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清朝6
創立京師大學堂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十二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緒帝，提出應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大學惟益加專精。對此光緒帝諭旨：此事由總理衙門妥議。七月，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奉旨召集有關官員商議辦學堂事，強調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辦學方針。並決定於北京西城原同文館附近買地籌金擴建學舍。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五日，禦史王鵬運上奏光緒帝再次提出開辦京師大學堂。光緒帝下渝：“妥速辦理”。六月十一日，光緒帝頒“明定國是”詔，實行變法。隨後，命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妥議開辦京師大學堂事。決定由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各國學製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章程分八章五十二條。規定：京師大學堂的辦學方針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課程分為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以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初級算學、格致學、地理學、文學及體操學為普通學科；以各國語言文學、高等算學、格致學、政治學、地理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為專門學科。章程還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同時提出“寬籌經費”、“宏建學舍”、“慎選管學大臣”、“簡派總教習”等建議。七月三日，朝廷批準設立京師大學堂。隨後委派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管學大臣，管理大學堂事務。任命張元濟為大學堂總辦（後又由黃紹箕、餘誠格分別繼任）。任命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許景澄為總教習，劉可毅、駱成驤為教習。原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同時決定將原設官書局和新設譯書局並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辦。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九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學員不足百人，多為世家官宦子弟及少數各省中學堂選送的高才生。十二月三十日，又設立師範齋，規定於前三級學生中選其高才生為師範生，專講教學之法，為以後派往各省學堂充當教習之用。次年九月，又設立史學、地理、政治三學堂。改派許景澄為管學大臣，黃紹箕為總辦，劉可毅、駱成驤仍為教習。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京津一帶興起，京師大學堂內師生對此議論紛紛。管學大臣許景澄與京官袁昶等力主鎮壓。不久許以“極諫”圍攻使館和排外宣戰的罪名而被清廷殺戮，教習劉可毅也被殺害。消息傳來京師大學堂學生四散離去，校舍封閉，藏書損失殆盡。九月，慈禧太後下令停辦京師大學堂。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七日，慈禧太後從西安返京籌辦“新政”。十日，派張百熙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命其修改辦學章程，擴大京師大學堂的規模。京師大學堂重新恢複。二月十三日，張百熙奏陳籌備情況：一、準備設預科，預科分政科和藝科兩門；設速成科，分仕學館、師範館。二、添建講舍，在原有一百四十餘間的基礎上添蓋一百二十餘間。購西城瓦窯地方土地一千三百畝蓋房。落成後除預備、速成兩科外，新奏旨送大學堂仕學館學習肄業的進士，附設醫學館的學生一並遷入。三、附設譯局，譯局由官書局籌辦。四、經費：由華俄銀行撥發百萬，大省每年撥二萬；中省一萬；小省五千。又決定任命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張鶴齡為副總教習，於式枚為總辦，李家駒、趙從蕃為副總辦。對以上提議慈禧太後加以批準。十月十四日，京師大學堂正式舉行招生考試。速成科學生考試科目有史論、輿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學策、物理策及外國文論七門。師範館由各省選送學生若幹，考試科目有：修身倫理大義、教育學大義、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算學、代數、物理化學、淺近英文、日文等。仕學館由各省推薦，不參加考試。結果共錄取學生92名。後來又擴招九十名。十二月十七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又增設了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畢業生分別授給貢生、舉人、進士頭銜。一個月之後北京掀起了拒俄運動，四月三十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仕學館學生二百餘人鳴鍾上堂，發起聲討沙俄罪行大會，會後起草《京師大學堂師範、仕學兩館學生上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當晚，部分學生退學參加了抗俄義勇軍。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京師大學堂又增設滿蒙文學，七月，附設博物品實習科。次年，建立京師大學堂圖書館，清政府將熱河文津閣的四庫全書撥給京師大學堂圖書館。宣統二年（1910年）改設分科為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民國一年（1912年）五月三日，袁世凱批準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
