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拖網漁船愛瑪·珍號船主寄給蘇格蘭場的手稿(1 / 3)

從小時候起,我便認識了自己的本性。我是各種矛盾的集合體。首先要說的是,我喜歡浪漫的幻想,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兒時閱讀探險小說的時候,每當看到有人把重要的文件裝在瓶子裏投入大海,我總會莫名的激動萬分。時至今日,這種激動的感覺仍在,所以我就用了這種漂流瓶的方法,寫下我的自白,裝在瓶子裏,把瓶子密封,投入大海。我的漂流瓶或許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被某個人拾起來,如果真能如此幸運的話——也許我太過樂觀——這起懸而未決的神秘謀殺案就能大白於天下。

除了浪漫幻想,我的性格中還有其他矛盾之處。死亡總能激起我的興趣,我喜歡親眼看見或者親手製造死亡。我依然記得用黃蜂做解剖實驗,還解剖花園裏的各種蟲子。從小時候起,我就知道自己對殺戮有著無比強烈的欲望。

但是,與上述性格特點矛盾的是,我同時還擁有一種強烈的正義感。我痛恨因為我的所作所為讓無辜的人或生物遭受磨難或者死亡。我一直深深地感到,正義應該戰勝一切。

因此,不難理解,至少心理學家很容易理解,我之所以選中法律作為終身職業,正是基於自己的這種心理狀態。法律工作幾乎可以滿足我本性的每一個特點。

罪惡和懲罰永遠吸引著我。我酷愛閱讀各種偵探小說和恐怖故事。我想出各種極為巧妙的謀殺方法作為消遣。

過了許多年,我成為一名法官。蟄伏在我體內的另一類天性受到了鼓舞,逐漸浮出水麵。每當我看到一個倒黴的罪犯在被告席上痛苦掙紮,受盡折磨,死亡一步步向他逼近時,我總能感到莫大的快樂。不過,如果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無辜的人,我不會產生半點兒快感。至少有兩次,我因為明白被告是無辜的,而中止了審判,並向陪審團提出對被告的指控不能成立。不過,我要感謝警察部門的公正和效率,絕大多數被押到法庭上受審的被告都是有罪之人。

現在我想談一談愛德華·塞頓的案子。他的外表和行為舉止很容易誤導別人,讓人產生錯覺,所以他給陪審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根據我這麼多年來對罪犯的了解,雖然證據並不是明顯確鑿的,但我確定對這個人的犯罪指控絕對屬實:他殘忍地謀殺了一位信任他的老婦人。

我被人稱為“穿法袍的劊子手”,但我覺得這樣的稱呼對我並不公平。我辦案時一向秉公執法,結案時措辭十分嚴謹。

我需要做的是避免陪審團感情用事,讓陪審團免受某些律師具有煽動性的辯護詞的影響。我總會引導陪審團的注意力,讓他們關注事實。

久而久之,我發現自己的內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越來越不能控製自己,我想不受法官身份的約束,自己行動。

讓我坦白說吧,我想親手殺人。

我意識到這就像一位藝術家極力想表現自我一樣!沒錯,我想變成一個犯罪學藝術家。我被法官這個職業所束縛,我的想象力被壓抑著,逐漸變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一定要親手殺人!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用普通的方式殺人。我的殺人方式必須與眾不同,具有藝術感與儀式感,讓人感到奇妙,非常震撼。在這方麵,我自認為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我想做出極具戲劇性的事,把異想天開變為現實。

我要殺人……沒錯,我要殺人……

但是,有人會覺得我很矛盾,因為我仍受到與生俱來的正義感所帶來的約束和壓抑,我認為無辜的人不應該死。

後來,我心中湧出一個絕妙的想法。這個想法是在一次與人閑聊時,他人偶然的一句話帶給我的靈感。與我聊天的是一位醫生,一位普通的無名醫生。他偶然提到,有的凶手犯下的罪不受法律製裁。

他給我舉了一個例子,是他最近醫治的一個病人。他認為這個老婦人的死因是那對照料她的夫婦故意不給她服急救藥,而且這對夫婦能在老婦人死後得到很大一筆遺產。他說,這種事情很難找到證據,但他對夫婦倆的罪行深信不疑。他又跟我講了許多類似案件……凶手狡猾狠毒,把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

這就是整個故事的開端。我當時豁然開朗,不僅要殺人,而且要做成一係列殺人案。

有一首關於十個小士兵的歌謠,自童年起就一直讓我著迷。我兩歲時就被它迷住了。童謠裏提到的小士兵越來越少,有一種在劫難逃的宿命感。

我開始秘密地搜尋犧牲品。

我不想在這裏贅述搜集案件的細節。我遇到每個人之後都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談話,結果收獲驚人。

住院期間,我收集了有關阿姆斯特朗醫生的案子。照顧我的護士是一位主張戒酒的激進人士,她熱心地向我證明酗酒的惡果,並給我講了一件真人真事。幾年前,醫院裏有位醫生喝醉酒之後給病人動手術,結果病人被他誤殺了。後來,我假裝無心地打探到這個護士以前的工作地點,以及相關細節。很快,我便收集到必要的線索,不費吹灰之力就查清了肇事醫生的情況和遇害者的故事。

在俱樂部和兩個老軍人閑聊的時候,我發現了麥克阿瑟將軍。從一個從亞馬孫河回來的人口中,我知道了菲利普·隆巴德。從瑪約喀來的一位先生憤憤不平地給我講述了清教徒埃米莉·布倫特和她那死去的女仆的故事。我從一大堆和安東尼·馬斯頓犯了同樣罪行的殺人犯中,選中了他。我覺得他對自己撞死兩個孩子的罪行無動於衷,是對人類生命的褻瀆,這種態度使他成為社會上的危險分子,不應該繼續留在世上。前警察布洛爾被列入我的名單屬於情理之中的事。我的一些同事曾經十分坦率地討論過蘭道的案子,當時我就認為他作偽證的情節十分嚴重。身為警察,法律的公仆,必須是正直的人,因為別人總會相信警察的證詞。

最後一個是維拉·克萊索恩。她的事情是我在乘船橫渡大西洋時聽到的。一天深夜,吸煙室裏隻剩下我和一個相貌英俊的年輕人,他名叫雨果·漢密爾頓。雨果看上去鬱鬱寡歡,借酒消愁,對我酒後吐真言。起初,我並沒有抱很大希望,但還是按照特定的模式,開始和他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