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國文化之謎(1 / 3)

第一章中國文化之謎

神龍見首不見尾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這深情的詞句,使每一個中華兒女都以龍的傳人而自豪。龍,這種神奇的靈物以其變化莫測的形象在中國大地上盤旋飛舞,在天空中噴雲吐雨,在江湖中興風作浪。曆代帝王年年歲歲都要向著無限蒼穹中的幻影頂禮膜拜,一切文學藝術都不斷為它獻上虔誠的祭品。可是,當代世界,誰曾見過一條龍?千古神州,誰又曾目睹過真正的龍?

龍,實在是中國文化最古老的謎之—。

漢代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這種描寫,給永遠也見不到龍的人們增加了更多神秘感。

關於龍的起源,從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文人學者進行過考證。今天,人們最終得到了一種比較一致的結論:龍起源於原始氏族社會的圖騰崇拜,它是許多種動物圖騰的綜合體。做為一種共同的觀念和意識形態,龍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圖騰”,它濃縮著、沉積著原始社會晚期到階級社會初期人們強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乃至最後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

既然追溯到了原始社會晚期,問題的答案似乎有了眉目。那末,龍究竟是什麼圖騰?或從哪幾種圖騰中產生的呢?

盤龍圈有的考古學家認為,龍是一種對於爬行動物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延續和發展,最早的龍就是有角的蛇;另一些考古學家認為,除了龍身可能與蛇有關外,龍首形象的形成,最先可能同豬這種與人類日常生產和生活關係最密切、人們最熟悉的動物有關;也有的同誌指出,龍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蜥蠍,新石器時代一些陶器上有這種動物逼真的浮雕;還有的人則認為,龍身來源於蛇,龍首則來自馬首和牛首;有的民族學家說,最早的龍應該是鱷魚而不是蛇,傳說時代的“豢龍”,就是古代人工馴養的鱷魚;更多的同誌根據今天所見到的“龍”的形象,同意聞一多先生早年的分析:龍是蛇加上各種動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為主體,接受了獸類的四隻腳,馬的鬃毛,鬣的尾巴,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

凡此種種,都有一些根據,但包含更多的無疑是推測。

近年采的考古發現,為探索龍的起源提供了一些材料,其中主要有:河南濮陽仰韶文化層中蚌殼擺出的龍;山西襄汾陶寺村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龍紋陶盤;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龍;河南僵師二裏頭商代以前的龍紋陶片;內蒙古昭烏達盟傲漢旗大甸子商文化出土的龍紋彩陶盆;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龍等等。其中濮陽仰韶文化層中的蚌龍,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曆史了,即產生於原始社會之末、夏王朝誕生之前。由此可見,龍起源於原始社會已確鑿無疑。而今天人們所熟知的龍的形象,大體在漢代就已經形成。在先秦時代,龍經曆了無數次人為的裝飾。根據考古發現,我們似乎有理由確認龍的主體是蛇。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蛇為圖騰的原始氏族遍布黃河中下遊流域和大江南北。蛇是中國古代最普遍的一種動物圖騰,在許多遺址的陶器上都有描繪和刻畫。

我們還看到,中國曆史上流傳著許多美麗動人的神話傳說,處於原始社會晚期的盤古氏、女媧氏及三皇五帝,《山海經》中的共工、相柳、貳負,《竹書紀年》中屬於伏羲氏係統的長龍氏、潛龍氏、屠龍氏、降龍氏、上龍氏、水龍氏、青龍氏、赤龍氏、白龍氏……這一大群人首蛇身或披鱗長角的龍蛇,無不和古老的氏族部落圖騰崇拜有密切聯係。至漢代,大量畫像石、畫像磚和絹帛畫上表現的伏羲女媧交尾圖,有人認為是龍的起源的一種象征。實際上,至春秋時代,或至屈原在《楚辭·天問》中最先描述女媧之前,龍的基本形象已經形成了。傳說中的伏羲女媧可能繼承了龍的某些傳統,但並沒有進一步豐富龍的形象。

迄今為止,關於龍的起源在學術界仍然有許多種意見。眾說紛紜,既難統一,爭論也不容易繼續下去了。現在,人們都寄希望於田野考古新發現。因為,在沒有文獻紀錄的原始社會中,對某種傳說中事物的驗證唯有借助於考古發現來推斷。

夢中的女神風情萬種

龍飛風舞,是典型的代表中華文化的象征。盡管龍和鳳在客觀世界裏根本不存在,它們是先民們幻想的產物,但龍和風卻又確實有著現實的依據。它們是現實中某些形態的升華。那麼,鳳凰的原型是什麼呢?

有的說是鴕鳥,有的說是極樂鳥,有的說是某種早已滅絕的巨鳥。但是,鴕鳥之類,我國沒有,也就很難令人相信它是鳳凰的原型。某種早已滅絕的巨鳥,也語焉不詳,不足為據。另有一種意見為比較多的人接受,認為鳳凰的原型是孔雀,其主要依據是鳳凰和孔雀在形態上比較相似。

但是,最近有人提出鳳凰的原型不是孔雀。理由有二。一、綜觀有關孔雀的資料,沒有一條是來自先秦的,最早記載孔雀的是秦漢典籍。這表明,在先秦時代,黃河流域與長江中下遊,沒有孔雀。否則,活動於那一帶的先秦文人,絕不會不記下珍奇的孔雀一鱗半爪的。隻有當秦漢勢力擴展到盛產孔雀的雲南等地,孔雀才開始輸入長江中下遊、黃河流域,為這些地區的人們所見所聞。於是,在民間文藝裏,在文人著作裏,才有孔雀的出現。這樣,黃河流域的上古人民所創作的鳳凰,當然就不會以他們從未見過、聽過的孔雀為原型。二、從形狀看,兩者也有差別,孔雀最顯著的特點,是長大、華美的尾羽;可鳳凰的尾羽,從原始陶器到今天的工藝品上所表現的形態,絕大多數是修長、雅麗的,並不同於孔雀。盡管孔雀與鳳凰在某些方麵相類似,古人卻極少說鳳凰象孔雀。

