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跟鄧小平學做事1
另起爐灶：不在
悖論中展開戰略在鄧小平的智性思維中，中國的發展和強盛，中國的現代化，是他從極深層次上積累而成的意識中心，他的戰略構思的首要主題，就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
兩個方麵的悖論使許多有誌於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戰略家在思維，但像毛澤東以及周恩來這樣優秀的現代化主義者的思維，均陷入"兩難"困境之中。
其一是為了滿足空洞的意識形態需要而一味地堅持"政治掛帥"的主導地位，與迫切需要進行經濟建設任務之間的悖論。為解決緊迫的經濟建設任務所做的一切，都很難使那種空洞的意識形態要求得到滿足。因而，抓緊解決緊迫的經濟建設任務，就會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背叛"，而放棄這個緊迫任務，就意味著使中國繼續貧困下去。在這個悖論中，經濟建設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的拉線木偶，以至於華國鋒後來還將全黨轉移工作重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說成是"形勢的需要"，也就是說形勢不需要了就可以換個工作中心。
其二是傳統社會運行和管理機製的封閉僵化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開發進步之間的悖論。這些傳統社會運行機製之所以封閉僵化，主要是貼上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標簽，因而任何改變都會被視為意識形態宗旨的改變，而如果不去改變，中國就隻能在這種傳統機製的框架中繼續陷入"普遍貧窮"的困境，或者"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動亂。
戰略家的一個最大忌諱，就是在思維中保留無法解開的悖論，從而使戰略構思陷入二難境地之中，無法施展。
任何戰略上的創造力量，隻要受製於思維中的兩難僵局，一切鮮活的創造力都會立即抵銷殆盡。
比如在春秋戰國時代，宋襄公用兵，既想消滅對方奪取勝利，又想保全自己仁義的名聲，終於在消滅對方和仁義名聲之間不能兩全，弄得喪師辱國，陷自己於大不仁。在過於理想化的意識形態追求和中國發展的現實之間的悖論麵前，毛澤東思考、把握問題的原則，總體上是意識形態優先，但也不全然如此，有時也有變化，甚至到了晚年，還啟用了鄧小平一個短暫時期。
毛澤東在這裏的思維方法是一種"權變"。有一次，淳於髡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否?"孟子曰："禮也。"淳於髡再問："嫂溺，欲授之以手乎?"見死不救，非仁，但是叔嫂相授以手，非禮。這是一個典型的悖論，孟子對付這個悖論的方法就是"權"，他說："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授之以手，權也。""繼續革命"要堅持，但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局勢再也難以穩下去時，"革命"就難以為繼了，於是就要鄧小平這樣的人物來整頓一番，這就是權的思維。孔夫子認為這是一種最了不起的思維方法："可與共學，未可與適當；可與適道，不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其實不過是在堅持"禮"與"道"的前提下，行使一種"權宜"、"變通"，是一種保留悖論的暫時圓滿。
巴拉奇、代內什評論道："鄧小平不是周恩來，他的作風不同，周恩來注重策略，使自己能夠停留在水麵上，但不能改變激流的主要方向。鄧小平卻不順從這股激流，而是馬上築坎堵住洪水……"鄧小平複出前，華國鋒要他在出來前寫個文件，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鄧小平決不妥協，堅決地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華國鋒無奈，隻得收回前提。
可見，鄧小平從來不在戰略上求得暫時的圓滿。在他的思維中，一切都"丁是丁，卯是卯"，決不容忍悖論的存在。他的性格決定他不是一個總是充任"箍桶匠"角色的人，不是一個總是把戰略建立在"權宜"性基礎上的人，他是一個一旦必要就"另起爐灶"的人。比如粉碎"四人幫"後的兩年間，華國鋒一方麵求經濟發展，一方麵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國際上視他的戰略為"既要讓羊吃飽，又要保住白菜"，所以，徘徊而無成就的結果是必然的。鄧小平的思維中，沒有這種徘徊，他在自己的思維中排斥一切悖論，使自己的戰略安置在統一的基礎上。換成前一個"嫂溺，叔援之以手"的比喻，按鄧小平的思維方法來解決這個悖論，沒有什麼"禮、仁、權"的周圍折折，見死不救就是不能容忍，一切有礙於此的"禮"都要兜底兒推翻，而不是權變一下就能解決問題的。這絕不是走極端，而是戰略不能建立在二難的基礎上。戰略家如果在自己的思維中保留這種二難問題，戰略布局就會支離破碎、互相矛盾，最終導致敗局。鄧小平要麼不介入工作，要麼就在統一的基礎上展開戰略，斬釘截鐵，決不含糊。
鄧小平在戰略上毫不動搖，但並不排斥機變的必要性，他在策略運用上卻也靈活機變，比如1975年抓整頓，就其實質來說，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並非就事論事地收拾一番，是"全麵整頓"。當時毛澤東仍在，沒有毛澤東的讚成，什麼事也辦不成；"四人幫"還牢牢控製著輿論工具，能量巨大。不可小視他們的煽動和破壞。所以鄧小平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三項指示為綱"，把"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扛在前麵，實質就是要搞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樣，總算爭取了一些機會，為80年代的改革打了一個"前哨戰"。這種策略上的機變是暫時的，鄧小平的戰略構思並非是"三項指示為綱"，連毛澤東也看出他"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所以，當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可以放開手腳展開的戰略構思時，就對"文化大革命"的賬實行了總清算，並對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因素實行了總清理，由此揭露了滯礙現代化戰略展開的各種悖論，著手終結中國人思維中存在分裂的時代。
在鄧小平的思維中，解開悖論的鑰匙，是使觀念中的邏輯服從於生活中的邏輯。背離生活現實而奢談空洞的意識形態追求，生活的邏輯和觀念的邏輯就會互相排斥，人們的思維就會陷入分裂；而當生活現實再也負擔不起這種虛幻的意識形態奢侈品時，就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後果。鄧小平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大膽而果斷地結束了那種意識形態的奢談，把意識形態問題從到處貼標簽式的庸俗泛化中超脫出來，讓現實生活按照它本來的軌道運行。當觀念與生活的對抗被消除，生活進入它自身的正常軌道時，發展戰略的展開就擺脫了種種悖論的困擾，就有了完整統一的原則基礎，而不處處受製於觀念形態東西的束縛。簡單說，那種庸俗化的意識形態標簽一旦揭去，什麼事也就都好辦了。
