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的自然本性
人性的奧秘
人的自然性與動物的本能既互相聯係，又有著嚴格的區別。動物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完全受製於本能。本能是動物生存的基礎，也是動物一切活動的全部動因。
人是大自然的造化，與動物界所有生命一樣，人的天然本能和本性，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也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但是，人又是宇宙之精華，人的欲求不僅有自然性的一麵，還有社會性的一麵。同時，人既有生理上的需要，又有社會性的需要，正是由於這兩者有機的結合，才構成了人超然脫離動物界的基礎，從而，自然選擇的最終結果，還是主宰整個自然界，統管著世間萬物生靈。顯然研究人性，不僅要研究人作為生物所具有的一般屬性，更要研究他不同於其他一切生物所特殊的本質屬性，而後者也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所在，從而也正是我們探討人生，認識自己的基本出發點。
品行是一個人的內在，名譽是一個人的外貌。
——［英］莎士比亞誠然，人性是一個同人類一樣古老的研究曆程。它是通過實踐而創造的對象世界，也就是改造無機界。人證明白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那麼，這種實踐的證明是何時開始的呢?顯然，自從人類誕生時起，人就在認識改造自然的同時，開始了對自身本性的認識過程。當然，這種認識，在起初非常機械淡薄，隻是在人類由野蠻時代進入到文明時代，隻是在文明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作為自然的寵物,人類開始將自己的本能升華到理性的認識，也即是人的本性，由後天自然選擇而熏陶為崇高文明而莊嚴神聖。從此，從古老的東方大地到愛琴海岸的城邦，從孔夫子、柏拉圖到現代哲人學者，無數的聖哲賢輩為此而苦苦追尋，苦思冥想，同時，為進一步認識人性升華到更高境界，他們各抒己見，互爭雄長，其觀點各樹一幟，交相輝映，寫出了一部色彩紛呈的人性論史卷。
卡耐基認為，人性是一個相對於獸性而言的為人所獨具的文明特性。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是一個政治動物。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從人與動物的關係角度明確地對人所下的定義。與此同時，東方儒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孟軻則從“人之性”與“犬之性”、“牛之性”的區別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觀點。孟軻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人能“存心”、“養性”。作為沒落奴隸主貴族和早期地主階級的思想家亞裏士多德又說：“世上有些人天賦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則自然地成為奴隸。對於後者，奴役既屬有益，而且也是正當的。”孟軻則在肯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的同時，將人看成有大小、貴賤之分，並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對此，卡耐基認為，這是必須加以分析批判的。但是，從認識的角度看，兩位哲人關於人的定義，卻給後人不無方法論的啟示，這就是探討人性認識自己，必須將人自身與動物用辯證的方法加以探討，必須在區別中探求聯係，在兩者的相互關係中認識區別。
有關資料驗證，人與動物之間存在著密切聯係。人起源於動物，是從脊椎最高類型的靈長類中的猿進化而來的。卡耐基認為，從最初的動物中，主要由於進一步的分化而發展出無數的綱、目、科、屬、種的動物，最後發展出神經係統獲得最充分發展的那種形態，即脊椎動物的形態，而最後在這些脊椎動物中，又發展出這樣一種脊椎動物，在它身上自然界達到了自我意識。這就是人。其實，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隻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顯而易見，人與動物具有密切的親緣關係，所以，在他們身上必然存在天然的共同屬性。
那麼，人與動物的這種天然的共同屬性包含怎樣的內容呢?人類的聖哲們，都曾竭力呼喚“人的自然權利”。卡耐基認為，他們所講的食色等自然本能、自然權利，就是人所擁有的自然本性，這種自然性是人與動物鄙具有的，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將其當作了人性的全部。顯然，這是以偏概全，認識上有點偏激，是不科學的。
衡量一個人，應以他在不幸之下保持勇氣、信心的方式為準。
——［古羅馬］普魯塔克人的自然性與動物的本能，既互相聯係，又有著嚴格的區別。動物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完全受製於本能。本能是動物生存的基礎，也是動物一切活動的全部動因。對此，卡耐基說，作為“天生是社會動物”的人，同樣也具有這種生存的本能。人隻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見，人的自然性和動物的本能在作為生存的基礎方麵具有共同的特征，兩者是一致的。
但是，卡耐基認為，人的食色又不同於動物的食色。對於動物來講，其欲求隻能受本能的支配和控製，根本沒什麼思想意識所支配。在欲求滿足程度上，它表現得特別貪婪，毫無節製，在滿足的途徑和手段上，則顯得極度的自私、野蠻和殘忍等，這就是動物的獸性。獸性代表了動物的本質特征。但是，人的自然性，其全部的內容隻界定於上述作為生存基礎的欲求範圍之內，即人不可避免地擁有多種多樣的自然需要；這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離開這一界限的動物性的野蠻、自私、貪婪、殘忍等均非人的自然性所應有的。
卡耐基認為，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但是，人的發展實踐已充分證明，人必定是向著動物的獸性相反的方向發展的。例如。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饑餓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則不完全為本能所驅使，為了某種社會需要，人“懂得在饑餓的時候耐著性子不去濫殺他們。但動物不是如此,而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根本不會把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這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誌的對象。顯然，人的自然屬性受著意誌等各種非自然屬性的影響和製約，而正是因為如此，使得人的自然性具有人性的特征，表現出對本能的抑製和克服。
可見，人與動物之間盡管存在著密切的聯係，但兩者的區別是截然分明的。動物的本能受獸性的支配，而人的本能具有人性的質的修養。人性與獸性互相對立、相互排斥，正是在兩者的矛盾對立中，通過人性對獸性的逐步否定，使得人從自私、野蠻、殘忍的狀態走向了文明，並將進一步趨於高度文明化。所以，可以說，人類發展史就是人性戰勝獸性，逐步趨於高度文明化的曆史。
對於人性與獸性的區別，曆史上不少的哲學家曾有過獨到的見解，影響深遠。例如，孟軻認為人性與犬、牛性不同，人能“存心”、“養性”。亞裏士多德肯定人的理性“是人所具有的區別於動物的本性。”諸如此類，在人類曆史上，均閃耀著光輝形象，但是，由於曆史條件和階級地位的局限和影響，這些哲學家們都不可能對人性與獸性的區別和聯係作出完全科學的解釋，有些甚至將人性與獸性含糊不清，以獸性代替人性，成為獸性的鼓吹者和倡導者。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倫理型的社會，在人性問題上大部分哲學家都十分強調人的道德性。雖然他們在強調人的道德性的同時對人的自然性大多極端否定，但這種肯定人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實踐，主張節欲、寡欲，講克製自守卻包含大量的合理因素。與中國古代的情況截然相反的是，在西方倫理思想史上，肯定人的自然本性，並以人的自然性為基礎建立道德體係的風尚行為。從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命題的古希臘智者普羅塔哥拉到快樂主義學派的創立者伊壁鳩魯，直至近代文藝複興運動時期的人文主義學者，許多思想家部對人的自然本性給予了充分的熱衷讚成。實事上，這種對人的自然本能，生理需要的肯定認識和評價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麵，尤其在文藝複興運動中，廣大人文主義者對人的“自然權利”給予呐喊作威，對於打碎中世紀宗教神學的枷鎖起了對自己都不信任，還會信任什麼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