既然鳳凰的原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又是什麼呢?於是有人提出,鳳凰的原型主要是雉類(即俗稱的山雞、野雞、錦雞),“鳳凰以雉類為主體,融合了鷹等許多種鳥的典型形象,是以雉類為代表的藝術結晶。”論者提出,鳳凰與雉類在形貌上十分相近,鳳凰的羽毛五彩斑斕:“鳳之象也,五色備舉。”(《說文》)雉類也如此:“豐采毛之美麗兮有五色之名暈。”(《文選·射雉賦》)雉類首如雞,頸如蛇,鳳凰也同樣:“鳳,雞頭,……蛇頸。”(《廣雅》)尤其是鳳凰與雉類的尾羽,均修長而雅麗。戰國時楚國的一幅帛畫描繪有一隻鳳凰,其整個體態宛如雉類。(見《人民文學》1953年第11期)卜辭中的一些象形“鳳”字,也與雉類相近。唯其如此,所以《山海經》:“說有鳥焉,其狀如暈,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西山經》)按鸞鳥,一說是鳳凰的別名:“有五采鳥之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山海經·大荒石經》)一說是鳳凰的左右:“鸞鳥者,……鳳凰之佐。”(《後漢書·孝章帝紀》章懷太子注引《瑞應圖》)說法雖不一,但反正是鳳凰織屬。

持這種意見的還認為,上古神話的藝術形象,不僅其形狀如其原型,而且原型的性質往往決定著其藝術形象的性質。鳳凰與雉類的關係正體現了這種情形。雉類善良,無損於人,對人還有許多好處。雉肉是一種佳肴,被視為君王的貴重食品之一,或當作待客的山珍。雉羽是華麗的裝飾品,整隻雉更是贈人的厚重禮物。人們尊雉為吉祥之鳥。雉類的這種票性,為上古人民所看重、所采擷,融化到鳳凰的形象裏,鳳凰遂以祥鳥的姿態出現在人們麵前:“鳳凰……見則天下安寧。”(《山海經·南山經》)鳳凰還有一個很多學者所忽略的特點,那便是異常強大有力。古人描述鳳凰的形態是“其翼若幹”(《荀子·解蔽》引逸詩),“戴盾”(《山海經·海內西經》),“戴蛇、踐蛇,膺有赤蛇”(同上),顯得極其英武。因而,在上古人民的幻想中,鳳凰又是一位強勁有力的保護神,是威猛而大有利於人的火的化身:“鳳凰,火精,生丹穴。”(《引演圖》)人們常祈求鳳凰運用神力,打擊害人的凶神惡煞。鳳凰的這一特性,和雉類密切相關。雄雉勇於搏鬥,頑強果敢,所以武官俠士多喜歡用雉尾飾冠。而且古人還以為雉也是火精:“火離為雉”(《太平禦覽·禽獸部》)。雉類還以良好的兩性關係引起人們的讚賞。雄雉向雌雉求“愛”的情景相當熱烈,如《詩·小雅·小弁》所描述的“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雉類常常偶居,形影不離。因此,古人的愛情詩,常有以雉比興的。與此相關,古代婦人就愛好用雉類作裝飾,有用雉羽飾車輿的;有在衣服上畫雉的;有冠土雕鏤著雉形的;其中寓含著對幸福婚姻的憧憬。這種情況,折射到鳳凰那裏,它便又富有忠於美好愛情的性格了。於是“鳳侶鸞儔”一詞意味著最好的姻緣,“鳳求凰”一語代表著熱烈的求愛。婦女們極其喜愛鳳冠、鳳簪、鳳釵、鳳衣、鳳鞋、鳳鏡之類,都是滿含著對美好愛情的熱望。

論者在提出鳳凰的原型主要是雉類的同時,還指出鳳凰從其它鳥的身上也汲取了一些營養,如鷹類、鴻類;而鸛、鴛、燕等,也可能都向鳳凰貢獻過若幹素材。

鳳凰的原型主要來自於雉類嗎?看來也還不能成為定論。這一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於專家學者進一步努力。

尋根尋到帝王家

長久以來,在我國學術界,關於炎帝與神農氏、烈山氏等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的問題,看法極不一致。徐旭生認為炎帝並非神農氏,更不是蚩尤。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他明確指出神農氏究竟指人,還是指時代,說不清楚。並說“神農一名可以有五個不同的解釋,據《呂氏春秋·夏紀》的說法,它不過是主稼穡的神祗或主農事的官員;據《莊子·盜蹠篇》的說法,它可以為指時代的稱號;據《戰國·秦策》及他書的說法,它可解釋為氏族的名稱;據莊子受學於老龍吉的說法,它又必須為個人的名字。”還說:“到三國時譙周仍以神農與炎帝為二人”,“譙氏的史識優於他的同時人皇甫謐。他在三世時仍能主張神農、炎帝非一人,在當時可謂特識”。徐老不僅同意炎帝與神農決非一人的看法,還進而提出“在農業開始發展的時候,把土神叫做神農也許是此詞最初的意思,此後才用它表明時代,或把農業特別發達的氏族叫作神農”的主張。陳元德等人與上述看法完全相反,認為炎帝係“苗族之酋長,發明農業,而處於神州(中國古時名曰赤縣神州),故又名神農氏。炎帝、神農氏、蚩尤實為一人。”(引自《中國古代哲學史》一書)還有一種較常見的看法,即炎帝、神農氏實為一人。這種看法的主要依據是《史記·五帝本紀》的“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以及《淮南子·時則訓》注“赤帝、炎帝,號為神農”等記載。因而,“炎帝神農”稱謂,在文學作品,以及教科書中隨處可見。

