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廢除墾荒，取消頂帶 1
我國一向是重視農業的國家，墾荒一直受到曆代君主的重視。雍正年間，清政府大力倡導墾荒，在一些地方取得很大成就。但有些地方官員為了突出自己的政績，弄虛作假，以少報多，將原本就開墾良好的熟田報作墾荒地。
田文鏡、王士俊都曾擔任過河南巡撫，他們二人在任期間，正值國家大力墾荒的時候。為了能夠很好地響應朝廷的號召，他們也積極開墾荒地。不過他們不是把心思用在實際的開墾上，而是用在了書麵的數字上麵，這樣的“墾荒”當然比在現實中去實際整頓荒地要容易得多。既然皇帝將報墾數目作為地辦官考績標準，那向上彙報就多多益善了。可是，因為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多的田地開墾，那麼百姓就要在原來的土地上承受更多的賦稅。本來就已經非常辛勞的農民現在更是民怨沸騰。
乾隆即位後，開始著手解決這一前朝遺留下來的問題。本著愛民養民的原則，他下令禁止虛報開墾，要求地方官詳加核實。
乾隆繼位後，曾宣布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拖欠錢糧。這項政策有利於業主，而處於最底層的佃戶仍沒有得到實惠。現實的情況也不樂觀，清初以來，各地佃農的抗租鬥爭連續不斷。由此，為了能真正減輕下層人民的負擔，同時更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下旨減少佃租。
雍正二年，清朝頒布實行老農頂帶製度。所謂老農頂帶製度，又叫做老農總吏之例，就是每年從每鄉選擇一兩個勤勞儉樸又沒有過失的老農，一概授予八品頂帶。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的時候將每年評選一次改為三年評選一次。原本雍正創建這一製度的意思是想獎勵稼穡。但在執行過程中，情況卻發生了變化。
原本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平頭老百姓，現在就能憑借自已的辛勤勞動獲得一個官位，這樣的好事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很多不是農民的人都想借此混上一頂官帽戴戴。於是，那些鄉村惡霸和地痞便利用這一機會，仗勢欺人，去威脅恐嚇那些辛勤勞作、遵紀守法的老農，受到欺侮的農民哪裏敢聲張呢，隻得由這些人奪走原本屬於自己的榮譽和權利。
其實，這些不法事已經上呈到了皇上那裏。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七月，皇帝批準吏部議決，取消老農頂帶製度。
在大多數人的頭腦中，凡是滿清八旗子弟過的都是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其實不然，有許多八旗子弟的生活還不如漢族的老百姓。為了解決貧困旗人的生計問題，雍正年間，清朝在京南的同安、新城、霸州、永清設立井田實驗區，有二百多頃官田，派京城內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沒有產業的旗人到那裏去耕種。而且，政府還負責提供購買耕作需要的一切設備的銀兩，實施古人需子所描繪的井田製度。但是，優惠的政策並沒有吸引太多的人前往井田區。原因很簡單，八旗子弟已經習慣了京城內遊手好閑的散漫生活，現在讓他們去耕田當農民，有辱於身分，況且也實在不想受罪。
雍正五年，政府再次下令，將那些無業又無所事事的旗人，及犯了過失應受枷號鞭責處罰罪而節退的八旗士兵，強迫發往井區。可是去了的人中，正經幹活的人也不多，井田試驗未見成效。因此，乾隆元年十一月，乾隆批準取消田區實施的井田製，改作屯田，令耕種者按畝交納屯糧，算是初步解決了這些旗人子弟的生計問題。
體恤商人，保護商業
乾隆還取消了某些不合理的商業稅收和雜稅。雍正十三年十月也就是乾隆即位的當年，乾隆考慮到鄉鎮村落從事零星小買賣的百姓，他們販賣的隻是一些箕帚、薪炭、魚蝦、蔬菜之類的東西，但是卻要上交幾乎和收入相等乃至更過的商業稅，有些百姓被官府反複征收，而有些偏遠地方的人卻不用繳納，公平自然談不上，受益的卻是那些比較狡猾的小商販和貪婪的官吏，長期如此會影響正常商業的發展。於是乾隆頒諭取消了這些“落地稅”，命令隻在人口比較多貿易興盛的府州縣城這些便於官員稽查的地方照例征收，不能有額外的索取，更不允許出現反複征收的情況。對於那些比較偏遠的鄉鎮村落則全麵停止征收這項商業稅。
山東泰山，貴為五嶽之首，在百姓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人們都認為它是彙聚天地靈氣的一座神山，不管什麼事，都願意先到這裏來求得好運氣，因此山上的磐霞靈應宮常年香火興旺。看到如此旺盛的人氣，泰州衙門動了歪心思，怎麼才能讓這麼多行人也給自己帶來一些好處呢?思來想去，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巧設名目，變相向百姓收取額外錢稅，要求前來燒香的百姓要先向他們交納香稅才能求拜，每人每次要納銀一錢四分，這樣，每年都會有大量的銀兩流入他們的口袋。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降旨永久廢除這項香火稅，百姓得知後皆交口稱讚，前來上香的人更多了。
