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電視台：當你們入侵伊拉克時，這種武力行為可能會讓人感覺美國正變成一個帝國，一個殖民主義國家，你是否會為此感到擔憂？
拉姆斯菲爾德：嗯，我想一定有一些人會那樣說，但這不是真的，因為我們不是殖民國家。我們從不曾是殖民國家。我們沒有帶著部隊於世界之中遊走，到處掠奪別人的房產或別人的資源、石油——那恰恰不是美國的所作所為。我們從來沒有幹過那樣的事情，也永遠不會那樣幹。那不是民主國家的行為。締造帝國的蘇聯是那樣做的，但美國不會那樣做。
半島電視台采訪拉姆斯菲爾德，2003年2月27日
他們經常玩“孤注一擲”，在這種棋盤遊戲中用以顏色編碼的部隊競相奪取世界……通常要耗費數個小時，因此用來打發時間很好。一等大兵傑夫·楊……很擅長玩這個遊戲，其他人便聯合起來將他先淘汰出局。
馬克·博頓，《黑鷹號事件》
帝國時代
“帝國時代”是當今世界最風行的電腦遊戲之一。我那10歲大的兒子一度數月沉溺其中。遊戲中假定世界曆史就是帝國衝突的曆史，彼此敵對的政體之間競相控製有限的資源：人口、沃土、森林、金礦和水上通道。在他們無休止的爭戰中，互相競爭的帝國必須在尋求經濟發展和緊迫戰事間找到平衡。太具侵略性的玩家如果不下力氣維護現有的領土、擴張人口、囤積黃金的話，將很快耗盡資源。而過於專注發展經濟的玩家如果忽略了其軍事防禦能力，則很可能遭到外敵入侵。
毫無疑問，許多美國人都玩“帝國時代”遊戲，就像摩加迪沙的美國巡邏騎兵當初玩的棋盤遊戲 “孤注一擲”一樣。但顯然很少有美國人——或者換句話說，特別是很少有美國士兵願意承認他們的政府正在現實中玩著這場遊戲。
本書不僅要闡明美國是一個帝國，而且還要討論美國從來就是一個帝國。之前已有許多作者對此發表過評論，我對大多數觀點不敢苟同，原則上我對美利堅帝國這一概念並不反感。事實上，我認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會從一段時期的美國統治中得到實惠，但是當今世界需要的並不是任何形式的美國統治。這個世界需要的乃是一個崇尚自由的帝國——也就是一個不僅保障商品、勞動力和資本自由交易的帝國，而且還是一個能夠創造種種條件並為其提供支撐的帝國。若缺少了這些條件，市場便無法順利運作，這些條件即是和平與秩序、法治、廉潔的行政管理、穩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同時，它還要提供公共設施如交通運輸、基礎設施、醫院和學校，沒有政府幹預，這些公共設施也是無法建設的。本書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美國是否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的自由帝國。盡管美國似乎在經濟、軍事和政治等許多方麵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來經營這樣一個“自由的帝國”（托馬斯·傑斐遜語），但在實踐中，美國卻是一個無能的帝國締造者，這一點令人感到驚奇。由此我要說明的是為何美國感到做一個帝國如此艱難；為何帝國事業通常如此短壽，其成效也如此轉瞬即逝。
我寫作的部分動機隻是想簡單地從許多很普通的方麵來解釋美國曆史，它與另一個帝國的曆史別無二致。我不追求其曆史“例外論”的一麵，但許多美國人卻仍然這樣看待美國曆史。然而我卻又想描繪美利堅帝國的一些特性，它既有其諸多突出優勢也有不少使其衰敗的劣勢。本書將本世紀初的一些事件——尤其是“9·11”恐怖襲擊事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放在長遠曆史的曆史環境中來觀察，這些事件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與美國的曆史傳統不符。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本研究當代政治經濟學的著作，有感於我曾大半年在美國生活的經曆，但它主要仍是一部曆史著作。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同未來發生聯係，更確切地說是與未來可能發生的幾種前景有關。本書後幾章對美利堅帝國最終能支撐多久提出了疑問。
美利堅帝國是否比其他任何一個帝國都更為強悍，就像屹立於古希臘羅德港的巨人那樣駕馭世界呢？或者它隻是《聖經》中的歌利亞巨人，雖然體形龐大卻被矮小靈活的敵人用一個彈弓就輕易擊倒了？ 亦或，美國實際上會更像被無法推卸的責任所困的參孫，在加沙瞎了眼睛，最後隻能采取盲目的摧毀行動？ 同所有曆史問題一樣，隻有將美利堅帝國與之前的帝國進行對照和反證，既要思考其他可能的過去，又要考慮未來可能發生的幾種前景，才能得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帝國否定說
