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世紀政壇懸案全破譯 8
水軍何時開始建立
提起三國時的赤壁之戰，可能大家都比較熟悉，曹操號稱80萬大軍，卻敗在東吳水軍手下。宋金時黃天蕩之戰，韓世忠、梁紅玉率兵大敗金兀木。這些都是靠水戰獲取的勝利，它說明我國曆史上早就建立了一定規模的水軍。但水軍究竟何時建立？至今仍是個謎。
水軍在我國古代稱舟師，是古代海軍的前身，軍隊的一個軍種。我國是水軍的誕生地之一。它是隨著選船業的發展，武器裝備的改進和作戰區域的擴展而產生的。傳說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出現了獨木舟和木筏，用於交通運輸，後來用於漁業和通商。《周易·係辭下》就有“刳木為舟，剡木為楫”的記載。當時部落之間爭戰頻繁，黃帝與九夷作戰，是否渡過淮河、長江，有沒有建立水軍，還有待考證。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現過“舟”字，西周金文中不僅有“舟”字，而且開始出現了“船”宇。周時舟船的數量顯著增加，已有多人撐駕的大船。商和西周的軍事力量，開始由中原地區逐漸向東南擴展，商已有向東南夷的記載。西周的勢力已達到東南沿海和我國南方多水地區。當時軍隊已具有相當規模，並有運用舟船輸送軍隊或實施渡河的記載，但尚未發現記載舟師建立的時間。
春秋時期臨江傍水的吳國、越國、楚國和麵臨東海的齊國等都有水軍，並多次在水麵上交戰。那時水戰中使用的舟船，具有相當的規模。據《神機製敵太白陰經》載：“水戰之具，始於伍員。以舟為車，以輯為馬”。這些代替陸上車馬的舟楫，為水軍的建立創造了條件。《越絕書》記載，伍子胥還著有水戰法，規定舟船的尺寸、水軍的編製和船隊的戰法。《伍子胥戰法》說，“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三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擢（手）五十人，舳艫（手）三人，操長鉤、矛、長斧各四，吏、仆、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水戰使用的武器，有刀矛弩矢和長鉤、長斧。魯國公輸般還創製水戰的裝具——“鉤拒”，這是一種帶鐵鉤的竹稿，對敵船“退則構之，進則拒之”。用這些戰船和武器實施水戰，使水戰具有相當的規模。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戰術條記敘“公元前485年，吳、齊在黃海進行了海戰”，當時吳國的舟師，從長江口出海北上，實行遠航奔襲，聲勢浩大。但齊國舟師，沒等吳軍到達，就在水麵上實施截擊，結果吳軍戰敗。顯而易見，雙方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水戰，一定早就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水軍。
公元前549年，楚國派水軍進攻吳國，《左傳》敘述：“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這次水戰比上述吳齊黃海水戰早64年。這說的是進行水戰的時間，建立水軍將比水戰還要早。那麼我國水軍究竟何時建立？還有待進一步探討考證。
軍法始於何時
在中國古代的許多典籍裏，有“刑始於兵”，“師出以律”的記載，“兵律”、“軍律”等軍法也有許多專篇。特別是到了唐代出現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律”、“令”、“格”、“式”俱全的軍法，如《衛禁律》、《擅興律》、《捕亡律》、《官衛令》、《軍防令》、《兵部式》、《兵部格》等，詳細地規定了軍人的職守、賞罰。凡是違犯了“令”、“式”中的有關規定，就要按“律”、“格”進行懲處。而最早的軍法出於何時呢？還是一個謎。
軍法是治軍的法規，它是統治階級意誌的表現，具有階級性、強製性。在中國的原始社會，由於那時處在公有製和軍事民主時期，戰爭的勝敗直接關係到部落的每個成員的生死存亡，作戰時常常都是男女老幼誌願參加，不需要用帶有強迫性的軍法來進行約束。隨著私有製的產生，階級的形成，氏族製度的瓦解和奴隸製國家的建立，戰爭開始成為爭奪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鬥爭，原始社會時期軍事民主製下的群眾武裝，開始蛻變為由奴隸主操縱的、專為壓迫大多數人和掠奪財物的、奪取和維護奴隸主政權的軍隊。這時，戰爭的勝敗，直接關係到奴隸主貴族的切身利益。而對於軍隊的大多數成員——平民和奴隸——一來說，則關係甚小，他們對待戰爭的態度沒有貴族那樣積極。為了鼓勵參戰，提高軍隊的士氣，便出現了帶有強製性的各種行為規則和明確的賞罰規定。對立功的軍人，按聖旨或軍律賞賜錢財、官爵、田地、奴仆，對違犯紀律和軍律的官兵，處以殺戮、鞭打、徒刑等處罰。如《尚書·甘誓》中記載：夏王啟，為了確立其統治地位與有扈氏大戰於甘（今陝西戶縣西南）時，在戰前，召集了帶領軍隊的六個貴族，進行戰前動員和宣布作戰紀律、賞罰標準。規定凡是服從命令，忠於職守、勇敢戰鬥、努力完成作戰任務的，就在宗廟裏予以獎賞；不努力執行命令，完不成作戰任務的，就要殺死在宗廟裏或者降為奴隸。“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拏戮汝”。這種簡單的口頭規定軍隊紀律與賞罰的做法，是早期的軍法。
有的認為，這種口頭規定的紀律與賞罰，雖然帶有軍法的含義，但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且賞罰也不容易一致，還不能算是軍法。我國的軍法大約形成於春秋、戰國之交。因為這時，各諸侯國頻繁進行“爭霸”、“攻戰”，為了提高軍隊戰鬥力，各諸侯國對攻戰的賞罰都作了明文規定，建立起了一套以軍功授爵製為中心的賞罰製度，並與嚴格而殘酷的刑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軍法。這些軍法，雖然由於各諸侯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實行的程度也不盡一致，但基本的精神都是根據官兵在戰爭中的表現和貢獻，給予一定的獎勵或懲罰。當時，實行得比較徹底，規定也比較具體的是秦國，而且在商鞅變法時就全麵推行了這種製度。據出土的秦簡《軍爵律》和《商子》等文獻可以看到賞罰的具體規定。如：士兵個人，在戰爭中殺敵一人者，免除其全家徭役和賦稅；士兵個人斬殺敵軍官一名，並取得其首級者，授爵一級，賜田一頃，宅九畝和賞給一個農奴（庶子）；大部隊作戰，在攻城戰鬥中斬首八千以上，野戰中斬首二千以上，均評為“滿功”，部隊內各級軍官都升一級，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級；士兵五人一伍，其中一人逃跑，餘下四人處以二年以上徒刑；畏死不前，臨陣脫逃者，處以死刑，在千人大會上車裂等等。此外，春秋末期的大軍事家孫武，在其所著的《孫子》兵法一書中，也把軍法列為進行戰爭的五大要素之一。寫著：“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顯然，當時的軍法已經成為軍隊建設和進行戰爭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