義和團運動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興起於長江以北各省的白蓮教大起義和白蓮教的支派天理教起義被清廷鎮壓後，白蓮教的各個支係繼續鬥爭，北方幾省相繼出現了八卦教、紅陽教、榮華教等組織，秘密從事反清鬥爭，其中八卦教影響最大。朝廷規定，傳習八卦教者要查拿緝捕，為首者處以死刑，於是八卦教徒便以傳習拳術來隱蔽自己。義和團運動便由此萌芽而來。
甲午戰爭期間，山東沿海民眾遭受日軍侵略之苦，戰爭結束後，日軍占領了威海衛。三年後，日軍撤離，此地又立即被英軍強占。不久，德國又占據了膠州灣，並強行把山東劃為它的勢力範圍。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英國強行租借威海衛，隨之外國教會也隨之大批進入山東各地，修建大小教堂1100多座，傳教士和教徒發展到八萬多人。許多加入教會的地主豪紳，仰仗教會勢力，乘多年荒災之機，囤積居奇，抬高糧價，居眾苦不堪言，對之切齒痛恨，多次與教會發生衝突。
當年十月，山東冠義縣義和拳在閆書勤帶領下，聚眾數千人，樹起“助清滅洋”的旗幟，占領了梨園屯。第二年，平原縣義和拳組織和教會發生衝突，地方官吏派兵鎮壓，逮捕了數名義和拳成員，於是他們向荏平縣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求救。朱紅燈率領幾百人的義和拳武裝成員趕到平原，與當地義和拳群眾會合，使官府十分恐慌。濟南知府帶兵在平原縣與恩縣交界的森羅殿與朱紅燈的隊伍發生爭鬥。此時，荏平、恩縣、長清、高唐等地義和拳紛紛響應，不久，東昌、武定、泰安、濟南等地的群眾也聞風而動。麵對義和拳運動的蓬勃興起，清朝官吏內大體出現兩種傾向，一種是主張立即用武力消滅，一種則主張安撫、收編。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要求采取安撫、收編政策，主張“化私會為公奉，改拳勇為民團”，把拳民編到諸鄉團之內。次年二月，毓賢繼任山東巡撫，出告示改“拳”為“團”，把參加義和拳的群眾稱之為“拳民”，允許他們設廠習拳，同時把武裝反抗教會的人稱為“匪徒”，緝拿懲處，借以安撫義和拳。由此一來，義和拳反倒取得半合法的地位，迅速發展起來，成為一個官方默許的公開團體，“義和團”的名稱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開始逐漸地廣為流傳起來。
山東義和團的迅猛發展，引起在華各國勢力的恐慌。駐紮膠州灣的德國軍隊出兵到膠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毀村莊、搶劫城鎮搶殺居民。英、美、意等國駐華公使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清廷下令取締義和團。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底，美國公使唐格向總理衙門提出了撤換毓賢的要求，清廷迫於壓力，申斥毓賢對義和團鎮壓不力，將之調任山西巡撫，由袁世凱接任山東巡撫。袁世凱上任後，立即發布了《禁示義和拳匪告示》，不承認義和團具有合法性，規定：不僅練拳，就是讚成義和拳的，都要被殺。隨後依仗他統帶的武衛右軍和擴編的武衛軍先鋒隊馬步炮隊共二十營兵力，對活動於山東黃河北岸的義和團發起進攻。先後斬殺了王玉振、王文玉、孫洛泉等義和團首領，消滅十多部義和團，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山東義和團運動告以平息，義和團運動的中心移到了直隸省。
早在兩年前，直錄南部威縣，曲周、景州、阜城義和拳就已經開始活動，許多村莊建立拳廠、練習拳術，並逐漸向北發展。與教會和官兵多次發生衝突。此時，直隸總督裕祿根據上諭發布《嚴禁義和團》的告示，宣布“招引徒眾，私立會合，演習拳棒，均屬違禁犯法”，“再有設廠練習拳棒，射利惑民悖事，即由地方官會營捕拿，從嚴懲辦”。此時總理衙門也對此憂心忡忡，電令裕祿，“此事關係緊要，務須趕緊嚴密查辦，免滋事端”。於是裕祿派出官兵，分路對義和團進行鎮壓。然而，義和團運動不僅沒被鎮壓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勢力擴展到直隸全省，直逼京城附近地區，甚至在京城內和直隸總督所在地天津，也已經有自稱義和團的人開始活動，沿街練拳，招收徒弟。
消息傳到清廷，有官員主張對義和團用兵討伐極其危險，應采取安撫政策。是年四月初，監察禦史鄭炳麟上奏，主張在直隸、山東派道府大員當“團練局總辦”，選擇鄉紳做“團總”，收編義和團，把義團改造為官辦的團練。這個建議遭到裕祿和袁世凱的反對。一時間清廷陷入對義和團是“剿”還是“撫”的兩難境地。
四月初，淶水、定義、新城、涿州、易縣等地的義和團同教會勢力發生衝突，焚燒了當地的教堂，隨後裕祿派軍隊前往鎮壓，遭到義和團的頑強抵抗，淮軍副將楊福同被打死。裕祿隨即又派提督聶士成所部的武衛前軍趕去鎮壓，又遭到義和團的抵抗。義和團以“反洋”的名義破壞了蘆保鐵路，阻止前來鎮壓的清軍。繼而相繼焚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蘆溝橋的火車站，京津鐵路上的豐台站和機器製造局也被搗毀。五月初，義和團擁進涿州城。
慈禧太後見形勢十分緊迫，就派協辦大學士剛毅和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到涿州方向去進行招撫，向義和團宣布朝廷的“德意”。剛毅等人到涿州一帶後，感到義和團勢力極大，不能進行剿殺，於是向朝廷報告，主張撤回聶士成的部隊，采用勸導、曉喻的辦法解散或收編義和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