過去隻有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者們才會使用“美利堅帝國”這一提法。當然，冷戰期間的蘇聯人和中國人也會反複使用“美帝國主義”概念——還有許多西歐、中東和亞洲的作者們，雖然他們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民粹主義者也好，進步論者也罷，抑或社會主義者，他們聲稱海外擴張是受邪惡的工商利益驅使這一點，與美國人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海外擴張進行的批評並無太大不同。喬伊斯與蓋布裏爾·考爾科等曆史學家認為冷戰並非是由於蘇聯人的緣故，而是因為美國自1945年之後采取的侵略性政策所造成的。由於當時正在發生越南戰爭，這個觀點對一代學子們更具吸引力。越戰則被看成美國外交政策強行推進新殖民主義的鐵證。而羅納德·裏根政府對重振美國軍事實力的主張，則激起了各種強烈抵製“帝國誘惑”的警告。
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極端批評的傳統並無減弱的跡象，那獨有的痛苦語調仍不絕於耳，例如查默斯·約翰遜、威廉·布盧姆和邁克爾·哈德遜等作者筆下的作品，與早期反帝國主義者們的種種責難相互應和著（其中一些老一輩評論家們的聲音至今仍不甘寂寞）。然而對美利堅帝國的批判從來不是左翼政黨主導的領地。在戈爾·威達爾的眼中，古羅馬共和國的悲劇正在作為一場鬧劇重演，所謂的“國家安全政治體製”正在無情地侵蝕政治精英的特權。威達爾本人也是精英的一分子。與此同時，極右派代表人物帕特·布坎南繼續用過時的孤立主義的言詞來攻擊東部勢力集團中的國際派，這些國際派期望將美國卷入舊歐洲的矛盾和爭鬥中——與美國開國之父的初衷相悖。在布坎南看來美國沒有遵循古羅馬的模式而是遵循英國模式，美國曾經對英國批判有加，現在卻亦步亦趨。其他的主流保守派人士特別是克萊德·普萊斯托維茨也對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分子的帝國事業不屑一顧”。
然而，越來越多的評論家開始使用美利堅帝國這一概念了，如果說語氣上仍有搖擺不定之嫌的話，至少不那麼輕蔑了，有時人們還帶著由衷的熱情。之後效力於布什政府、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主任的理查德·哈斯2000年11月在亞特蘭大的一次會議上作發言，公然倡導一個“非正式”的美利堅帝國概念。他認為美國人需要重新考慮他們的全球角色定位，要從傳統的單一民族國家轉變為一個強權帝國。在當時，這可是個大膽的用語。人們很容易忘記正是喬治·W·布什在2000年總統競選中，指責克林頓–戈爾政府采用太多“目的不明確的軍事部署以及目標不清晰的軍事行動”。2001年8月擔任“美國新紀元”項目代理執行主任的湯馬斯·唐納力告訴《華盛頓郵報》：“並沒有那麼多人願意公開談論它（帝國）。”這個詞讓許多美國人感到不安。因此他們采用類似“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強權”這樣的代用語。
對帝國概念的種種疑慮，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似乎消失了。在世貿中心被炸僅一個月之後，馬克斯·布特就在給《旗幟周刊》撰寫的一篇言詞犀利的文章中明確地使用了“美利堅帝國合理論”和“當今的阿富汗和其他麻煩國家”等詞語。布特聲稱“世界迫切需要那種開明的由外人管理的體製，身穿馬褲、腳蹬馬靴、頭戴軟盔且自信十足的英國人就曾經輸出過這種管理體製。”第二年，當他的《小規模戰爭史》一書問世時，標題就取自拉迪亞德·吉卜林臭名昭著的《白人的負擔》一詩，此詩寫於1899年，勸告美國政府將菲律賓納入美國殖民地。新聞記者羅伯特·卡普蘭在他的《尚武政治學》一書中也采納了帝國的概念。他認為：“未來的曆史學家們在回顧21世紀的美國時，將認為美國既是一個帝國又是一個共和國。”卡普蘭在一次采訪中說道：“帝國有其積極的一麵，從某些方麵而言它是最為仁慈的秩序形式。”另一位保守派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塞默則察覺到人們語氣的轉變，他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人們開始光明正大地談論帝國說”。迪奈希·德索沙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中表示讚同“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帝國，但所幸的是它是有史以來最開明的帝權”。他的結論是“讓我們享有更多這樣的帝權”。記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2002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一書中，提出美國“新帝國主義”概念是因世界上那些“失敗國家”所導致的混亂局麵的最佳補救良藥。邁克爾·伊格那蒂夫在近期一份讀物中批評美國在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所謂“國家再造”成果不夠帝國化，缺乏成效。
