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窯對後世青瓷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前麵已經提到，越窯對汝窯的影響，有可能是一死一生的直接繼承關係。汝窯是越窯生命在北方的延續。雖然這僅僅是推論，卻很可能符合曆史的真實情況。
越窯對於龍泉窯的影響之大，已有許多早期龍泉窯實物可以作為證據。兩者在釉色、紋飾等多方麵可以發現同樣有著前後相繼的緊密聯係。越窯對耀州窯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高麗窯有其一些十分突出的獨創，如黑白花鑲嵌式紋飾等。但高麗窯的支燒，高麗窯中常見的劃花紋飾，係受越窯和汝窯的影響無疑。這些，在考古界已有公論，在此勿庸贅述。
雖然越窯對龍泉窯的影響早成定論，然而其影響如何之大，卻少有詳細具體的論述。筆者認為，早期龍泉窯碗底常見的“河濱遺範”四字款，隱含著龍泉窯與越窯具有密切關係的豐富信息，細細品來，極具玩味。
“河濱遺範”方框四字印款，始於北宋時期，至南宋時期仍有大量出現。一般都加蓋在結實厚重的龍泉窯碗底正中，以楷書為多見，也有篆書、隸書。而在薄胎厚釉的南宋龍泉窯中卻從未見到這種印款，有可能是厚胎才宜於加蓋這種印款。“河濱遺範”四字的含意十分含蓄，令人費解。大約隻有創意者本人才能準確詮釋其確切內涵。那麼，這四字到底是何含意呢？創意者為什麼要用如此隱晦含蓄的字款呢？燒製者為什麼要如此大量地在碗底上印上這一字款呢？對於現代人來說，尤如天書一般難解，實屬千古一謎。
有人認為，龍泉窯中碗底“河濱遺範”四字的含意，是因為舜是陶瓷的祖師爺，《史記》載：“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古人把日常用品的發明權歸於上古聖人，因此，“河濱遺範”的意思是龍泉窯的製造者認為自己生產的青瓷繼承了舜這位陶瓷祖師爺的風範，質量靠得牢，以此宣傳自己的產品。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如果龍泉窯製作者在自己所製的碗裏打上“河濱遺範”印款是為了宣揚自己產品質量，具有一定的廣告意義，那麼就不可能祭起陶瓷祖師爺舜的旗幟；如果的確是把自己的產品與陶瓷祖師爺相聯係，那就不是為了宣揚自己產品的質量，而是另有深意。
“範”字既可作“風範”解，也可以作“模”解，即“模子”、“樣子”。在這裏，“範”字當“模”字解似乎更為確切。對於瓷器而言，“範”或曰“模”、“樣子”就是器型和釉色。“河濱遺範”的字麵意思可以是：我的東西（即印有“河濱遺範”印款的龍泉窯瓷器）是按照“河濱”（即作為樣子的器物）的樣子（器型和釉色）做出來的。但這個“樣子”，不可能是舜時所做的樣子，這是因為：
一，在破解“河濱遺範”這一千古謎題時，應當充分考慮到它出現時的時代背景。在龍泉窯出現的宋代，瓷器的生產已經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發達的年代。而舜生活的年代，不可能有與宋代相類比的瓷器。如果龍泉窯製作者確能知道舜時的情況，他們就應當知道，當時隻有陶，沒有瓷製品，前後沒有可比性。如果他們不知舜時的情況，不知道舜代所製作的器物到底是什麼樣子，也就不會拉起他們不知道的東西作為大旗來宣揚自己的產品。不掠古人之美的確是古代瓷器生產者的慣常做法。有據可查的是明末清初的器物，製作者往往在器物底上寫上“永樂年製”、“大明宣德年製”、“大明成化年製”字款。其時，製作者並無假冒以獲利之意，而是認為此類器物自己不過是仿自古人之器物，寫上此類年款，有不掠古人之美，歸功於古人之意。明末清初這種在自己生產的產品上寫上能比自己生產更好器物的永宣及成化年款的做法，十分自然貼切。龍泉窯製作者在碗底印上“河濱遺範”印款，也許確有不掠古人之美之意，但被寫者必須是確實存在，並且被公認是美的，是比自己生產的產品更好的，否則，就不存在掠美一說，也不可能反映其歸功於古人之意。龍泉窯製作者不可能知道舜時所製器物是否精美，其所稱不肯掠美之對象，不可能是舜代所製作的陶器，而應當另有所指。這種器物，應當是越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