其次,圍繞炎帝屬何氏族集團的問題,也有不少爭議。由於人們在炎帝生卒地問題上有分歧,加之其他因素影響,長期以來,炎帝究竟屬何氏族集團,一直是我國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之一。主張炎帝降生陝西寶雞的徐旭生等,認為炎帝是華夏族的一支,徐老說“炎帝民族或部落屬於華夏族,內中有一個氏族叫作少典。它與有氏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區域大約在今甘肅、陝西省交界的黃土高原上或它的附近。從這個氏族分出來兩個重要的氏族:一個住在姬水旁邊,此後得了姬姓,就叫作黃帝氏族;另一個住在薑水旁邊,此後得了薑姓,就叫作炎帝氏族。”對於蒙文通、傅斯年、陳元德等關於炎帝屬南方江漢氏族(即苗蠻集團)的說法,徐老一直持否定態度,並明確指出“這全是受大一統觀念的蔽塞,遂以為有相似的行為就是一個人。其實炎帝絕不是神農,封神書中說的很清楚。”(引自《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五帝”說中何以沒有炎帝。根據有關史料介紹,戰國年間,即出現“五帝”的說法並分三種情況。春秋年間處於東方氏族集團的齊、魯學者認為:“五帝”包括黃帝、顓頊、嚳、堯、舜。這個看法多記載在《世本·五帝譜》、《大戴禮·五帝德》和《史記·五帝本紀》之中。二是處於我國西方華夏集團的先秦知識分子,多數認為“五帝”係指黃帝、炎帝、少嗥、太嗥、堯。記載在《易·係辭下》等史料中的這個看法,反映了戰國呂不韋門客的主張。從當時的宗教和政治角度講,崇奉炎、黃帝及少、太皞帝已經盡夠,然而由於當時五行說的興盛,呂氏門徒抱著“帝不足五,使命就不算完成”的決心,結果無舜入帝,形成另一種“五帝說”,這樣,炎帝有幸進入五帝之列。再一種情況就是《帝王世紀》中主張的,“五帝”即少昊、顓頊(高陽)、高幸、堯、舜。在這三種說法中,炎帝隻在西方華夏集團知識分子筆下出現一次。司馬遷寫《史記》時,在《五帝本紀》中曾數次提及炎帝,說“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並指出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似乎司馬遷對炎帝的情況是清楚的,然而不知何故,《史記》中的五帝偏偏不包括炎帝。

除這些問題外,圍繞炎帝還有一些爭論,如曆史上是否真有炎帝其人,以及炎帝在我國古農業起源發展中的作用、地位等,都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毋庸諱言,這些爭論涉及我國古史傳說時期的曆史,搞清楚難度較大,涉及問題較多,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我們不能在曆史懸案麵前裹足不前,讓這個億萬群眾關注的問題,永遠處於諸說各異、公訟未決的狀態。我們熱切期望我國史學工作者,努力奮進,積極工作,使這個關係中華民族榮辱的千古之謎,早日有了完滿、科學的回答,這不論對前人後人,今天明天都是必要的。

無職無權者不許取名!

漢高祖劉邦與西楚霸王項羽楚漢戰爭時期,婁敬能言善辯,心思縝密,為劉邦出了不少力。在劉邦奪得江山後,與朝臣們商議建都大事,大臣們多是東方人,都建議劉邦建都洛陽,隻有婁敬力排眾議,建議劉邦要以江山為重,應建都長安,以扼天下形勢之咽喉,劉邦知道婁敬所言正確,便采納了婁敬的建議,決定建都長安,而且還要賞賜一片公心的婁敬。當劉邦笑著問婁敬想要什麼賜物時,婁敬曰:“臣欲劉姓。”劉邦龍顏大悅,特賜婁敬改姓劉,改名劉敬,劉敬亦大喜。

清代《百家姓》姓氏是人的血統淵源的標誌,中國漫長的封建宗法製傳統,決定了中國人對自己的血統特別看重,上邊的故事中婁敬寧可不要千金賜物,也要一個皇室姓氏,也說明了婁敬把姓氏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中國人的姓氏繁多,僅《百家姓》已不足包容所有了。那麼,這麼多的姓氏,是從何而來呢?

在我國古代的一些書籍中,自黃帝時期便有了姓氏的記載。而研究姓氏學問的著作也很多,宋代鄭樵在《通誌·氏族略》中,將姓氏的來源歸納了三十二類之眾。

姓名由兩部分組成,姓在前,名在後。姓有單姓、複姓之分;名則為一字或兩字即可。姓一般隨父,名則可任意取。人一出生就取名,然後將其姓名注冊在戶籍上,如同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一樣,順理成章,成為“例行公事”。

然而,在古代的中國,這個簡單的姓名就複雜多了,嚴肅多了,蘊含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它與社會的等級結構緊密關聯,突出地表現著門第觀念、宗法觀念。姓不能隨意姓,名也不能隨意取。甚至出現了“有姓有名”,“有氏有名”,“有名無氏”,“無姓有名”,“有姓無名”,“數字為名”的奇怪的現象。

古代,姓是一種族號。它是血統的標誌,家族的徽章。有姓的人,都是貴族。

它是怎樣產生的呢?

這與古代的圖騰崇拜有關。古代的氏族部落都是以血緣關係組成的,這些氏族認為自己起源於某種動物或植物,於是就崇拜它,這就是“圖騰”。圖騰,就是這個氏族的姓。如:熊、馬、牛、龍、梅、林等等。因此說,姓是全族共有的符號標誌,也是全家族的族號。如周代初期分封諸侯時,那些諸侯國君,大部分都姓姬。不是姬姓家族的人,根本不許姓姬。

周禮還規定,“同姓不通婚”。

因此說,當時的“姓”用於“別婚姻”。

氏是姓的分支。氏和姓有著嚴格區別。

氏是怎樣產生的呢?

隨著同姓貴族後世子孫的繁衍,居住地區也日益分散,同姓的氏族便出現了不同的分支,於是每個分支又各有稱號作標誌,這個分支的稱號就是“氏”。如,姬是周代祖先的姓,後來姬姓下麵又分為孟氏、季氏、孫氏、遊氏等。

這個“氏”“別貴賤”。

貴者,有氏有名。

賤者,有名無氏。

因為貴賤之勢變幻無定,所以,“氏”是可變的,而且變化很大。如春秋時楚國的伍子胥,原來以“伍”為氏,但他在吳國被殺之後,他的兒子逃到了齊國,由貴到賤,改為“王孫”氏了。

氏因變化頻繁,其采源也就複雜了。

以官名為氏:史、司馬、司空、司徒……

以先人別號為氏:唐、夏、殷……

以封地為氏:魯、宋、衛……

以先人諡號為氏:莊、武、穆、宜……

以居住地名為氏:郭、池……

以從事職業為氏:陶、屠、巫、卜……

這許許多多的“氏”,發展到後來,實際上也就成了今天我們所說的“姓”了。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者居多。以商鞅為例,曾稱其為“公孫鞅”、“衛鞅”、“商鞅”。

“公孫鞅”:因其祖有公爵,以“公孫”為氏。

“衛鞅”:他原為衛國人,入秦之後以國名為氏。

“商鞅”:他因助秦孝公變法,被封於商邑,又以商為氏。

周代女子多稱姓,不稱氏。以晉公子重耳娶三個妻子為例:

娶齊女,稱“薑”氏,娶秦女,稱“鑼贏”,娶狄女,稱“季隗”。這裏的“薑”、“贏”、“隗”都是姓。之所以下稱氏,是因“同姓不通婚”。男子的姓不辨自明,而娶婦必辨其姓。

