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近代世界戰爭懸案破譯（一）
中國古代海軍之謎
不同時代經海軍提供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差異甚大，研究中國古代海軍和中國古代海軍產生的時間、地點，也應予以曆史的剖析，應把握住，中國古代海軍必須具備一般海軍的規定性和承認其特有的表現形態。但是，由於對“海軍”概念的不同理解，對不同時期社會生產力的認識差異，則對中國古代有否海軍等問題，有幾種不盡相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海軍產生於夏代。“澆伐斟尋，大戰於三濰，天之。”（《竹書紀年》）夏代，一個善於“蕩舟”弄筏的人名叫澆，奉命攻打山東半島的小國家“斟尋”，水上交戰，終於滅了斟尋。該種說法肯定在3600年前中國就產生了海軍，但是，至今尚未查到別的資料以佐證。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海軍產生於春秋中晚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通考兵一注》）。但是，也有人疑問：那時，楚在長江中遊操演水師，這能算是海軍嗎？再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隻要在生產水平和技術條件，能為海軍提供戰船和武器條件的前提下，就能產生海軍。“海道出師已作源於春秋時”（《春秋大事表》）。書者認為，根據目前確認的極有限的資料分析，中國古代海軍產生了春秋末期的齊、吳、越三國，至今已有3500年曆史，這是可以肯定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海軍在我國是清中期以後的事。清政府批準左宗棠的奏請，開辦福州船政局，修船塢，買機器，造兵輪，裝備海軍。應該說，這實際上指一的是中國近代海軍的產生，其言外之意，中國古代沒有海軍。對上述幾種說法，在學術界討論中各持己見，對中國古代有否海軍和產生於何時何地等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赤壁古戰場之謎
赤壁之戰可謂我國婦孺皆知的故事，“草船借箭”、“周瑜打黃蓋”“借東風”、“華容道”等至今仍為人傳唱。這既得因為蘇軾等文人騷客的思古之情，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如椽妙筆，也得因於這次戰役本身的重要性。公元208年，統一了北方的曹操率80萬大軍（實際上隻有20多萬）大舉南下，要把盤踞江東的孫權和駐守在樊城的劉備徹底消滅。孫劉兩家協力應戰，以周瑜、諸葛亮為軍事指揮，用“火攻”戰術大敗曹軍，取得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光輝戰績。正是這一戰役，奠定了魏、蜀，吳三足鼎立的局麵。
然而，這樣一個著名的戰役，到底發生何處呢？這是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也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謎團。有人說古戰場在今湖北漢陽縣東臨山，有人說在漢川縣西赤壁山，有人說在黃岡縣西北的赤鼻（壁）礬，也有的說在蒲析縣西北赤壁山，或者說在武昌縣西南赤礬山，此外還有嘉魚縣之說。黃岡說一度曾占上風，唐代詩人杜牧曾在此寫下“折朝沾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宋代大文學家蘇軾也曾在此賦詞：“大紅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古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不過，從眾多的地上、地下遺址和遺物來看，蒲圻西北赤壁與北岸與林相對，地形與史籍所差相符；山北四公裏有東吳軍事重鎮陸口，東吳大將周瑜、魯肅、呂蒙等先後駐重兵於此。陸口附近有蜀山、蜀湖，是劉備大軍的駐地、除各種可供憑吊的遺址遺物外，考古工作者在這裏出土了大量東漢末年的兵器，如戈、矛、劍、戟、铖、斧、刀、箭等。凡此種種均證明、蒲圻赤壁可能是三國古戰場赤壁所在地。
中國古代海軍戰略之謎
海軍戰略是指導海軍建設和運用全局的方略。它從屬於國家軍事戰略，是國家軍事戰略在海軍的運用。海軍戰略是海上武裝鬥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海軍戰略的形成和發展各國的情況都不相同。對我國海軍戰略的形成和發展也曾進行過多方麵的探討和研究，特別是對古代中國有沒有海軍戰略，則看法各不相同。
