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4
國破山河在
在南明政權與靖軍的抗爭中，有一支主力，他們一直堅持鬥爭，把明朝的旗號又保持了一段時間。其間，湧現出一位流芳百世的英雄人物——鄭成功。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是鄭芝龍的長子。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原來是來往於福建沿海和南洋一帶的大海盜。後來受明朝招安，任福建總兵。他擁立南明隆武帝，因手握兵權在小朝廷裏舉足輕重。鄭成功的母親是一位日本人，他出生在日本，崇禎三年（1630）七歲時回到祖國。此後，他一直接受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教育，不但聰明敏捷，而且有遠大誌向，喜歡讀《孫子兵法》、《春秋左傳》等書。後來考中秀才，二十一歲時進入南京國子監學習。
隆武帝準備北伐時，鄭成功已是父親軍中的一名將領，才二十二歲。他深得隆武皇帝的賞識，被賜姓朱，改名為成功，並封他為禦營中營都督，人稱“國姓爺”。清兵攻入福建後，父親鄭芝龍要投降清軍，以保住鄭家的財產。鄭成功找到父親苦苦相勸，想用民族大義打動父親，放棄降清的念頭。但鄭芝龍執迷不悟，親自到清營投降，反而被清軍挾持，帶到北京軟禁起來。後來清兵殺來，隆武帝出逃，鄭成功的母親受辱自殺。他悲憤地跑到金門，順治四年（1647），率領九十餘人在海上起義，在廣州南澳招兵買馬，組織軍隊。順治四年到六年，他從南澳出發，攻占閩南沿海，順治七年（1650）奪取廈門。廈門當時叫中左所，鄭成功將它改名為思明州，並遙奉在廣西的南明桂王為尊，以示自己反清複明的決心。鄭成功在廈門設立了六官分理政事，擴大武裝，製造戰艦，操練兵馬。鄭成功軍紀嚴明，在一次戰鬥中，他堂叔鄭芝鵬臨陣逃跑，鄭成功按照軍法，將他斬首。從此，沒有人敢再違犯他的軍令。為了解決部隊給養，他還利用漳州、泉州等地的有利條件，積極發展海上貿易，籌措資金，準備與清軍戰鬥。
清軍派他弟弟帶著鄭芝龍的親筆信，來勸鄭成功投降，說：“你不投降，父親的性命難保。”鄭成功回信，宣布盡忠不能盡孝，堅持抗清立場。順治十一年（1654），支持永曆政權的大西軍李定國進攻廣東，約鄭成功會師，鄭成功親自率領水師進攻揭陽（今廣東汕頭一帶），永曆皇帝封他為延平郡王。但因清軍的進攻，李定國轉而向西，會師作戰的計劃沒能成功。
順治十六年（1659），為了牽製清軍對桂王的進攻，鄭成功又自任招討大元帥，聯合抗清將領張煌言的部隊，率領八十三營水陸十七萬大軍，幾千艘戰船，開始北伐。不出半個月一連攻下四府三州二十二個縣，江南許多州縣，紛紛起義，響應鄭成功，清廷大受震動。但接連的勝利使鄭成功有所驕傲，就在南京指日可下的時候，竟中了清軍的緩兵計。清軍南京守將郎廷佐派人哀求鄭成功，說：“按照本朝的法令，如果守城超過三十天再敗，守將的妻兒就不會一同受罪責了。請寬限三十天，就開城投降。”鄭成功以為對方真心投降，便下令大軍隻困守城池，但不進攻。部下勸他應一鼓作氣打下南京，鄭成功不聽，竟一拖就是兩個月，在南京城外設酒擺宴，以捕魚為樂。清軍準備充分後，趁鄭軍懈怠之機，從城內挖地穴出城，突然發動襲擊，鄭軍則倉促應戰，全線潰敗，損失慘重。鄭成功被迫退回廈門。
北伐失敗後，清軍乘勢向福建掃蕩。鄭成功在金門、廈門一帶與清軍苦戰。但這一帶地方狹小，軍餉不足。清廷又下了“迂海令”，命沿海的居民內遷三十裏，漁船、商船都不許出海，這就切斷了鄭成功與沿海人民的聯係，使鄭軍在大陸更難以立足。鄭成功急需一個更為穩固，清兵不易進攻的根據地。台灣地處福建對岸，隔著台灣海峽，善於陸戰的清軍卻不善舟楫，因此，台灣成為鄭成功理想的選擇。
當時，台灣正處在荷蘭人的控製之下。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天啟二年（1622），當時的海上強國荷蘭，為擴展其殖民勢力強占我國台灣西南的澎湖列島，雖曾幾次被趕出，但後來不甘失敗的侵略者還是在崇禎十五年（1642）打敗西班牙，獨占了台灣。荷蘭殖民者為了鞏固對台灣的統治，在島上的險要地方建築起城堡和兵站，駐軍守備，對台灣人民則強加苛捐雜稅、販賣鴉片、搶掠奴隸、鎮壓居民的反抗，實行血腥統治。
正當鄭成功在廈門麵臨兵力、財力困難，轉而考慮進軍台灣的時候，曾在荷蘭人手下做翻譯的華人愛國人士何斌來到廈門，他向鄭成功反映了台灣人民歡迎大軍過海驅逐荷蘭侵略者的願望，並獻上一份厚禮——一幅荷蘭人在台灣軍事布防的地圖。鄭成功如獲至寶，更加堅定了收複台灣的決心。他不顧一些將領的反對，於順治十八年（1661）三月率大軍二萬五千餘人、戰船數百艘，從金門出發，克服了狂風惡浪的襲擊，到達台灣西南部鹿耳門內的禾寮港。通往島上有南北兩條航道，南航道水闊港深，好開大船，但荷蘭人早將航道堵塞，防守嚴密；北航道水麵窄，礁石多，大船進不去，在這裏荷蘭人沒有設防。趁著漲潮，在何斌的引導下，鄭軍從北航道進港，戰艦一條跟著一條，悄悄地駛進海港，很快強行登陸。大軍的到來，使台灣各族民眾歡欣鼓舞，他們給大軍送水送糧，提供牛車，熱情幫助，使得鄭成功大敗荷軍，將荷軍壓迫在赤嵌城和台灣城兩個據點內。鄭成功將赤嵌城緊緊包圍，向荷蘭殖民者提出嚴正警告，說：“台灣一向屬於中國，現在你們理應交給她的主人。”荷軍統帥揆一拒絕投降，於是鄭成功下令發起進攻。在強大的攻勢下，荷軍頭目扯起白旗投降了。剩下的台灣城，是荷蘭殖民統治的中心，這裏防守非常堅固。鄭軍士兵強攻，傷亡不小。因此，鄭成功決定采取長期圍困的戰術，切斷荷軍的水源和供給，圍城長達九個月，荷蘭總督揆一感到大勢已去，開城投降。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受降儀式在鄭成功軍營裏舉行，鄭成功高坐正中，揆一卸下佩劍，脫下軍帽，畢恭畢敬地在降書上簽字，帶著他的殘兵敗將，徹底離開了盤踞三十八年的中國寶島，台灣終於重新回到祖國懷抱。在明末清初的一片戰亂和國家內部分裂破碎的大勢下，鄭成功卻從外國殖民者手中收複國土，成為我國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