到了漢代,姓氏逐漸合一,任何人都可以有姓,姓也就沒有了貴賤之分。

古代不論按分封、按宗法、按貴賤,有姓的人,都有名,有氏的人,也有名。而普通平民是“有名無姓”的。例如,先秦的“庖丁”、“魯班”、“優孟”等人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他們隻有名。如:

“庖丁”,“庖”是他的職業,廚師;名“丁”,即“叫做‘丁’的廚師”。

‘魯班”,“魯”是所在國名,名“班”,即“名為‘班’的魯國人”。

“優孟”,“優”是演員,“孟”是名字,即“名為孟的演員”。

除姓名之外,古人還常常有“字”和“號”。先秦時期,名與字連著稱呼時,通常是先稱字,後稱名。

如孔子的父親,人稱叔梁紇,其實他既不姓叔,也不姓梁。他確實姓孔,名紇,字叔梁。

此外,名與字在稱呼時,還能體現出尊卑、長幼的區別。“稱人以字,自稱以名”是謙稱的規範。即,稱長者、尊者隻能稱字,不能稱名;稱卑者、幼者或自稱可稱名。

中國曆史上,取名還有一個特例:元朝規定,庶民無職者不許取名!這樣一來,許多平民,特別是窮苦百姓隻好以數字作為自己存在的符號了。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苦,他就原名為“重八”,其父為“五四”;名將湯和的曾祖叫“五一”,祖父叫“方一”,父親叫“七一”。

在名字上的等級何其森嚴!

然而,當元朝衰敗,各地起義軍揭竿而起的時候,那些成千上萬沒有名字的“無名氏”,則成了元朝統治者的掘墓人!

中國人的姓名,變遷到今天的樣子,無疑是曆史的進步!

藥材中掘出了無價之寶

19世紀末,在中國河南安陽西北小屯村一帶的耕田中,農民常撿到一些刻有奇異符號的骨片,這些骨片被認為是不祥之物而被丟棄在幹枯的井中;精明之人則把它們當做“龍骨”而混人藥鋪中,換取幾個小錢。麵對這相繼翻出的奇異骨片,一個研究中國古文字的學者不禁發問:這上麵奇怪的符號是不是一種文字?這些奇怪的“龍骨”都集中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這個地方會出土這麼多的“龍骨”?……他的這一串發問,竟引出了曆史上一座繁華故都的顯現,那就是商代的都城——殷。

大約公元前16世紀,商湯滅夏,立國中原,從此中國曆史進入商代。由於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不斷騷擾以及擴展勢力、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商王盤庚曾五次遷都於殷。直到商紂亡國,273年間殷一直是商代晚期的統治中心。但商朝被滅之後,殷民遷走,殷都荒蕪,漸成廢墟。殷都的文明也隻局限在文字記載上,甚至有人認為那些記載幾近傳奇,不可盡信。然而這種懷疑,因為一連串的偶然事件逐漸被否定了,殷都積澱的古文明在考古者的手下逐漸展現出來。

1899年,北京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老先生身體偶感不適。醫師為他開了一劑藥方,其中包含一種名為“龍骨”的藥物。藥買了回來,在準備研碎這些“龍骨”時,王懿榮發現這些堅硬的東西並不是什麼骨頭,而是變黃的龜甲,上麵還有許多劃痕。王懿榮是一位研究古文字的專家,好奇心驅使他拿起甲骨仔細地觀察,竟然出乎意料地發現這些劃痕像是一種文字。他於是買下藥店的全部“龍骨”,細心揣摩研究,經他考證,確認這種非篆非籀的字形是商代的一種占卜文字。

甲骨文字而商代的文字為什麼要刻在甲骨或獸骨上,而不是刻在竹簡或樹皮之類的東西上呢?為什麼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碎片總是有許多裂紋或切痕?這些問題現在已經找到了答案,原來所有這些碎片都是史書上所稱的“卜骨”。骨上的裂紋也不是意外所致,而是人們有意用高溫加熱所造成的。這種現象與商代人的一種生活習俗有關,商代人自王公以至庶民,無論是戰爭、建造房屋,還是出門遠行,都要用占卜來判斷吉凶,占卜就是通過這種龜甲和牛胛骨來進行的,首先要把這些龜甲和牛胛骨經過特殊整治,除打磨光滑外,還要在甲骨的反麵鑿出一條槽,在槽旁鑽出一個圓窠。占卜時,就用燃熾的木枝燒炙鑿出的槽和鑽出的圓窠,這時甲骨因厚薄不勻而出現“卜”字形裂紋,他們就是根據這些裂紋判斷吉凶的“卜兆”。占卜以後,將所問事項刻記在甲骨之上,這就是卜辭。占卜的內容是以當朝國王為中心,就他所關心的問題,通過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問卜,以便預示吉凶,祈求得到護佑。有對祖先與自然神祗的祭祀與求告、有對風、雨、水及天象、農事、年成的關注,也有對同周圍各方國戰爭的關注和商王關於田遊、疾病、生育以及旬、夕、禍、福的占問等。這樣就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商代曆史事件或天氣氣象的文字記載。

王懿榮的發現,激起了其他學者和古董收藏家尋找商代甲骨的熱情,連外國傳教士也加入到購藏甲骨的行列。眼看甲骨文售價日漲,一些古董商人想壟斷甲骨交易從而大發橫財,便故意隱瞞甲骨出土的真實地點,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衛輝,直到1908年,經羅振玉先生多年留心探訪,才得知甲骨實出自河南安陽小屯一帶。伴隨著甲骨文被確認、購藏和挖掘,古文字學家也開始了破譯工作。經過眾多專家的努力,可識文字逐漸增多,甲骨片上排列的文字成為可以通讀的文句了,從而證實了出土甲骨文的小屯村正是古文獻記載的殷墟。從此安陽殷墟考古進入了有計劃的發掘,在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鏟下,一個湮沒了三千多年的繁華故都呈現在世人麵前。

