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婚之後便強行的打發福王去自己的封地--洛陽，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萬兩銀子，超出一般王製十倍的花費。神宗派出太監征收“礦稅”，搜刮的億萬錢財，皆入福王藩圍。
到了萬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歲，宰相葉向高上疏力爭，神宗答應第二年春天舉行。到時候卻又失信了，見輿論洶洶，不能不就藩，鄭貴妃便借機開口，為兒子大撈一把。鄭貴妃要求一次賜田四萬餘頃，群臣力爭，不得以減為兩萬傾，又提出以下要求：
第一，莊田四萬頃減半，仍須兩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的良田湊足。
第二，籍沒張居正的財業，尚存官的撥歸福府。
第三，從揚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種雜稅撥歸福府。
第四，四川鹽井的一部分收益劃歸福府。
第五，請淮鹽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項，尤以最後一項影響國計民生、及於邊防軍餉，後果異常嚴重。而神宗一概答應。
好容易辦妥，鄭貴妃依然不讓福王按製度就藩，借口為第二年為李太後祝壽，企圖再拖一段時間。遭到李太後的訓斥，而且李太後碰巧沒有活到第二年70大壽就去世了，大臣們一再催促，神宗和鄭貴妃再也找不到借口拖延，隻好讓福王就藩。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朱常洵帶著無數金銀財寶就藩洛陽，隊伍前後達100多裏。
同時，得莊田二萬頃。按照明朝崇禎年間首輔孔貞運所撰文的《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的記載：“福王之國，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協濟三百名。公（袁可立號節寰）曰：‘民力竭矣’。即白之衛輝何守。尋得減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當時因直言進諫明神宗被貶官回籍睢州二十多年，福王之國給睢州百姓帶來的沉重負擔是他親眼所見，記載當是真實可信的，所以他才出麵為睢州民眾求情減免。
就國之後，福王橫征暴斂，侵漁小民，千方百計搜刮錢財，壞事做絕。萬曆皇帝不理朝政達30年，群臣上的奏章大多不理睬，唯獨福王府的奏章早上遞交，下午即答複，其要求無所不允。有這樣的便利，四方奸人亡命之徒，紛紛趨之若鶩，聚集在朱常洵門下。天啟皇帝和後來崇禎皇帝即位後，因這位福王是帝室尊屬，所以對他很是禮敬。
這位重達三百斤的肥王爺一輩子醉生夢死，終日閉閣暢飲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體重達體重360多斤。流賊猖熾之時，河南又連年旱蝗大災，人民易子而食，福王不聞不問，仍舊收斂賦稅，連基本的賑濟樣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隊伍行過洛陽，士兵紛紛怒言：“洛陽富於皇宮，神宗耗天下之財以肥福王，卻讓我們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賊手，何其不公！”當時退養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入王府勸福王，勸他說，即使隻為自己打算，也應該開府庫，拿出些錢財援餉濟民。福王與其父明神宗一樣，嗜財如命，不聽。
到崇禎帝時，朱常洵地近位尊，朝廷尊之以禮。朱常洵終日閉閣酌飲醇酒，所愛唯有婦女、歌舞。秦中流賊四起，河南也遭大旱、蝗災，人們互相殘食，民間一片雜亂，都說先帝耗天下之財以肥福王，洛陽富於皇宮。經過洛陽的援兵喧嚷道“：王府有金錢百萬，卻讓我們餓著肚子死於賊手。”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正住在家中，聽說之後很害怕，便將其中利害關係告知朱常洵，而朱常洵並未放在心上。
所以李自成早就惦記上了福王的一副三分地，這可是天下最肥的地方，要是把福王老窩端了什麼軍費糧草全得以解決。李自成開了動員大會，號召廣大義軍要奮勇殺敵，爭取一鼓作氣拿下洛陽，等殺進洛陽城隨便拿誰便搶都是咱們家的。
崇禎十四年（1640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組織十萬大軍奔洛陽襲來。這一消息驚動了作威作福的朱常洵，老家夥嚇的臉都紫了，本來就胖，三百斤的大胖子，往椅子上一坐跟一灘泥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