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明爭暗鬥3
安民撫民
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頻繁，人民流離失所，人口大量死傷和逃亡，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南北朝末期，北周相對統一了北方，生產有了恢複和發展；南方相對穩定，北方大量遷移和逃亡到南方的貴族、貧民，給南方經濟注入了新活力，南方的開發和發展有了突破性進展。
隋文帝在南北經濟都比較平穩、戰爭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和平地取得政權，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了隋王朝，加上隋文帝勵精圖治，注意節儉，反對奢靡，很快就集聚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史稱“開皇之治”。
“開皇之治”的重要標誌就是國家富裕，國力強盛，生產發展，經濟繁榮，是漢代以來再一次出現的太平盛世。
在開皇24年中，較大的戰爭隻有兩次：一次統一江南的戰爭，這次戰爭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就一舉統一了江南；一次是隋文帝遠征高麗，無功而返。此外小的戰爭對國家影響不大。“開皇之治”的重要特點是戰爭較少，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人民有很高的生產積極性；最好的標誌是生產得到很大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人口增加到四千多萬，勞動力的增加，更進一步促進了生產。
“開皇之治”的秘密是讓人民得以安靜，讓他們專心致誌地從事生產。封建社會的基礎是農業，糧食就是財富，當倉庫裏堆滿糧食的時候，隋王朝各方麵的發展就有了經濟基礎。
然而，隋煬帝打破了隋朝的安靜局麵，使老百姓疲於奔命，戰爭頻繁，徭役不斷，開皇時期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很快消耗殆盡，國家和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人口大量的死亡和逃亡。隋末動亂造成了州縣蕭條的景象：“黃河之北，則千裏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牢土之眾，百不存一。幹戈未靜，桑農鹹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雖經過唐朝初期的治理，但社會經濟凋敝還很嚴重，“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崔莽巨澤，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人民生活在“危困”之中，掙紮在“死亡”線上，他們渴望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本應實行安民治國之策。可是無奈於當時群雄紛爭，全國尚未統一，因此在高祖武德年問，唐朝的統治者們往往把目光致力於“削平區宇。”根本無暇將精力放在治理國家上麵。
如果說李淵、李世民父子晉陽起兵建立大唐帝國之後，他們的主要曆史任務是限於“削平區字”。那麼在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所麵臨的問題就是怎麼使一個國家穩定團結，使之走得更為長遠的問題了。
唐太宗登基後，唐王朝麵臨的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人口大減的局麵。
唐太宗治理天下的根本方針是休養生息、撫民以靜。正如唐太宗所說：“為國者要在安靜，”又說：“國家未安，百姓未撫，且當靜以撫之。”
唐太宗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為了實施這一方針，他提出了“安人理國”的四項措施，即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看來唐太宗撫民以靜的中心內容是要在“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的指導思想下，讓百姓務農事本，發展社會生產，並以此作為安定和治理國家的基礎。
我們從唐太宗的許多言論中，就可以體會到他的這種深遠智慧，如他曾對近臣說：“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唐太宗愛惜民力，能夠虛心接受大臣勸諫，停止一些不利於百姓的工程。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作為一國之君能認識到這一點並能夠付諸實施，實在是難得。
唐太宗不僅重視撫民以靜，發展社會生產方而具有深邃的智慧和謀略，而且在其他方麵，也顯示出其獨特的政治遠見。
唐太宗即位之初，接受魏征的建議，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大力發展學校教育，為封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而在此之前，隋煬帝也同樣大舉興辦過教育事業，可是各級學校“徒有名錄，空度歲時”，均未能培養出“德為代範，才任國用”的人才，於是下令裁撤學校，使好不容易有了一定發展的學校教育又遭到嚴重打擊和人為破壞。相對於隋煬帝而言，唐太宗“偃武修文”政策的貫徹無疑是成功的。唐太宗不僅堅持發展學校教育，而且注意改革學校教育體製，最終使得天下儒士抱典負籍，雲集京師，形成一時盛況。
在發展教育的同時，唐太宗又令大臣製禮作樂，並以之輔佐刑法，使唐代法律體係表現出與過去各朝代明顯的不同。可以說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唐太宗的運籌帷幄、深謀遠慮是離不開的。
唐太宗李世民遇大事不驚慌魯莽，更不輕下決斷，總是把眼光放得很長遠，因此才能成就貞觀盛世的豐功偉績。用唐太宗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行事若非深知灼見，不可草率舉行”。這正是唐太宗成功的秘訣之一。
以撫民、安民為主的國策是根據唐初的形勢而製定的，其主要的內容是安撫百姓和重視農業。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唐太宗即位才兩個月，就主持了“自古理政德失”的辯論。
唐太宗說：“大亂之後，在短時問內不可能天下大治。”
魏征說：“不然，人在困難危急之時，擔憂的是死亡，希望天下大治就容易教化。亂後易教，如饑人易食。”
太宗說：“賢明的人治理國家也要上百年，才能使凶暴者改惡從善，廢除刑殺。現在大亂剛剛結束，就想達到天下大治，我不敢有此奢望。”
魏征說：“那是平常的人，不包括英明君主。英明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民積極響應，一年就可以辦到，三年成功，就算太晚了。”
太宗很讚成魏征的說法。
封德彝說：“夏、商、周三代以後，人越來越壞，秦朝使用刑法，漢雜霸道，他們要想民風醇正而不能。現在皇上如聽魏征的話，國家恐怕就要敗亂了。”
魏征針鋒相對，說：“五帝三王，並沒有更換人民，實行無為而治成就了王業，實行仁義道德成就了帝業。在於當時國君的治理和教化。黃帝與蚩尤打了七十多仗，亂到極點，勝利後，馬上就是太平盛世。九黎亂德，顓項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虐，商湯放之，在湯之時，即現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時，亦致太平。如果說人越來越壞，到現在都變成了鬼魅了?怎麼還可以施教化呢?”