自1899年發現殷墟甲骨至今,已出土商代甲骨15萬片以上,現分藏在中國大陸和台、港、澳地區,此外還流散到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加拿大、比利時、瑞士、荷蘭、瑞典等國。殷墟甲骨文被學術界稱為塵封了的“地下檔案庫”,內容涉及到商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天文等方麵的內容,如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一塊刻有“癸酉貞日夕又食”文字的甲骨,記錄了商王武乙某年某月癸酉日的一次日食。中國是世界上保存日食文獻記錄最早的國家,古書記錄最早的一次日食,是在夏代,引起當時人們的驚恐。殷墟卜辭中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日食資料,經科學家推算驗證,這些記載和實際現象是吻合的,說明商代對於日食的觀測記錄是比較科學的,對於研究古代的天文曆法提供丁寶貴資料。可以說甲骨文的發現和破譯使曆史上許多難解之謎迎刃而解,而發現的甲骨文共有4500多個單字,目前已辨識出的僅有2000多字,而其中得到公認的也隻有1000多個,那三分之二的文字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解不開的謎。曆史上的許多謎就像一環套一環的鎖,隻有甲骨文這把鎖打開了,才有可能去解開更多的鎖。

包羅萬象的千古亞書

距今兩千多年,中國有一部集天下山川、民俗風物及神話傳說於一爐的奇書,叫《山海經》。這部書共18卷,分《山經》和《海經》兩部分。《山經》以五方山川為綱,記敘了古史、草木、鳥獸、神話。宗教等資料,包羅萬象。《海經》記敘地理方位,外國異人的狀貌和風格,怪誕離奇。在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有專家學者在考證它;如今,在全世界,日、美、俄、韓都有它的專門研究者。

《山海經》為什麼這樣令人關注?它到底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其說不一。

有人說它是“地理書”,因為它以古代中國為中心。記載了東達太平洋,南至南海諸島,西抵西南亞,北到西伯利亞的550座山、3印道水和40多個古代國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地理資料。

有人說它是“方伎書”,把它歸於陰陽五行類。指它根據實物的外形、方位,能判別貴賤吉凶。

有人說它是“小說神話書”,根據是,該書的內容都是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軼聞瑣事。著名作家茅盾先生讚它為“神話總集”。

大多數人認為它是一部巫書,是一本“巫”這種行業的教科書。著名文學家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山海經》記載的內外山川神祗異物及祭祀所宜……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在中國古代(外國亦是)巫的地位很高,極受尊敬。巫被認為是介於人和神、鬼之間最有知識、最有文化的。說《山海經》是巫書,有三點能作為確鑿的證據:

其—,《山海經》收集的山川資料極為豐富,是巫必須熟知的常識。因為古代帝王極為重視對山川的祭祀。祭祀的儀式由專門的巫師承擔。那麼,對山川的名稱、特產、主司神祗等等都能在《山海經》中找到答案。

其二,《山海經》中記載了天上的神,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也有地上的神,如山神、土地,還有君王的曆史、譜係等等。因為古代巫史不分家,這些史實也必須是巫師爛熟於胸的。

其三、《山海經》中記載了祈禱天地,驅除鬼神的手段和治病療疾的一些方法。因為古代巫醫不分家,掌握這些知識也是必須的。

如此看來,稱《山海經》為巫書,還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巫書,它的價值是極為巨大的。

首先,它有極大的文學、美學價值。《山海經》中有大量的神話傳說,如“誇父追日”、“嫦娥奔月”、“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等優美的文學形象,世世代代流傳,為後世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想象之豐富,描繪之離奇,情節之生動曲折,令人讚歎不絕。

其次,它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它記敘的曆史、地理等資料,雖然與實際的人和事未準確對上號,但對山川地質物產的記敘確實非常精確,詳盡,為後代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線索。另外,使今人對古代中原地區諸部落的雜居、征戰、互相吞並的大致情況,有個清晰的輪廓,也是難得的寶貴材料。

那麼,這樣一部奇書、寶書,它的作者是誰呢?

為解《山海經》作者之謎,從西漢至今的千百年來,一直眾說紛紜。

西漢劉秀(歆)在《上山海經表》中說:“《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認為是大禹時代,伯益所作,肯定該書有明確的作者,時間也非常之明確。

宋代大學者朱熹認為《山海經》的作者是“戰國好奇之士”,說《山海經》並非獨自創作,而是根據《天問》、《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等書所記的事物加以誇張描寫的。不能肯定作者是誰,但肯定了大致成書年代。

近代學者基本同意上述觀點,並考證出,在戰國時期的《魯語》、《晉語》、《莊子》、《周書王會》、《楚辭》、《呂氏春秋》等書中,都引用過《山海經》的內容。

更多的學者持與上述不同的觀點。認為《山海經》是由民間口頭文學流傳而來,從荒蠻的遠古,人們口耳相傳,一代一代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演變增益,最後才見之於文字。成書約在戰國之前,成書後仍有後人修訂。因此,說它是某一時代某一個人所著都是不科學的。

由於《山海經》描繪了一些異國情調的海外風物,又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遐想。

有人認為《山海經》中有長耳、奇股、三足等怪人形象,與希臘神話中的怪物相似,因此,它有可能來源於希臘。

有人認為:它的怪物圖像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怪神圖像相似。據此推斷,《山海經》的作者是墨子的學生印度人防巢子的作品,他把由印度到中國的沿途風物與婆羅門教神話糅合所作。

還有人認為,《山海經》是阿拉伯半島的地理書。它的作者是古代巴比倫人,戰國時由波斯帶到中國,輾轉筆錄而成。

尤為有趣的是,有一位美國學者亨利埃特·默茨居然不畏艱險,跋山涉水徒步進行實地考察,竟發現書中所記與實際地形完全吻合,肯定了這段路程是從美洲到南美洲的山山水水。為此,他把這一發現繪成地圖,並著有《幾近褪色的記錄》一書。

這真是謎外有謎,妙趣橫生了。

老鼠是如何打敗大象的?

十二生肖又稱為十二屬相,是用十二種動物為名稱的紀時方法。比如2002年,也常被人稱為馬年。那麼,十二生肖的紀年法是從何時開始的呢?又是如何創立的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皇大帝為了讓人們適時耕作、起息,便想教人們學會紀時。玉皇大帝準備選十二種動物作為十二生肖,每過一年便遞換一種動物,十二年後再重新一輪。消息傳出後,天下所有的動物都想成為十二生肖中的一位,都希望能讓人類記住自己,於是動物們紛紛趕往天庭,接受玉皇大帝的挑選。玉皇大帝見動物們如此踴躍,很是高興,為了盡量做到公允,玉皇大帝命動物們進行比賽,勝者即可入選。當老鼠跟巨大的大象搏鬥時,因其機敏靈活,鑽進了大象的鼻子而打敗大象,贏得了所有動物的掌聲,並被排在了選中的十二種動物的第一位。十二生肖就這樣產生了。

上麵所言,隻是一個生動的神話而已。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早在六千年前,我國古代人民就通過對天象的觀察而發現太陽和月亮一年要會合十二次,每次會合的位置不同,所以古人將太陽運行一圈的軌道分為十二等分,即十二宮,以“子醜寅卯”等代表一年的十二個月,周而複始,並以“甲乙丙丁”等與“子醜寅卯”等相配使用,用以紀年、紀日。這便是“天幹地支”的由來。“天幹地支”紀時的方法非常方便實用,為什麼還要用十二生肖與之配合呢?比如說“子鼠醜牛”等等,有什麼道理呢?