在鄧小平的思維體係中，這種悖論的打破，主要表現為三點：一是確認現代化是當代人類超越社會製度選擇的最高命題；二是確認經濟建設具有超越意識形態爭論的優先地位，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中心；三是確認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又一場革命，從而，結束了一切脫離生活實際的虛幻的意識形態空談。
大手筆："三步走"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設計了不少偉大的作品。"三步走"就是其中最能反映其實事求是精神，同時又是最有魄力、最有影響，最為成功的作品之一。
"三步走"是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確立的以基本實現現代化為最終目標的經濟建設戰略部署。最初稱為兩步走，後來把第一步分解成兩步，以1980年為基點，每步10年，每1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分別達到溫飽和小康水平。第三步原定為30——50年，後定為50年，在前二十年翻兩番的基礎上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用數據表達，這三步所要達到的人均產值分別為500美元、1000美元和4000美元。這些具體數據有過一些調整，但溫飽、小康、中等發達這三個總體目標一直沒變。"三步走"到目前已經基本上走完了兩步，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績。第三步即將起步，其前10年具體內容和實施步驟及整個第三步的總體構想2000年10月的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已經提出建議，隨即很不尋常地發動全國人民進行修改。這清楚地表明，三步走戰略已經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與今日中國人民所繼承，自覺地、堅定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對一位離任而且已故多年的領導人來說，這也是一種巨大的、最令其欣慰的成功。
任何人要取得一定的成就，就要有一定的目標，都要通過一定的步驟來實施這些目標。如何確定目標和步驟是一個很基本、很重要，同時也很複雜的問題。因此，三步走戰略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對任何一個追求成功的人都是有啟示意義的。
三步走戰略的首要特點仍是實事求是
20世紀50年代，意氣奮發、鬥誌昂揚，以為自己走在大路上的中國人曾提出過一個響亮的口號，大躍進，15年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同這種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相比，溫飽、小康、中等發達的三大戰略目標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但超英趕美之類的響亮口號，沒搞幾年就搞得人們沒飯吃，而看來"微不足道"的三步走，則使中國人按預期的設想，首先是解決了溫飽問題，隨之日子好過起來了。
那麼，這種實事求是，是否就是單純的穩妥、單純的"目標不高"、"微不足道"呢?絕對不是!它同樣包含著膽量，魄力，遠見卓識，而且是非常的驚人。用鄧小平的話說，它既是"目標不高"，"微不足道"，又是一種"雄心壯誌"，一個"宏偉目標"。
三步走中的前兩步，特別是第一步，看來最為"微不足道"，但對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來說，卻意味著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兩番。這對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來說，是一個不敢想象的持續高速發展。
10年翻一番，並不是鄧小平的首創。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了一個10年倍增計劃，也就是10年翻一番。這個10年倍增計劃後來用7年時間完成，1968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倍增計劃也因此而名聲大盛，為一些國家所借鑒。但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是非常困難的，1973年後，日本經濟進入低速增長時期，從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平均10%的年增長率下降為4-5%，再降為1979年後的3%左右，此後跌宕起伏，這樣，10年倍增計劃在日本也就隻提出並執行了一次。
中國經濟基數小，但基數小並不等於就可以發展快。毛澤東曾經認為，中國一窮二白，也是一件好事，那就是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實踐證明，這種觀點不能成立。除了忽視必要的物質基礎外，還因為中國並不是"一張白紙"。落後的經濟總是同眾多其他落後的東西緊密相聯，中國不但底子薄，而且不知存在多少與現代化相排斥、相衝突、相抵製、相製約和不相適應的複雜問題。如現代經濟是法製經濟，現代國家是法治國家，但人們都知道，在中國健全法製，談何容易!再如，現代經濟主要依靠科技進步，這對中國來說，同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確有不正確的看法，但知識分子成為"臭老九"，則有複雜的社會背景。毛澤東並不讚成把知識分子搞臭，還說了"老九不能走"這句安慰和鼓舞了很多人的話。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被人們比喻是"上了天"的一個階層，但事實上，"體腦倒掛"現象仍延續了很長一段時期。因此，新中國成立30多年，尚未解決溫飽問題，這雖然有工作失誤問題，但與很多根深蒂固的、複雜的問題有深刻的聯係。一些從深層次影響現代化建設的問題，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到解決。從世界範圍看，當前的東方國家、南方國家，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其中很多國家舉步維艱，困難重重，還有不少國家長期處於戰亂、混亂之中，連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目前世界總的發展趨勢仍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世界富國與窮國的人均收入，40年前為30∶1，目前為74∶1。全球有13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狀態，貧困人口在過去50年中約增加了2億。因此，中國即使是現在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同樣也不是很奇怪。10年翻一番，基本解決溫飽問題；20年翻兩番，初步進入小康社會，反而讓人覺得有點奇怪。有些人記性不太好，眼睛的趨光性又太強，隻盯著發達國家看，因而喜歡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說三道四，以表明自己很了不起。筆者認為，溫飽、小康這兩大戰略目標的如期實現，雖然的確是"微不足道"，但也的確是中國人民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