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唐朝的衰落6
唐注九經
經學南北的合流沒有為隋代經學提供太大的發展空間，蓋因隋祚過於短促。唐代是六經注疏學大發展的時代，今日的十三經注疏中有九部出自於唐代。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年輕時受到同郡名人著名經學家劉焯的賞識。隋末舉明經及第，補太學助教，入唐，遷國子博士，貞觀時官至國子祭酒。為了科舉與學校教育的需要，唐初頒定了五經讀本，作為統一的教材。但是諸儒對於經書的解釋，仍然繁雜多門，莫衷一是。於是，唐太宗詔孔穎達與顏師古等撰寫《五經訓義》一書，包括《周易正義》十六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共一百八十卷。《新唐書·孔穎達傳》記孔穎達主持編撰《五經正義》之事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讚》，詔改為正義雲。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為就。永徽二年（651）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仆射於世寧、右仆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省，書始布下”。《五經正義》從永徽四年三月明詔頒布全國後，就成為明經考試的依據，“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所謂“正義”，是在義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學術研究樣式或者注釋體例。它與義疏的不同在於，義疏可以對舊注提出質疑，注解者可以發揮本人對經書的理解，但是唐代的所謂正義卻在舊注中間進行甄別，並且要依著所采納的舊注進行解釋，不可有所違背。這樣對五經的注解與義疏的統一使科舉考試時不至於有歧義出現。《五經正義》的注疏原則基本上遵行了“注宜從經，疏不破注”的傳統做法。但是在選擇基本注疏之外，還注意博采諸家經說，成為集注性質的本子。《周易正義》采取王弼注和韓康伯注，對子夏傳、京房章句、鄭玄和王肅的注、以及南朝張譏《周易講疏》、北朝盧景裕《周易注》等南北各家，也間有稱引或評論。例如，在論及卦辭、爻辭誰作時，先引《乾鑿度》、《通卦驗》兩緯書，又引司馬遷、鄭玄之言，並征引《左傳》，然後得出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的結論。又加按語：“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尚書正義》采用梅賾所獻孔安國傳，參考劉焯、劉炫、巢猗、顧彪等南北諸家義疏。《毛詩正義》采鄭玄的箋注，參照劉焯、劉炫的述議而作疏文。《禮記正義》也用鄭玄注，采皇侃、熊安生兩家作義疏。《春秋左傳正義》采取杜預《集解》為注文，疏文則取劉炫。總之，《五經正義》注文雖然以南學為主，北學次之。而義疏卻是於南北之學，兼收並蓄，取長避短。所以，有人評價《五經正義》是，“名綜一家，實采眾說，固不無附會之弊，亦足破門戶之習”。
《五經正義》或有多引讖緯、曲解注文、彼此矛盾之處，為後之學者所詬病。但是總的說來，《五經正義》對於經與注的具體解釋是周詳而清楚的，其注文保存了漢儒的基本成就，其疏文兼綜南北學問，確實是對此前經學成就的總結性成果。經學史上常稱漢注唐疏，肯定了其訓詁學上的巨大學術價值。但是，從義理之學的角度看，《五經正義》的創新之處則不多，思想駁雜而缺乏係統。
《五經正義》之外，也還有一些重要的注疏是這時期的標誌性經學作品，如賈公彥《周禮注疏》四十卷、《儀禮注疏》五十卷，楊士勳《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二卷，徐彥《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賈、楊都曾經參加過《五經正義》的編纂，其注疏完全可以視為官定五經義疏的繼續。上述這四部書後來都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加上《五經正義》，一共有九部注疏列入十三經之中，可見唐代注疏在中國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史記》三家注
由於學校教育及科舉考試的關係，社會上對於前四史的研究有很大需求。因此，受到經學注疏學的影響，為前代史作音義與注疏的作品很多，形成了史學注疏學。其著名者有《史記》三家注，即六朝裴駰《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和張守節《史記正義》三書。南宋時書家為了省卻讀者翻檢之勞，在刊刻《史記》之時，將裴氏《集解》、司馬氏的《索隱》、張氏《正義》三書分散在《史記》本文有關詞句之下合為一書，從而使史記三家注得以流傳於世，使中古學者研究史記的這份學術成果為世人所知。
司馬貞曾任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大約開元七年著成《史記索隱》三十卷，其《史記索隱後序》列舉前代對於《史記》的研究說：“然古今為注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章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十三卷，唯記諸家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為八十卷，見行於代。仍雲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以上是隋唐以前對《史記》的注釋情況。關於隋代以後：“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雲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 音義》二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在談到本人撰寫的 索隱 時，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序》中說：“初欲更改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為述讚，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
張守節的生平不詳，大約生於武則天之世，仕於玄宗朝，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所作《史記正義序》自稱，“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理、蒼、雅，銳心觀采。評《史》、《漢》，詮眾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可見，張守節作《正義》，廣泛搜集了各家各派的諸般載籍，包括地理、字書，加以采擇，發明史地幽旨、兼及注音解字。張守節作《正義》一書之前，不僅參考了裴駰的《集解》，而且也應該看到了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並且針對其內容作了疏解，故邵晉涵說：“守節能通裴駰之訓辭，折司馬貞之同異。”
公元837年 開成石經之立
開成石經是唐代為發展儒學、校正典籍而刻於石的儒家經典。唐文宗大和八年(833年)，宰相兼判國子祭酒鄭覃以“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為由，上言依東漢蔡邕刻石經故事，刻經於石，立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開成二年(837年)刻成，故名“開成石經”，又稱“石壁九經”、“唐石經”。內容包括《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粱傳》九經及《孝經》、《論語》、《爾稚》，另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石經字體為正楷，標題為隸書。石經本為便於儒門學子“校正訛謬”和學習而立，但因文字“乖師法”、“蕪累甚”，以至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後世又多有修改、補刻和添注。石經現存於陝西省碑林博物館，計114方，約65萬餘字，成為珍貴的曆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