封德彝無言以對。
撫民以靜，是天下大治的先決條件。漢初文景時代的“無為而治”就是讓民休養生息，才出現了“文景之治”。武德年間忙於統一戰爭尚不能讓民休息。武德九年八月，突厥可汗兵臨渭水，唐太宗以政治家和軍事家氣度，和頡利可汗立渭橋之盟。當時如果要打，突厥不一定得到什麼好處。
唐太宗認為：“我剛即位，治理國家需要安靜。國家未安，百姓未富，應該讓他們安靜，使之富起來。”不進行對外戰爭，以減少兵役的負擔。
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與群臣討論“止盜”，有人主張重刑。
太宗嘲笑道：“老百姓之所以為盜，是由於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其身，所以不顧廉恥。我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然不為盜，用不著重刑。”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如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我常想，傷身的不在外物，都是由嗜欲造成的禍患，若沉溺於佳肴美味，歌舞美女，想得到的越多，損失就越大，既妨礙國家，又侵擾百姓。”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對大臣們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要使不失時，隻有國君簡易寧靜才行。如兵戈屢動，土木不息，想要下奪農時是不可能的。”
王矽說：“秦皇、漢武，外則窮兵黷武，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盡，禍難遂興，他們不是不想天下安定，而是失掉了安定天下的政策。隋朝的教訓，應引以為戒，這是陛下親身經曆，知道怎樣去改變它。但是開始容易，要堅持就難了，但願陛下慎終如始，方盡其美。”
太宗說：“對，國家安寧與否，取決於國君，國君無為則人民樂，國君多欲則人民苦，我要抑情損欲，克己自勵。”
到了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太宗對大臣們說：“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還嫌不足，征求不止，東征西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忍受，所以就滅亡了。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所以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治國優如栽樹，本根不搖，枝葉茂盛，君能清靜，老百姓怎麼不得安樂呢?”
唐太宗就是這樣，把安撫百姓作為大治天下的先決條件，常抓不懈，念念不忘。
民為邦本和靜為農本是太平盛世的根本條件。
貞觀二年，太宗又提出以農為本的重要思想，老百姓的生活，與君主命運息息相關。“有道則推而為主，無道則棄而不用”。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太宗對大臣們說：“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我為天下人父母，如莊稼歉收，人民就非國家所有。現在糧食豐收，隻能勤儉節約，一定不能奢侈。我常賞賜天下的人，使他們富貴；下令省徭薄賦，不奪其時，使家家戶戶都去耕種，就能夠富足；教育他們學會禮節和謙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這就是高貴。隻要天下都這樣，我不聽音樂，不去打獵，樂在其中了。”
唐太宗“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寶”。
為了貫徹以農為本的思想，貞觀二年，他曾對地方官說：“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養為慮。”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四月下詔：“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將存養。”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說：“治國與養病無異，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
唐太宗就是這樣時時提醒自己，念念不忘“與民休息”。
身為一朝天子，唐太宗善於為百姓著想。有一次，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城中百姓饑餓困乏。而當時的國家糧倉卻是堆得滿滿的，隋文帝非但不允許開倉救濟，還把百姓趕到別的地方去逃荒。隋文帝愛糧卻不愛民，這其實是害民之舉啊。”的確，到隋文帝的晚年時，國家的儲積糧食已經可以供給全國食用五六十年了。
接著，太宗又說：“而隋煬帝仗持這樣的富裕，豪華奢侈。荒淫無道，怎能不滅亡。父子二人喪失國家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要治理好國家，僅想著裝滿朝廷的倉庫，而不積蓄於民又有什麼用呢?常言道：百姓的用度不夠，國君的用度必然不夠!其實，倉庫的儲糧隻要能夠防備荒年，又何必勞煩儲蓄呢?”看來唐太宗做事情的確是十分重視順應民心。
太宗還曾對侍臣說道：“大禹開鑿九山，疏通九江，耗費人力巨大，卻沒有人痛恨埋怨；而秦始皇營造宮室，人們紛紛指責批評，這是為什麼?我想原因就是在於，前者符合了百姓的心願，順從了天意，而後者則是為了滿足他的私欲，不跟民心一致的緣故吧。自古以來帝王凡是要興建工程，必須重視順應民心。所以，當我材料都已備齊準備修造一座宮殿時，突然有人提醒朕不要犯秦始皇一樣的錯誤，於是朕立即停止了宮殿的修造，因為朕知道凡是不得民心之舉，都是違背天意、大逆不道的。”
貞觀四年，太宗對侍臣說道：“擴建修飾宮殿屋宇，遊玩觀賞池台，這是帝王所希望的，而不為百姓所希望。帝王所希望的是驕奢淫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勞累疲敝。孔子有一句可以終身實行的話，恐怕就是仁恕之道吧!自己所不情願做的事，不要施加給別人。勞累疲敝的事，確實不能施加給百姓。我居於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處理事情都設身處地，真誠地節製自己的欲望，不做百姓不希望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夠順應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