台灣收複後，鄭成功在島上建立了一府二縣進行行政管理，並大力開發，實行屯田，獎勵墾荒，發展海外貿易，促進了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鄭成功不幸病逝，年僅三十九歲。
茶馬古道
在我國橫斷山脈的高山峽穀，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帶的叢林草莽之中，綿延盤旋著一條神秘的古道，它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出發，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100多公裏；另一條路線從雲南普洱茶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經大理、麗江、中旬、德欽，到西藏邦達、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達、拉薩，然後再經江孜、亞東，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800多公裏。這就是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文化傳播古道——“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起源於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因康藏地區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高寒地帶沒有蔬菜，藏民們的主食是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等，這些食物熱量高，不易分解。茶既能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熱，喝酥油茶就成為藏民的一種高原生活習慣，但藏區不產茶。內地，民間耕種、運送，以及軍隊征戰都需要大量的騾馬，藏區和川、滇邊地則產良馬。於是，具有互補性的茶和馬的交易便應運而生。這樣，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與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穀間南來北往，流動不息。
從唐代開始，曆代統治者都積極采取控製茶馬交易的手段。唐肅宗在蒙古的回紇地區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北宋在成都、秦州設置了榷茶和買馬司。元代時，官府廢止了茶馬治邊政策。到了明代，又恢複了茶馬政策，而且把這項政策作為統治西北地區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洪武初年，連年征戰，太祖朱元璋急需馬匹，因此非常重視茶馬貿易，並想通過以茶換馬來穩定西部少數民族的人心，以鞏固邊防。予是，官府出麵收購和貯藏茶葉以備換馬的需要，而商人買賣茶葉必須持有政府下發的“茶引”。洪武五年（1672），在秦州設立了茶馬司，專門管理茶馬交易的各項事宜。洪武三十年（1697），為了貿易的便利，撤掉了秦州茶馬司，在西寧建茶馬司。
但是這種由官府主持的貿易不能滿足藏、漢兩族人民的生活需求，所以兩族人民往往突破政府禁令進行民間貿易。明朝政府也曾一度開放禁令。明代的茶馬貿易，自洪武初年開始，與明王朝相伴始終。明中葉以後，由於朝政的腐敗，奸商與邊境官吏相勾結，以下等私馬偷換上等番馬，冒支上等茶葉，利用茶馬貿易攫取不法利益，致使國家得不到優良的馬匹，官方的茶馬貿易每況愈下，倒是民間往來頻繁，始終未斷，成為漢藏兩族人民經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如今的茶馬古道已經曆經近千年的滄桑歲月，古道是壯闊的，而對於當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馬幫來說，那卻是一條充滿了艱險的征途。西南地區山高水急，水上交通不可想象。而山道險峻曲折，又根本無法行駛車輛。在這樣的條件下，馬幫成為唯一適用的運輸方式，成千上萬辛勤的馬幫，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為謀得生存奔波在雪域高原上，茶馬古道實際上是一條用人力和馬的腳力踩踏出來的道路。然而沿途壯麗的自然景觀卻激發了他們潛在的勇氣、力量和忍耐，造就了他們講信用、重義氣的性格。從一個山穀到又一個山穀，從一個村寨到又一個村寨，馬幫們踏出了一條溝通各地的生命之路，成為聯係大西南地區的紐帶。這些馬幫曾經駐足停留，進行商品集散的驛站，發展成為後來的城鎮。今天的麗江古城就是迄今為止茶馬古道上保存最為完好的古城，被譽為是“活著的茶馬重鎮”。
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在茶馬古道上廣泛傳播，一些民間藝術家在過去漫長的時日中，在路邊的岩石上、瑪尼堆上繪製和雕刻了無數的經文咒語、佛陀、菩薩和許多高僧的形象，還有一些神靈的動物形象，如魚、蛇、貓等，還有一些被視為神異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為古道上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聖和莊嚴。茶馬古道就像一條大走廊，連接著沿途各個民族，促進了滇西北納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增進了民族間的團結和友誼，促使這些地區的藝術、宗教、風俗文化、意識形態等空前的繁榮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