一些史學家認為,以十二生肖紀時的原因是因為古代人民非常崇敬動物,對大自然中或活潑、或凶悍的動物有一種圖騰情結。比如我國少數民族像蒙、維、藏族等,均有自己民族的十二獸法用以紀年。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這種圖騰情結就與天幹地支聯係了起來,並用於紀時了。

今天,我們雖然仍在使用這種紀時方法,但還是無法確切地破譯十二生肖之謎。

豐乳肥臀中暗藏玄機

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到處都有古老先民留下的岩畫。這些岩畫在人跡罕至的山野中,在崇山峻嶺的崖壁上,用簡單而粗糙的線條描繪著飛禽走獸,描繪著狩獵、舞蹈,描繪著宗教儀式……,反映了他們的生產和生活,充滿了他們對未來的向往。

按形形色色的岩畫內容,可分為動物岩畫、生產岩畫、娛樂岩畫、人物岩畫、戰爭岩畫和宗教岩畫等。

在北方的岩畫區,絕大多數是動物岩畫。如在陰山、賀蘭山、黑山、阿勒泰、昆侖山等山區的崖壁上,反映動物形象的岩畫,不僅數量多,種類也很可觀。如陰山岩畫,可以確定的動物種屬就有40種之多。

在南方的岩畫區,人物畫約占半數以上。這些人物都生動形象,有狩獵、放牧、舞蹈、作戰、雜技、踢毽、釣魚等等。人物的形體和服飾都有其民族和地域的特征。如西南地區的人物,四肢很細,身軀呈倒三角形,僅作示意表現。雲南滄源的岩畫人物,身著羽毛裝飾的舞裝。四川珙縣麻塘壩人物岩畫則穿褲穿裙。

戰爭岩畫則出現在內蒙古、寧夏、雲南、新疆等地,畫麵都以互相廝殺、執弓對射等為主。如青海省天然縣盧山,有一幅交戰圖,兩人麵對麵,弓箭交接在一起,兩人的生殖器挺舉,以示具有充沛的生命力和男子漢所獨具的陽剛之氣。

娛樂岩畫中,主要是舞蹈。有狩獵舞蹈、戰爭舞蹈、操練舞蹈、集體舞蹈、仿生舞蹈、愛情舞蹈和宗教舞蹈等。這些舞蹈岩畫幾乎遍布所有的岩畫地區。看到這些舞姿優美的畫麵,就像見到一個個或一群群精靈天使,把人們帶到了遙遠的曆史時代。

生產岩畫則主要反映當時人們的狩獵和放牧為主的生活。富有生活情趣的狩獵岩畫,用簡單的圖畫描繪了終日馳騁於深山幽穀的獵人們行獵的場景。牧畜岩畫則展現了古代伺養家畜、牧羊放馬、役使牲畜的場麵。這類岩畫以北方地區居多。

最為奇特的是宗教岩畫。它的題材以各種崇拜為主。有動物崇拜、神像崇拜、天體崇拜、祖先崇拜、印跡崇拜等等。尤其以動物崇拜最為普遍。崇拜的動物有野獸也有家畜。還有一種生殖崇拜,完全是赤裸裸的男女交媾的圖像,反映了遠古居民希求人丁興旺的願望。

以四川南部的都掌蠻人的岩畫為例,可以看出在那怪異的圖畫上麵,還蒙著一層神秘的麵紗。

都掌蠻人的岩畫中,有大量的馬、騎馬的人物和野獸的形象,還有怪人、怪獸,以及銅鼓和太陽的圖案,內容十分豐富,形象栩栩如生。

岩畫中的鳥,有的在奔馳,有的在嘶鳴,有的在緩步行進。騎馬的人則揮舞手中的戰刀,躍馬奔馳,瀟灑自如。還有的人高傲地騎在馬背上,有人在前麵牽馬開路。這些都顯示了都掌蠻人崇尚騎馬善戰。把他們的形象畫在崖壁上,可能是再現他們生前的榮光,供後人瞻仰,也可能希望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裏也能這樣勇武雄壯令人敬仰。

岩畫中還有虎、豹、犀牛、鷹、鶴等飛禽走獸,還有各種各樣的狗。這些狗,肯定是他們狩獵時的有力工具和幫手。除此而外,還有形態各異的魚,有的魚單獨出現,有的魚已經上鉤而魚線還在口中,有的魚則已被捕魚者釣起……。

銅鼓的形象出現得也相當多。據說,銅鼓是被都掌蠻人視為具有神奇力量的寶物的。一麵好的銅鼓可以換回1000頭牛。誰擁有二、三麵銅鼓,誰就可以稱王了。銅鼓的號召力特別強,隻要在山上敲起銅鼓,四麵八方的都掌蠻人就全自動聚集到銅鼓周圍。正因為如此,如果在戰場上銅鼓被對方繳獲,都掌蠻人就會失聲痛哭,認為自己的命運終結了。據說,明王朝在剿滅了都掌蠻人的武裝之後,繳獲的銅鼓就有93麵。當時,他們的首領阿大悲痛欲絕,說:“鼓失,則蠻運終矣!”

