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學者“包裝”——一個不得不說的話題 2
周國平的以“酸”包裝
周國平的名字為人所知是在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現代思潮風起雲湧般進入我國內地思想界、學術界乃至讀書界的時候，周國平以一冊三聯版尼采選集《悲劇的誕生》的譯者，以及稍後上海出版的《詩人哲學家》的主編者的身份在青年學子中頗具聲譽。之後我們就開始見到了他陸續發表在報紙雜誌上的那些談哲學或以哲學名義談論人生的文章。接下來我們發現這些文章越來越多，並結成各種集子出版，隨筆作家周國平漸漸地把我們心目中的那個學者周國平的模樣隱去了。1996年，《妞妞，一個父親的劄記》出版，這部取材於作者生活的略帶思辨性的作品使得作家周國平開始在媚雅一族讀者中享有盛譽，也開始成為書籍市場上一個穩定而知名的品牌。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迄今為止，作家周國平總是在文章或對話裏反複強調，自己是搞哲學的。
有鑒於周國平的這種自我職業錯位感，我們可以將他定位於“以‘酸’包裝”這一檔次。所以界定其“酸”，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周在文章中屢屢引證的哲學原理和所列舉的例證，一部分屬於眾所皆知的常識，一部分則屬於名人軼聞，就學術程度而言，專業性不是太高，普及性倒有一些。與其說他是在研究哲學，不如說他是在用文章普及某些基本的哲學原理和常識。作為我國社科院的研究員、博士，學者是他的職業，但就文章而言，他的這些工作倒更貼近於“哲普作家”（借用“科普作家”的命名法），而且，有些地方，還存有把一些哲學理念庸俗化的跡象。既挨不上時代學術前沿的最新成果，一不留神還會背上“硬努著說事”的名頭，頗讓人覺得其酸腐。二是周的作品套話太多，空洞的說理太多，我們感覺其文字既無才氣，又生活在真空之中，讀著沒什麼勁。而周本人呢，自我感覺還特好，時不時還扯來托爾斯泰之類的巨腕來說說自己幹的那些零活兒，以顯自己工作的意義，讀完讓人覺得怪怪的。說這種文章有多大病倒也不至於，可看了總給人以拿著端著的感覺，因此隻好說他酸。
舉他的名作《妞妞，一個父親的劄記》為例。此書倒也算性情之作，用周國平自己的話說，是“在死亡陰影籠罩下撫育女兒的愛哀交加的心境，我在搖籃旁兼墓畔的思考……”許多地方也確實讓人歎息、淚下。然而，偶然你跳出來再一想，會發現有兩個不對勁的地方：一是人該不該對人生經曆的劇痛采取這種自虐式的反雛，這樣咀嚼痛苦玩弄悲劇是否也屬於一種病態？二是寫這樣一本書的行為本身，對自己、對讀者、對逝去的生命是否過於殘忍了？換了別人，會這樣做嗎？還有就是真實性，家有親人患病，誰還能有功夫想那麼多玄玄乎乎的東西？怎麼讀怎麼令人不信服。倘若這是事後追憶、補記，不是不可以，但牽強的成分未免便更重了。所以說此書倒也算是一本獨特的書，可性情中不健康的東西還是挺多的。是不是哲學我不知道，總之矯情。本來挺感人的真東西，鑲了個金邊兒倒透出可疑來了。
周國平最近好像還喜歡和別人對話，比如年初時跟崔健對那一段《音樂批判文字》，真讓我們這些外行拾樂了。
其中談到了崔健的《一無所有》與周國平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似乎從中兩者感覺到了一種溝通，並且從中發展開去，從音樂史、文化史、心靈史上的地位問題去恭維崔健，從中並有啥心靈史，讓人難解，兩人談話之中，周國平竟將“文字的東西”和“內心的感悟”作為兩個對立項，讓人笑話。因其不僅是作家，又是搞哲學的，另外兩人還有對搖滾樂的交流，其中周國平有憤怒是音樂之外的東西，不是搖滾樂本身的特征的發問，實讓我們懷疑他的邏輯思維能力，一個號稱搞哲學的人，從中不能不讓人深思。