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古代有海軍戰略。因為中國是一個有2500年以上海軍曆史的國家。頻繁的戰爭和發達的農業經濟，使古代中國海軍及其戰略，呈現出早熟的現象。唐代的中日海戰，元朝的遠征日本，以及封建王朝為互相兼並和統一中國而進行的眾多規模宏大的海戰和水戰，都顯示出當時海軍的建議和運用所曾達到的高度。如明初，鄭和七次奉使“西洋”，更把中國海軍戰略實踐推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它對弘揚國威，促進國際貿易，溝通中外文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世界海軍史上非暴力運用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典範。
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海軍戰略。因為再“發達的農業經濟”都不可能產生海軍戰略。在中國古代，從公元前500多年“楚用舟師”，到1840年鴉片戰爭外敵自海上人侵，2400多年的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結合的社會經濟結構，嚴重地任措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中國古代海軍，根本不具備在遠離陸地的海洋上獨立作戰的工具和力量。其次，“頻繁的戰爭”和形成海軍戰略無必然聯係。形成和體現海軍戰略的海戰實踐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海戰目的獨立性，二是戰場的遠岸性。縱觀古代中國的海戰史，恰恰相反，海戰目的多是從屬於陸上戰役戰鬥，海戰場多是近岸。所以，不能產生海軍戰略。再次，至今尚未發現中國古代有海軍戰略的曆史資料。以15世紀初的鄭和艦隊，在艦船構造、航海技術上，代表了中國古代海軍的最高水平，曆時30年的七次遠航，可謂世界航海史上的一行壯舉，但它是以“正其誼而不計其利”為宗旨，其根本目的，不是軍事、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主要是為了維護和宣揚大明王朝對海外異域的“最高宗主國之權”。所以，從軍事視角剖析，鄭和下西洋，很難找出和海軍戰略有聯係的內涵。
對上述兩種觀點，中國古代有否海軍戰略，需要進一步探討和研究它的存在與否。
“滎陽大會”之謎
明朝末年，封建統治階級無休止地對勞苦大眾橫征暴斂，敲榨勒索，還有“遼響”、“剿飽”、“練館”等名目。“遼切”是對遼東滿洲貴族作戰的費用，“剿例’、“練切”是用來鎮壓農民起義的軍費。到崇須時，三他合計，每年約1700萬兩紋銀，沉重地壓在農民的身上。加之天災與人禍並行，使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廣大農民紛紛聚首起義，揭開了長達十餘年，波及十多省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並迅速形成燎原之勢。
崇板七年（公元1634年）八月，明朝調動湖北、四川、山西、河南等省官兵，圍困陝西的起義軍，妄圖一舉全殲。起義軍采取了避實就虛的戰略戰術，大踏步向河南轉移。明王朝又調正在甘肅鎮壓“兵變”的洪承濤速東出道關，直插河南；又調山東巡撫朱大典率明軍精銳“關寧鐵騎”由東麵助剿，妄圖兩邊夾擊，置起義軍於死地。麵對此危迫的形勢，農民起義軍李自成建議分布在各地的起義軍於崇幀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初一在河南榮陽集會，參加大會的有馬守應（老回回）、賀一龍（革裏眼）、賀錦（左金王）、羅汝才（曹操）、馬進忠（混十萬）、惠登相（過天星）、張獻忠等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首領。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明末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滎陽大會”。會上，各家將領紛紛獻計，商討對策，最後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宜分兵定所向”的戰略方案，即將十三家、七十二營起義軍聯合起來，根據敵兵力部署和進攻企圖，組成六路大軍，分兵出擊，破明軍圍剿計劃。在“滎陽大會”的軍事決策之下，迅速攻克敵據點“鳳陽”城，打破了敵圍剿計劃，創造了戰略防禦中進攻戰的成功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