都掌蠻人崇拜太陽。他們用紅色畫的圓形圖案,象征太陽給他們帶來了溫暖的生機。

他們崇拜的生命之神則非常特殊。這個神奇的人物隻有一張網狀的臉,沒有口、眼、耳、鼻,有四隻胳膊兩隻手。特別是男性的生殖器很長、很大。可能是希望死去的人們早日再生吧。

還有一些怪人怪獸至今無人能夠破解。如在麻塘壩有個長有四個胳膊沒有身體的人;在豬圈門有一個長有雙角的人;在獅子岩有一個魚身而長有四腿的怪獸……。

再以新疆的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的岩畫為例,可以看出古代先民生殖崇拜的神秘色彩。

這裏山勢突幾,石壁豁開,山色赭紅,崗巒重疊,宛如一座荒涼的古堡。在一片紅色的砂礫岩上,大大小小的男女形象占據了長14米、高9米、麵積120平方米的平整的岩麵。

岩畫上的人物大的有真人大小,小的僅12厘米,分布密集,錯落有致。有群女裸舞、群男裸舞,生育祈禱等圖畫。圖中的裸體男子麵部大嘴高鼻、威武有力,尤其特意刻畫了男性生殖器的勃起和碩大。裸體女子則眼大鼻高嘴小,肩寬腰細,臀部肥碩。這一切都表明了男性為主體的社會裏,人們祈求人口繁盛的願望。其中一些身體被塗成紅色的人像,可能是巫師一類的人物,在他的引導下,人們載歌載舞,沉浸在神秘而聖潔的儀式之中。

這些千姿百態的、曆經千年風雨侵蝕的岩畫給後人留下了許多難解之謎:他們為什麼把畫刻在岩壁上?許多畫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畫麵中神奇的人物和動物是神話還是真實的再現?畫畫的人早已消逝,畫謎的答案又在哪裏呢?

小妹妹願把繡球拋情郎

元代著名劇作家王實甫在《呂蒙正風雪破窯記》一劇中,敘述了洛陽富紳劉仲實欲為女兒月娥擇婿,但想到“姻緣是天之所定”,就決定以拋彩球的方式“憑天匹配”,“但是繡球兒落在那個人身上的,不問官員、士、庶、經商、客旅,便招他為婚。”不料繡球竟中貧士呂蒙正,於是演出了一段悲喜故事。關漢卿《山神廟裴度還帶》敘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隻是關劇中的一對男女早巳確定聯姻,男的金榜題名,奉皇帝之命完婚之後,以拋彩球的方式作為完婚的禮儀。這不同於王劇的劉仲實拋彩球是基於不信人事,惟聽天命。另外還有女子看中某男,拋球擇婿的。如《西遊記》第九回三藏之父陳光蕊被相府公主相中而拋球成婚就是一例。

這種婚姻方式在漢族曆史上曾經存在過嗎?史學家和民俗學家各執己見,至今難下定論。

持存在論的學者認為,拋球成婚的風俗是原始社會遺留下來的。《周禮·周官·婚氏》記述:“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言雖語焉不詳,不像元代以後文學作品所描述的盛況,但可能就是這種風俗的雛形。至於為何以後的史書、地誌及諸家筆記中絕少言及此種風俗,乃因為此種風俗隨著社會物質的進步,婚姻禮儀漸趨繁複而逐漸衰微。明人梁玉繩《黔苗詞》注雲:“孟春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男吹蘆笙,女振鈴為節。奔而不禁……”又雲:“未娶者插白雞羽跳月;又以五色布為球,謂之‘花球’,視所歡者擲之。”梁氏所描述的雖是苗家風俗,但與《周禮》所言有相似之處。可能是這種風俗由漢族傳人苗族。明代詩人高啟見過宋時一幅描繪南宋時期拋球擲婿的盛況的畫,高啟《觀顧蕃所藏宋賜進士絲鞭歌》一詩較詳細地記敘了當時新中進士遊街、富家拋球擇婿的情況。詩中有“天街直拂花枝過,擇婿樓高彩球墮”的詩句。清人金檀引《宋狀元錄》注高詩雲:“高宗紹興二十一年辛未,策試進士趙逵等及第、出身有差。上禦集英殿拆號,唱進士名,各賜綠袍、白簡、黃襯衫;賜狀元等三人酒食五盞。三人……駿馬快行,……自東華門至期集所,豪家、貴邸競列彩幕從觀。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於此擇婿。”又注“擇婿樓高彩球墮”一句雲:“蘇軾詩:‘眼亂行看擇婿車’。”從此看來,宋時漢族有此風俗。其所言與小說、戲劇中的情況極相似。

有的學者認為,曆史上的漢族沒有這種拋球成婚的風俗。他們指出,如果我國曆史上漢族存在過這種婚姻風俗,那麼為何史書、地誌及各家筆記中難以見到記載,而僅見於文學、戲曲作品?在封建社會,信天命者極多,如果王劇《破窯記》中的劉仲實能如此,那麼拋球聯姻者就不知有多少了,但這些僅是稗官之言。再說,這種聯姻方式過於奇巧,於情理不合。婚姻自古以來皆被視為人生大事,取決於這種俄傾間的拋打彩球似乎不可信。如果男女間本已定姻,或女方看中某男,但在亂哄哄的時候難免拋中他人,那麼是婚之乎?拒之乎?如果被擲中者已婚或本人並不情願,那麼又該如何處理呢?看來,這是文人們構想出來的。如果要說有,在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中倒有這種婚姻方式,不過有別於小說、戲曲中所描寫的結彩樓和女子拋球。陸次雲《跳月記》記載苗族男女春月跳舞求偶,女持球以擲意中人的詳細情況。又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十載:“交恥俗,上巳日,男女聚會,各為行列,以五色結為球,歌而拋之,謂之‘飛馳’。男女目成,則女受馳而男婚己定。”範成大《桂海虞衡誌》所載與周氏相同。在電影《西南高原的春天》裏,亦可見傣族拋彩球的儀式。可見在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中,在舊時其婚儀中多有拋彩球之俗。學者們據此推測,我國元代文學作品中拋彩球的風俗,是因為元代形成了各民族的空前大一統,當時西南各族與中原往來頻繁,這種風俗自邊州以口說而傳至中原,時人感到新鮮,文人遂加以改造而播之於小說、戲劇。更重要的一層原因是長期受多重壓迫的婦女尤其喜聞這種有幾微選擇配偶自由的風俗,因而隨之宣揚。雖然婦女仍因禮教的束縛而難以實現自由擇偶的意願,但終可寄理想於此,因而元代以後描寫這類風俗的小說、戲劇大盛。

拋彩球聯姻的風俗,文學作品中描寫甚多,西南諸民族確曾存在過,而史誌及各家筆記唯獨沒有關於漢族這一風俗的記載。因而,拋球聯姻的風俗到底是中原所原有,抑或是中原本無而為西南諸族所獨有,此謎至今仍難解。