此外，乾隆還下令免除江南等省蘆課、學租、雜稅等。從清初以來，福建漁艇，每年應向提督衙門交“規禮銀”。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降旨宣布永久廢除這項稅銀。與此同時，乾隆降旨赦免各地的各種苛捐雜稅，這些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比如說，廣爾海陽縣“杉餉”，揭陽縣糞、牛骨、皮碎、農具、棉條等雜稅，廣州通橋稅口的幾種小稅，取消揭陽縣和肇慶等四府州所規定加征稅條款三百八十二條，還有廣西桂林等地魚稅、糖油稅、生牛豬稅和墟市小稅。這些雜稅的免除，為當地經濟的發展解了套。
中國自古就有重農抑商的傳統，而曆史到了乾隆這裏，商人的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乾隆有著明確的恤商觀點，他認為，商人也是國家的百姓，為什麼不能一視同仁呢!乾隆對於商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有著清楚的認識，在他看來，商人的生產買賣活動，同樣也是對人民有益的，沒有一味抑製其發展的道理。這種難得的恤商思想促使乾隆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保護商業資本。
就在乾隆繼位的第一年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接到蘇州織造海保上奏，說要在江南免征田賦，增加關稅，將關稅的剩餘部分作為官吏養廉銀。“真是豈有此理，”乾隆很生氣，“這個海保就知道給商人增加額外賦稅，他怎麼就不想一想，那些商人的財富也是辛苦經營得來的，本來加在他們身上的稅款就已經很重了，你們這些人不知道減輕人家的負擔，還總是加重商稅，難道商賈之人就不是大清的子民麼!”這個折子當然沒有通過審議。但是這個小小的折子，卻更加堅定了乾隆“體恤商賈”的決心，他要以更加寬鬆的政策幫助商人，促進商業的發展。
同年冬天，西北用兵需要兩萬石軍糧，乾隆孰將搬運軍糧的這份差事交給了商人去做，並提前發給了商人一萬石糧食的運費。到了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清朝從西北撤兵，原定邊往的軍糧已有再需要了。於是，主管此事的官員嚴令商人限期退款，可是這些承運商哪能一下子就籌措到那麼多的糧款呢，大家抱怨紛紛，但又無可奈何，隻能千方百計地籌措還款，影響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意。不久，乾隆得知了此消息，急忙下令中止這種做法，並向大臣強調了自己“體恤商賈之意”，將限期還款變為了逐步還款，並延長了還款的期限。
封建官僚曆來視商人為敲詐對象，千方百計侵掠。乾隆十分注意防範官府對商人的勒索，一經發覺，嚴懲不貸。淮關監督年希堯就是一個例子。年希堯在管轄的徐州所屬四縣境內，未經上報批準就私自增添了稅口。為了能向當地的商人多收取一些不義之財，他差遣自家的奴役鄭三等出去強行向商販收取額外稅款，這些家奴橫行霸道，有些商販不願上交，他們就強行掠走人家的財物，鬧得雞犬不寧，當地的商販更是怨聲載道。
這還不算，年希堯還向買賣人勒索私設的“票錢”、“飯錢”，百姓哪怕做些諸如賣針線之類的小生意都要上交商業捝，民間有售賣棉花的傳統不生意，年希堯更是小放過，弄得這些生意人個個人心惶惶，無心經營。當地的商業因此受到了極大影響。乾隆知道後，龍顏大怒，竟有官員如此大膽違背旨意，中飽私囊，不顧百姓生活，他降旨要求相關部門嚴厲迫查此案，年希堯、鄭三終究為自己的逆行付出了沉重代價。
在榨取城鄉百姓的種種花招中，河南地方官有一種勒索商人伎倆叫做“買辦”。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官府想要購買諸如米、薪、布、帛各項物品，從來不問供貨商這些東西賣多少錢，而是自己看著給貨品定價，這些官價自然要比市價低，因此供貨商就會在這種買賣中受到很大的虧損。不少商賈都有過類似的賠本買賣，無奈對方是官府，也隻能暗自吞下苦果。河南巡撫雅爾圖發現了這個情況，於是上奏皇帝請求降旨嚴查此事，並采取措施加以杜絕。乾隆看到這個折子後非常高興，隨即下詔命他解決當地這種擾亂正常商業活動的行為。
官府控製的牙行壟斷了市場，官府從中能抽取高額利息，從而擾亂了商人正常的商業活動。牙行愈多，商人就會越受損害。乾隆四年，江蘇各地紛紛報請增設牙行，有的縣欲增數十個，明白其中原委的乾隆豈能讓這種事情發生，若是準了江蘇的折子，那麼其他各省的申請就會紛至查來，這時全國的牙行生意都會受損。於是乾隆下令嚴禁開設新的牙行，若有擅自新增牙行的事件發發，必會惟督撫藩司是問。
但是，乾隆也不是對商人施行一味的保護，對商人的正當貿易，他采取的是保護政策，而對不合法經商者他也會進行嚴厲打擊。乾隆三年，北京幹旱，米價飛漲，百姓無力承擔如此昂貴的米價，於是官府減價出售大米用來賑濟貧民。偏偏這時有些奸商就想發國難財，一個名叫潘七等的人便趁此機會囤積居奇，想借此大賺一筆。百姓對他這種不義之行怨憤頗多，但是沒辦法，為了生計還要買他手中的存糧。
潘七等守在自己的店鋪前，看著百姓高價購買自己的糧食，他的錢袋也變得越來越鼓。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的這種不義之行被人們反映到了官府，得知此消息的官員立刻派人調查，不費多少時間便確證了此事。貪婪的潘七等非但沒能發這一筆橫財，還被逮捕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