曾經有一回聽人說起周先生的那些散文隨筆，對方用了一個很新鮮的講法，喻之為“哲學界的汪國真”，聽了既讓人有些覺得過分，再細想又覺得有那麼點道理。比如汪在外界一般給人營造的是“詩人”形象，周呢，喜歡以“哲學學者”的形象示人，兩人的文字在他們聲稱的詩或思的範圍之內，又實在僅具低幼普及水準，夠不上業內的價值。兩人之所以在讀者中都受到一定青睞，一方麵在於他們在標榜的行業標準上勇於降格（或是以“本格”）趨時，對許多東西詮釋得誇張而通俗，同時又滿足了許多青少年的懵懂求知外加一點媚雅的虛榮。於是買方賣方各取所需。所不同之處在於，汪國真的賣點顯然更集中於低幼化凋的賣點則較集中於青年人。周國平他興趣異常單調和枯燥。與此同時，他的文章還有一種內在的牽強的說教，構成了他作品思想中很矯情的一麵，如他寫《醫學的人文品格》一文，控訴當今醫療腐敗，並舉出當年懷孕的妻子高燒去看病竟遭漠視甚至刁難的事為例，事情到此已很說明問題了，可周不在接下來的部分裏探討敬業精神與醫德教育對當今醫療行業的重要性，而是非要扯到人文土壤、良知和教養這些暫時對於我國醫務工作者還太高深、隔膜的問題上去了，反而削弱了文章的現實批判意義，顯得有些酸腐。貌似憂國憂民憂文化，實際上什麼都沒說明白。這種虛的、矯情的、酸的特點，在他的許多文章裏都存在，而且大有在未來時日裏發生重大病變的征兆。前麵所點評的類似《音樂批判文字》中的問題，不過是先給我們大夥提了個醒。
餘傑、摩羅、孔慶東的以“怒”包裝
作為讀者的我們，將餘傑、摩羅、孔慶東放到一起來的看待是因為兩點：一是他們比前麵幾位都年輕，輩分上晚了一代；二是他們代表了目前我國出版業學者包裝的較新成果和水準。從當年的幾匹“腎馬”倒今天的“新青年”，他們發狠撒野、扮哭扮笑，成功地把眾多語言垃圾打造成文化快餐品牌，在進一步為這個墮落的、靈魂低迷的時代推波助瀾，粉飾個性。
相信我們對作業傑的作品關注均是始於《火與冰》封麵上“我國大陸的第一個李敖”、“北大的第二個王小波”、“抽屜文學”，封底的“本書出版前，曾以手抄本形式在首都九所名牌大學中悄悄流傳”，諸多宣傳語不能不讓人注目。
當我們以為上麵而產生好奇便去翻書。有一些地方還算合心意，比如對“錢學”的懷疑，比如對鄭州大學將一個不向外資老板下跪的打工仔特召入學的思考，都表明作者確實是一個有一定想法和分辨力的大學生。但也僅限於此了，因為書中的眾多感慨地方一旦去除了青春期的煩惱孤寂、去除了大學階段人渴望發言證實自身存在的可愛動機，便隻剩下一些人名、書名和引文了，沒有特殊的地方。《火與冰》給我們的感覺就是：這是一個挺勤勞挺愛想事兒的大學生寫的一本書。文字較流暢，比大學校刊或社團刊物上發表的文章稍具個性。作者有闖勁兒，不管是不是有價值，也不管是否存有學理或知識結構上的欠缺，他想到什麼就敢寫出來，套用現在王朔老師的書名，有股子無知者無畏的勁頭。至於他的想法本身，倒未見得犀利，或有什麼讓人眼前一亮的東西。
再後來，一兩年的功夫，我們又見到了《鐵屋中的呐喊》、《文明中的創痛》、《說還是不說》。《想飛的翅膀》等書，留意翻看一下，發現餘傑又多寫了不少讀後感，多練了兩招摘抄外加批注的功夫，研究生的學曆顯了出來，思維方式卻無大變，甚至有的書裏，獨自思考所有的內容要遠少於《火與冰》中的含量。於是也就有些明白，像餘傑這樣的年輕作者，骨子裏跟餘秋雨是沒有什麼不同的。惟其少了些閱曆與世故，便隨手扯了身上的憤懣和圖書館裏的人名書名來做幌子了。外界向來敬畏書名人名的媒體記者又多，終於又造出一個思想者的形象。其實想這樣靠“文明”、“文化”成事的作者恐怕還有很多。他們隻是想靠寫稿賺些辛苦錢而已，真要苛求他們思想，還真難為他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