圖小乾坤大

《太極圖》又稱《先天圖》或《天地自然之圖》,是中國上古文化中最神秘的一張圖,也是冬說紛紜、莫衷一是、爭論極多的一張圖。

相傳太極八卦圖是古代聖人伏羲氏首創,在“五經”的“周易”中,有詳細的記載和說明。古人認為: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這是太極化生八卦的基本理論。太極圖,是研究《易》學的一張重要圖象,故又稱《易圖》。

這張圖既簡單又複雜。說簡單,隻有黑白兩色;說複雜,它卻包含了天地萬物的共同規律在內。

《太極圖》起源很早,據傳占《太極圖》繪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之際或更早的陶器上。圓圈內畫有S形曲線,黑白陰陽點是以後添上的。如今的《太極圖》,一般認為是北宋周敦頤所製。唐《真元妙品經》有太極先天圖與周製的相似。

也有人說,先天《太極圖》為伏羲所畫,後天《太極圖》為周文王所作。或說,《太極圖》源自漢代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也有人認為《太極圖》最初由陳摶傳出,原叫《無極圖》。

中國古老的《太極八卦圖》,對現代科學的貢獻是多方麵的。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是現代電子計算機二進位製的創始人,他正是在中國的古老的太極八卦圖的啟發和幫助下,才觸動靈機,一舉成功的。1701年秋末,他正在苦心孤詣研究乘法機,法國傳教士朋友從北京寄給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萊布尼茲從這構張圖中受到了很大啟發,他發現,八卦是象形文字的雛形,由坤卦經艮、坎、巽、震、離、兌到乾卦,正是由零數到七,這樣八個自然數所組成的完整的二進位製層數形。八卦中的“—”叫做陽爻,相當於二二進製中的“1”,而八卦中的“——”叫做陰爻,相當於二進製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從0到63這64個自然數的完整的:二進位製數形。在數學中八卦屬於八階矩陣。

1973年戈德伯格提出了生物控製的“陰陽假說”,在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領域裏,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也曾受到中國古老《太極圖》的啟發。1957年蘇特:蘭德發現了環腺一磷,1963年普賴斯發現了環鳥一磷,二者在生命活動及疾病過程的發生發展中都起著一定的作用。戈德伯格則從《太極八卦圖》得到了很大啟發,認為環腺一磷和環鳥一磷,就是體內兩種對立的調節係統,與東方醫學中的“陰陽”相似,很可能是“陰陽”的物質基礎,從而提出了著名的“陰陽假說”。

中國獨有的古老的《太極八卦圖》確實有著很玄奧的哲理,甚至有的外國學者說:“這張圖有啟迪世界的價值。”它以綜合並包的方式,容納多種思維。但是,由於年代久遠,古老的《太極八卦圖》對今天的人來說,謎團越來越多:《太極八卦圖》究竟是誰創製的?受了什麼啟發創造出來的?《太極八卦圖》有哪些作用?為什麼要創造這麼一張圖?……好多問題,至今隻有傳說和不確切的猜想,而無確鑿之實證。古老的《太極八卦圖》確實包含著高度智慧,它傳達給我們的究竟是來自何處的高度文明的信息呢?

熱烈歡迎,菩薩來到

佛教究竟是在何時傳人我國的?自古以來,聚訟紛紜,至今尚無定論。大體說來,有如下五種說法。

一、先秦說。〔晉〕王嘉《拾遺記》說: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屍羅……荷錫持瓶,雲‘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俞樾說此條“乃佛法入中國之始”的記載(見所著《茶香室叢鈔》卷十三),佛教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於公元前三世紀將佛教定為國教,並開始向國外傳播。既然印度佛教外傳開始於公元前三世紀,那麼,說公元前四世紀即有印僧來我國,顯然是錯誤的。

〔唐〕道宣《廣弘明集·歸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說,丘聞西方有聖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等語,斷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此條材料又見於道宣著《釋迦方誌》中華書局1983年版,101頁)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照中國史料推算,釋迦牟尼生於公元前565年;照印度史料說,他生於公元前563年,比孔子大14或12歲。釋迦牟尼大約卒於公元前485年,比孔子早死6年。孔子和釋迦牟尼是同代人,佛教和儒家當時均處於初創階段,中印兩國尚無交通關係;相互之間無從知曉。“孔子深知佛為大聖”的說法。不啻夢中囈語。

二、秦朝說。“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雲:‘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引自《釋迦方誌》)此條材料最早見於隋朝費長房《曆代三寶記》。然而這條材料是不可靠的。首先,從中外交通史的角度看,還沒有一條過硬的史料能證明中印兩國秦時已有經濟文化往來關係。其次,可靠的說法是:張騫始聞身毒國有浮屠之教。見北齊魏收《魏書·釋老誌》。既然說張騫通西域始聞印度有佛教,那麼,說秦始皇時即有印僧傳教,當然是荒誕之說。

三、西漢末說。(一)據《大唐西域記》、《洛陽伽藍記》、《魏書·西域傳》得知,公元前一世紀有毗盧折那阿羅漢由迦濕彌羅來到於田弘化,讚摩大寺。接著,龜茲、疏勒、莎車、高昌等地也陸續傳人了佛教,並建造伽藍佛寺。學者們認為這是佛教傳人我國新疆地區之始。(二)《三國誌·魏誌·東夷傳》裴鬆之注引曹魏魚豢所撰《魏略·西戎傳》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即佛經)。”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經又是印度傳法和我國早期翻譯佛經的通行辦法,因此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佛教開始傳人我國內地的可信記載。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等史學家均主此說。

四、西漢末、東漢初說。有的學者認為西漢末年伊存向景盧口授浮屠經隻是佛教思想開始傳人我國的正式記錄,但當時還沒有宗教性活動。到東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劉秀之子楚王劉英曾為“浮屠”齋戒祭祀,供養“優婆塞”(又譯伊浦塞,意為“近善男”,指接受五戒的在家男居士)和“桑門”(又譯沙門,即和尚)。漢明帝給劉英的詔書裏褒獎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漢明帝並將詔書宣示各王,可見朝廷提倡佛教,詳見《後漢書·楚王英傳》。這是封建統治集團正式承認佛教地位的明確記載。根據西漢末伊存向景盧口授浮屠經及東漢初劉英尚浮屠之仁祠等史實,黃心川、載康生在其所著《世界三大宗教》一書中說:“佛教在西漢末、東漢初(公元前後)逐漸傳人中國。”(三聯1979年版,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