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種觀點認為，騎兵始於春秋，約公元前7世紀，秦國的“疇騎”就是我國最早的騎兵部隊。秦國靠近西戎，在長期與戎狄的交往中，感受到騎兵在山林險隘中的威力和作用，組建子騎兵。《韓非子·十過》中，具體記載了秦穆公使用騎兵部隊送重耳去晉國奪取王位。公元前636年，“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晉，立為晉君。”文中的“疇騎”，就是泰國的騎兵部隊。比“變服騎射”要早300多年。
有的把“疇騎”解釋為是指同一規格的馬，認為不是騎兵。顯然，這樣解釋不符合整段文字的意思。秦國和晉國素來不和，這次秦穆公幫助重耳去晉國奪取王位，需要的軍隊，帶的應是準備作戰用的車兵、騎兵、步兵，而不是歡送的儀仗隊。所以，“疇騎”解釋為騎兵更符合文意。《史記·晉世家》中記載的也是軍隊，而且雙方還進行了交戰。“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最後，晉國兵敗，晉懷公被殺。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商代，戰場上就可能出現有少數武裝騎手，擔任一些輔助任務。這些騎手，就是騎兵的萌芽。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中，已經有騎手——“先馬”的稱謂。有使用先馬追捕逃亡奴隸的記載（《中國甲骨學貺》）。此外，從殷墟第13次發掘出土的一人、一馬、一犬合葬一坑，旁邊放有隨葬的戈、刀、弓、矢和禦馬的“策”看，這個人可能就是商代的騎手。由於那時的騎手還是剛剛出現，數量很少，對戰爭的影響不大，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騎兵參加作戰的記錄。但是，既然有使用騎手追捕逃亡奴隸，也不能排斥在對付奴隸的作戰中使用騎手。
綜上所述，“先馬”、“疇騎”、“車騎”、“騎射”，究竟那一個是我國最早的騎兵？看來還得進一步探討。
先有車兵還是先有步兵
在我國曆史上，先建有車兵，還是先建有步兵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一種觀點認為，車兵是奴隸社會的產物，建立較早，而步兵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建立在後。主要根據是：
《易·係辭》上說，公元前26世紀黃帝時已能駕馭牛馬和用牛馬駕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尚書·虞書》也記載有：虞舜在考察四方諸侯後，把車馬衣服獎勵給有功的諸侯。“群後四朝，敷秦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周書·酒誥》也記載有殷的先民，使用牲畜拉車，遠出經商。“妹土”（夏禹時，殷祖先的封邑）人“肇牽車牛，遠服賈”。
步兵方陣
《荀子》說“奚仲作車”。有人注時指出：“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雲，奚仲亦改製耳。《世本》雲，相土乘馬……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上。”據《史記·殷本紀》記載，相土是湯的11世祖，夏禹時的老民。也就是說：在軒轅時，已經出現車子，夏禹時出現由四匹馬駕的車子。這些車輛，開始用於載重、經商、狩獵，繼而獎勵臣民。由於車輛有良好的機動性和強大的衝擊力，逐漸用於戰爭。據古兵法《司馬法》記載說：車兵始於夏代，叫鉤車，編製的人員還比較少，到了殷代，增加了人員，改名叫寅車，到了西周，編製人員進一步完善，定名為元戎。“夏兵工有勾車，先正也；殷有寅車，先急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由於奴隸社會的戰爭目的是鎮壓奴隸的反抗或進行新的掠奪，軍隊的主幹是奴隸主貴族。他們擁有駿馬、車輛和全套武器裝備，作戰時站在車上，就是車兵。他們在作戰時，一麵啟己與敵人搏鬥，一麵驅趕著車旁的、執著簡陋武器的奴隸進行作戰。所以，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以奴隸主貴族組成的車兵。一旦車兵被打垮，戰爭也就結束了。《尚書·甘誓》記述的夏帝啟在與有扈兵進行的戰爭中，為什麼隻對車兵進行嚴厲的強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今予惟恭行天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禦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費用命，戮於社。子則孥戮汝。”這裏，對車兵何其嚴厲，麵對徒兵隻字不提，因為徒兵對戰爭的影響不大。這種以奴隸主貴族組成的車兵為軍隊主幹的製度，一直持續了1000多年，至西周仍然如此，他們把車兵歌頌為國家的“幹城”和“腹心”。“赳赳武夫，公侯千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而孔子還把“射”和“禦”作為“士”必修的“六藝”中的兩項內容教育門徒。
而步兵，則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步兵”一詞，始於《六韜》。成建製的步兵大約在春秋初期出現。據《左傳》記載，最先使用步兵的是鄭國。公元前719年，宋、陳等國聯合攻鄭，鄭國使用步兵應戰，結果招致了失敗。“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到了戰國時期，戰爭頻繁，規模擴大，戰場及於山林險隘等廣大地區，車兵已不能適應戰爭需要；而軍隊人數的急劇增加，軍隊的成分也有了改變，除了奴隸主貴族外，農民也大量參加軍隊。這樣，戰車逐漸減少，步兵逐漸興起，進而取代了車兵。1983年出版的《中國軍事史》第1卷也這樣寫道：“從夏、商以至西周，車戰是唯一的作戰方式，車兵一直是中原各國的唯一兵種。進入春秋以後……開始產生了一個新的兵種，這就是步兵。”
另一種觀點認為，在氏族社會末期，相互吞並的戰爭就連綿不斷。由於經濟還不甚發達，不可能給軍隊裝備大量戰車，隻能以徒兵進行作戰。就是在奴隸社會初期，也還有許多奴隸主不能登上戰車。《呂氏春秋·論威》記載的“鳴條之戰”衝也可以看出大概，“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在戰車上作戰的奴隸還隻是很少的一部分。
另外，從考古發掘出來的材料也證明了在殷代，步兵和車兵同時存在，而且還有單獨使用步兵作戰的記載。甲骨文卜辭中的“壬子卜，……氣步伐吉方”和“庚寅卜，……步伐夷”的記載。這裏的“步伐”，就是用（不駕車，不乘馬）步卒……步兵去討伐“吉方”和“夷”。殷代的這種車戰和步戰，車兵和步兵並存的曆史一直持續到周武王伐紂時還如此。據《管子·版法解》說：“武王伐紂，士卒者，人有書社。”“書社”就是封邑，有封邑的士卒，顯然都是大小奴隸主。但是乘車作戰的還隻是少數，多數還是徒步作戰。“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車子太少，還是步兵多於車兵。
從上述材料看，車兵和步兵是緊密相聯、互為發展變化的兩個兵種，他們都有很早的曆史，不能機械地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來劃分，更不能斷然說是誰先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