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心理規劃2
“我的心是一麵鏡子”
——北大人的心境
怎樣的心境能保持一個健康的心理呢?下麵就讓我們看看我們學者是如何對待。
“我的心是一麵鏡子。”這是一位北大學者的話，也是他為人的一個原則，也是所有北大人的為人原則。心能如鏡，這是一種品格，是經過千錘百練方可達到的一種境界。這也是一種思想，一種平靜做人，靜觀世事的一種思想。達觀做人，不為世俗的東西束縛，不為名利所誘惑。這是北大人的一種思維方式，是他們的一種處世態度，做人若能心靜如鏡，還有什麼擺脫不掉的煩惱呢？
在北大的曆史上，有這樣一個階段，充滿著封建的氣息，被一些本不應為學者所有的東西籠罩著。辛亥革命前，京師大學堂辦了十餘年，幾經周折，並沒有培養出多少人才，連清廷當局都自認其水平太低，更不用說外國人視之為豢養學堂了。辛亥革命後，學校的名稱改了，但本質上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由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不良風氣的影響，北大的名聲臭到了極點，嚴重的封建衙門風氣，不良的學風，因循守舊的教學……以至一般正直之人認為已不可救藥了。
那時，也就是京師大學堂時期北大就是為了培養封建官僚，因而官場習氣在學生和教師中漫延，學堂像衙門。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仍然是衙門氣十足，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進大學教書隻不過為做官作準備；有的教師幹脆就是清末舊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派頭卻不小。當時正教者是這樣授課的；每上課時，均有一聽差挾一地圖、捧一壺茶和一隻水煙袋跟隨上講堂，置之於講台上，然後退出，下課照送如常儀。馮友蘭先生上本科時，哲學係陳介石先生講中國哲學史，從先三皇、後五帝講起，每周4小時，講了一個學期才講到周公。學生問他如此講法，何時能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要講完一句話就可以講完。要講不完就是講不完。”果然課沒講完，他就去世了。陳漢章接著講，講的是《寧無學案》、《明儒學案》那一套。其實，這些老先生連中國抓住學史這門學問的實質，都還不大清楚。以至後來胡適來北大也開哲學史課後，有一天陳老先生一上課就拿出胡適的講義笑不可抑，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不通。隻看他的講義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現在又有哲學史大綱，豈不成為大綱的大綱？不通之至。”如此教師，自然教出來的學生也高明不到哪裏去。而且這位老先生還經常在上課時對學生留一手，教科書、參考書和講義對學生是保密的，不允許借閱。
教師如此學生亦然，學生也以讀書求功名利祿為目的，仍然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思想，雖然取消了科舉，一般學生認為學校畢業相當於科舉的舉人、進士資格，以畢業後做官為目標。由於學生有做官發財的思想，學生從預科畢業後，多人法科，人文科者甚少，人理科者更少。因為最後總是做官，不如人法科，學一點政治。法律，比較吃香。據統計，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預科在校學生841人，文科學生418人，理科學生422人，工科學生隻有80人。讀法科的學生是文、理科的總數，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於北大為招收文科學生，不得不降格以求，報考文科可以不要預科畢業文憑，隻要有同等學力即可。學生入北大後，從法科改文科隨便；從文科改法科，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樣的環境裏，由於師生滿腦子當官發財思想，不思學術，學風極壞，學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學生花錢一年在上千元的，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元，一些有錢的學生，在學校裏帶聽差、吃花酒、打麻將、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當時“八大胡同”有“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之說，即兩院指當時北京政府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指北京大學，為了將來畢業能做官，許多學生在校期間不學習，整天拉幫結夥，往來應酬。當時在北大還流行“結士兄弟”，即10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做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做官，誰的官大，其他9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買官，那麼花的鑽營費由10個人分攤。如此學校，怎能不烏煙瘴氣！
