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陰真經》中那段怪文的設想從什麼地方得到啟發，讀者們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統治全中國八十九年，統治中國北部則超過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遺留重大影響。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所以也沒有為漢人同化。據李思純先生在《元史學》書中說，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可考者隻有一個“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丶歹事丶好歹的“歹”，是從蒙古語學來的。撰寫以曆史作背景的小說，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南宋皇帝官員丶郭嘯天丶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設法避免的，隻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丶“動機”丶“問題”丶“影響”丶“目的”丶“廣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丶“現下”丶“目下”丶“眼前”丶“此刻”丶“方今”代替等等。
本書的插圖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其中說：
“右梵像一卷，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其左題雲『為利貞皇帝信畫』，後有釋妙光記，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致，而所書之字亦不惡雲。大理本漢楪榆丶唐南詔之地，諸蠻據而有之，初號大蒙，次更大禮，而後改以今名者，則石晉時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丶高和兄弟。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其所謂庚子，該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貞者，即段氏之諸孫也。”
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宋濂認為畫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於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曆史，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另有一個證據，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利貞皇帝就是段智興，他在位時共有利貞丶盛德丶嘉會丶元亨丶安定丶亨時（據羅振玉《重校訂紀元編》。《南詔野史》中無“亨時”年號）六個年號。宋濂所說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段智興的孫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大理國於一二五三年（宋理宗寶佑元年）為蒙古忽必烈所滅，其時大理國皇帝為段興智。
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該院出版物中的說明根據宋濂的考證而寫，將來似可改正。宋濂是明初享有大名的學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號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學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個月就編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命他續修，又隻六個月就馬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曆六十年而始成書，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無怪清末學者柯劭忞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單是從宋濂題畫丶隨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便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錯誤不少。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本書第三版於二○○一年至二○○二年再作修訂，改正了不少年代的錯誤，黃藥師和諸弟子的關係也重寫了。修改時參考了台灣網頁“金庸茶館”中諸網友，以及不少讀者們的寶貴意見，不過錯誤恐怕仍不能掃除乾淨，繼續歡迎讀者們指正和提供意見。
第三版修訂本中，將呂文煥守襄陽一節，改為李全丶楊妙真夫婦領“忠義軍”守青州，以順合曆史及地理，守襄陽事至《神雕》書中再發展。
本書台灣出版者台北遠流出版公司負責人王榮文先生丶編輯李佳穎小姐丶鄭祥琳小姐丶趙貞儀小姐，對書中年代丶人物年齡丶事跡先後等糾正什多，尤其鄭小姐編製年月表格，以學術態度處理，更為感謝，年齡表中，她什至將侯通海丶陸冠英丶程瑤迦等次要人物的年齡也一並計算。
二○○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