提拔為三品太仆寺卿。
王世貞與張居正為同年進士，是當時文壇上的名士。據說他一心想做尚書，所以主動與張居正結好，又為其父母作壽序，但是在張居正看來，詩詞歌賦不能夠濟世安民，所以他一直不曾重用王世貞。王世貞對此耿耿於懷，日後為張居正作傳時，多有貶詞。汪道昆也是當時的文壇名士，官至兵都侍郎，亦為張居正的同年。他經手的一筆軍餉，有很大出入，遭到彈劾，汪道昆寫了優美的散文加以解釋，引起了張居正極大的反感，汪道昆便隻能致仕歸鄉了。
張居正當國時，廣納賢才，多方取士。當然，對於那些威脅到自己地位的人，對於排斥自己、反對改革的政敵，張居正是不能容忍的。除此之外，在用人方麵，張居正確實表現出一個有才幹的組織家的宏大氣度。
張居正遵循自己的用人原則，選才用人不分親疏、派係。“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高拱去位後，人多以為張居正對高拱所提拔重用之人，必然斥之不用。當時對高拱引進的一些人，人們不免有種種議論和推測，這似乎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理，也是封建王朝中司空見慣的作法，在張居正之前，不乏其事：高拱在位時，對異己便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而在張居正故去之後，他所重用的人，很多都以黨同張居正被罷黜。但是，張居正當政之時，對黨同伐異的作法頗不以為然，“或曰：‘某為新鄭(指高拱——著者注)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為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籍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他自謂用人“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張居正胸中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又有一種深沉的憂患意識，國家的危機，混亂的現狀，堪憂的前途，無時不在他的心中。他知道改革的勢在必行，而浩大的改革事業，需要一大批具有各種才幹的人。曆史上的改革家，在改革之時，大多著意於人才，這是一個規律，張居正也不例外。但並不是所有的改革家都精於識人、勇於任人，而張居正卻做到了這一點，他用人時，考慮的是國家的利益、改革的事業，而不是個人的恩怨，所以能摒棄門戶之見，廣泛地選用才能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