當時在北大，沿襲清末大學堂風氣，雖然當時講的已不是八股文章，但是教學內容中主要講的還是幾千年以來形成的封建正規學術，從觀點、方法到教材，基本上還是封建的一套，尤其是文科更為嚴重。陳漢章老先生，“他教本國曆史，自編講義，從先秦諸子中引用‘墨子’較多。”茅盾曾作“發思古之幽情；揚大漢之天聲”對聯對此嘲諷當時教本國地理的教師。也是自編講義，主要參考書是《大清一統誌》，有時還參考各省。府。縣的地方誌，乃至幾百年前的《水經注》，可見內容之古老。教國文，講義都沒有，就讓學生讀《莊子·天下篇》、《苟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顯學篇》、文學則以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乃至清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作教材這些雖然已成了曆史，但有些人的心態卻還保留著這種曆史的“遺風”。在社會生活中，他們把名與利看得過於重要，從而失去了原本的美麗的東西，使生活的色彩漸漸變得黯然無光。他們的心，一定是瘋狂而虛無的，在他們的頭腦裏，隻有金錢與名聲、權力，根本沒有真正思考過人生的意義。
在這種人的生活中，真正該添加一些人的平淡與恬然之心了，北大一位學者寫過關於季羨林的一篇文章，裏麵的觀點很好，值得我們去體味一下其中的做人之理。
在北大朗潤園裏穿行，步過靜靜的未名湖，走進紅湖北岸那簡樸的公寓，走進季羨林先生的住處，這裏是名副其實的書的海洋，過眼之處無不是書。而季先生卻笑著打趣道：“擺得著，不見得就看得著呀。”
極普通的灰舊的中山裝，極普通的黑色的軟底布鞋，我們所見的季先生，似乎永是這身簡樸得不能再簡樸的裝束。作為國際上精通土火羅語。巴利語、梵語的少數學者之一，作為中國著名的佛教者和國學大師，作為中國散文界著名的散文家，季羨林先生在海內外有著極高的學術聲望，但是他為人的真誠無華，卻是令人驚歎的。室內光線很暗，此時更有一種清幽的感覺，先生安詳而沉靜地坐在那裏，若有所思。我在許多刊物上看到過先生這種低頭沉思的照片，目光深造而恬靜，透出的是心底的沉靜和淡遠。
身為知識分子，季先生對此有自己的看法，論待遇之低，中國的知識分子恐怕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因為生活條件、科研條件的落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牢騷的嗜好恐怕也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發些牢騷，講點怪話，這是人之常情，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可貴之處在於發了牢騷之後，他還是勤勤懇懇地研究，踏踏實實做學問，刻苦自勵，不計榮辱，不顧得失。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以堅忍、勤苦而著稱，有極重的理想主義色彩和犧牲精神。可是現在，這種精神似乎少了，淡了。年輕人受社會思潮的影響，動輒談利。我覺得言不及利固然不好，但是言必稱利也不見得妙。年輕人應該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抱負。人是應當有一種精神的，沒有這點精神，人豈不同動物一樣?”
沒有教育，我們的中國不會強盛，這是有前車之鑒的！所以我希望能有一批有誌氣、有抱負的青年，有這樣一批敢於並樂於犧牲的‘傻子’，靜下心來，決心坐冷板凳，走一條充滿艱苦卻功德無量的學術之路。坐冷板凳，沒有毅力不行，沒有精神不行，沒有一股‘傻勁”不行。
正如先生在《八十述懷》裏所說的：“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路旁有深山大澤，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風；有重山水複，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絕處逢生。”在談到這些經曆的時候，先生的語調卻是異常的平淡，異常的恬靜，仿佛好些艱難，那些坎坷，那些可歌可泣的歲月，都已化作輕煙，不留痕跡，使他在80高齡仍身心愉悅，樂觀豁達。
作為一個畢生研究語言文化的老人，他的漫長人生確實猶如一麵折射人世沉浮的鏡子。在這麵鏡了裏，上演過光榮與夢想，也上演過瘋狂與愚昧。雖然畫麵詭橘多變，卻始終未能泯滅一顆沉靜正直的心靈。這顆心靈始終以巨大的堅韌和沉隱的態度，一次次地經受痛苦與迷茫的煎熬，俯瞰著生命中的沉浮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