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垂範聖哲，胸懷浩然 1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不能蔑視它，也不可能蔑視得了，但要有一定距離，如果聽之任之，也會誤大事，應如孟子養氣說那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方為智者。
曾國藩說，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卻須有衝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隻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嚐能稍自立誌哉。
讀曾國藩的這一段話，我們仿佛置身於一位飽經滄桑、聰明睿智的老人麵前，有一種大徹大悟之感。人活著，如果一直渾渾噩噩而不知所謂“豁達光明之胸”、“衝融氣象”為何物，而隻是“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那是很難做成什麼大事的；不但事業做不好，人也活不到應有的程度。
東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強調一個靜字，即萬象放下，心無雜念、豁達光明、衝融虛廓的心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誠”或“無妄”；在道家，叫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在佛家，叫作“明心見性”、“無行住而生其心”。
怎樣來達到聖賢的境界呢?曾國藩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極讚孟子養氣說和莊子的逍遙說，從中可見他在這兩個方麵是下過一番功夫的。
養氣說是孟子人生修養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學說，即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的“養氣”實際上是一種鍛煉人格意誌和身體素質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種意誌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後讓其充沛完滿，貫注全身。此時，人的身心成為意誌和信念的凝聚體，而意誌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質載體。孟子的“養氣”與中國古代的氣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它們都揭示：如果人們祛除各種心理雜念，保持心理意誌的高度凝聚，將使周圍磁場發生物理變化，由心理變化導引出生理變化，而生理變化又反饋和強化人的心理變化。這大概是孟子“養氣”的真正內涵。
孟子的“浩然之氣”是一種充溢著剛性的“力”，這種剛性之力並非來源於人體質的健壯和權勢的顯赫。身強力壯和位高權重固然有某種威懾力量，但若沒有仁義禮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則不過是“匹夫之勇”和“妾婦之道”而已，因為它們隻能讓人口服達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氣”的剛性之力來源於人們對自我與宇宙合一的體認和對仁義禮智的信念和踐履。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與他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中國古代關於充實之美的理論基礎。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實際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種真力彌漫、生氣勃勃的內在精神狀態和充實鬱勃的人格之美嗎?它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圓滿的體現。
孟子的“浩然之氣”有一種無堅不摧、大無畏的品格。有了這種浩然之正氣，就能堅持正義、氣節和情操，“寧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格而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也決不苟且偷生，玷汙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氣”與其“舍生取義”一道，給後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勵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敗後被俘，他嚴詞拒絕了元朝統治者的威逼利誘，在獄中寫下了慷慨激昂、流傳千古的《正氣歌》，其序雲：“孟子日：‘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
文天祥認為的正氣貫注於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氣勢磅礴，光耀日月，萬古長存。有了這種浩然正氣填塞於胸，就達到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可以麵對敵人的威脅利誘而不動心，麵對敵人的屠刀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曾國藩寫信給胡林翼，與他一同欣賞《莊子》，談莊子衝淡、超曠的人生理念，認為與孟子的“浩然之氣”有異曲同工之效。他說：“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到德者約有數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睟麵，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閑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複尋思，歎喟無已。”
當然，我們以上所說並非是宣揚曾國藩已是“聖人”，他還是一個常人，雖然我們不能成為聖人，可是我們可以像聖人一樣做事，來淨化自己的靈魂。
成功語錄：寧肯技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為國為民，直言諫上
曾國藩雖然處世有“圓融通達”之稱，但他對於涉及社稷存亡的事，敢於進盡忠言，甚至不怕觸怒皇上，可以說“憂國而忘其身”了。尤其表現為“為國為民，直言諫上”上。
曾國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後，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機會。在此期間曾國藩多次陳言，而屢蒙嘉納。譬如他有感於朝綱不振，是非不明，“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降替，無一折彈大臣之過失”(均道光三十年庚戌三月初二日應詔陳言疏中語)。乃效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欲規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風，上敬陳聖德三端一疏，也就是嚴肅批評了皇上的三個錯誤，並且言辭直露而激烈。其要點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