也許，最好將馬拉比和伊格那蒂夫描述成自由派幹涉主義者。自由派幹涉主義者所支持的正是為埃裏克·霍布斯堡所不屑的“人權帝國主義”。但大多數新帝國主義者都是新保守主義分子，他們的觀點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期間或之後湧現出來。詹姆士·庫爾斯在《國家利益》雜誌有關帝國的特刊中寫道：“今天隻有一個帝國……美國是全球性的帝國，美國軍人是傳奇式的大英帝國文官的真正傳人，且不僅僅繼承了富有獻身精神的大英帝國武官們的傳統。”《旗幟周刊》主編威廉·克裏斯托爾2003年在福克斯新聞中聲稱“若要變強大，我們需要犯錯。如果有人想說我們是帝國主義強權，無所謂”。同月間，《華爾街日報》暗示，美國可采用19世紀中葉英國海軍打擊奴隸貿易的模式設立殖民部，以便更好地管理在中東和亞洲新獲取的財產。
五角大樓裏，最常與“新帝國主義”聯係在一起的人物是國防部常務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此人在老布什政府擔任國防部副部長時，提出“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應該是說服潛在對手們不要奢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不要妄想擺出更具攻擊性的姿態來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他以這樣的言論而獲得惡名。那句在1992年寫的話在當時備受爭議，但現在看來實在是平淡無奇。9年之後，國防部長辦公室在新港海軍戰爭學院組織了一次夏季研習班，旨在探究“長期（50年）維持美國優勢的各種戰略途徑”。此次研習班將美國同古羅馬、中國、奧斯曼帝國和大英帝國之間分別作了詳細對比。對於美國高級軍官而言，這些相似之處顯然並沒什麼令人意外的。2000年安東尼·濟尼將軍——後來成為美國中央軍區司令，告訴記者丹娜·普利斯特說他已成了現代總督，曆史上那些尚武政治家們的傳人。那些人管轄著古羅馬的偏遠領地，給那些地方帶去了尊崇法律的羅馬的秩序和理念。很難說這一點具有諷刺意味。
在官方層麵上，美國一直都否認自己是帝國。大多數政治家都會認同曆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早在1939年總結的觀點：“美國不會成為羅馬帝國也不會成為大英帝國，美國就是美國。”2000年，理查德·尼克鬆在他的回憶錄裏堅持自己的觀點：“美國是唯一一個在周邊鄰國中不走帝國路線的大國。”此觀點在過去的十年中始終被政策製定者們所推崇。用克林頓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塞繆爾·R·桑迪·伯格的話來說：“我們是曆史上第一個非帝國的全球大國。”一年之後小布什在競選總統時對尼克鬆和伯格都作了呼應：“美國從來都不是帝國。我們可能是曆史上唯一一個可以有機會成為帝國而拒絕成為帝國的大國。美國寧取崇高的理想而舍棄強權，寧取正義而舍棄榮譽。”入主白宮後，他多次強調過這個觀點。入侵伊拉克前夕，小布什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次演講中聲明：“美國無意決定伊拉克要建立怎樣的新政府，那是屬於伊拉克人民的選擇……我們隻在需要的前提下駐留伊拉克，不會多待一天。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就作了這樣的許諾，並在和平年代裏恪守了這樣的許諾。打敗敵人之後，我們留下的不是軍隊而是憲法和議會。”在2004年4月10日對伊拉克人民的電視演講中，他反複重申美國並無帝國企圖，他宣布：“我們會幫助你們建立一個和平的代議製政府。這個政府會保護全體公民的權利。在這之後，我們的部隊將會撤離，伊拉克將成為一個統一的、獨立的主權國家。”5月1日，總統登上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發表演說時，把話講得更透徹：“曆史上其他的國家在別人的土地上打了勝仗都會駐留下來，占領並剝削這些國家。美國人打完仗後除了回家，什麼都不做。”
這句話被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所引用，正如本書引言所顯示的。事實上，這一點似乎是布什政府裏所有重要人物達成一致意見的少數觀點之一。國務卿科林·鮑威爾2003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時強調：“美國並不追求成為一個擴張疆域的帝國。我們從不是帝國主義者。我們尋求一個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的，而非少數特權階層的人才能享受的自由、繁榮、和平的世界。”
很少有美國人會反對這一點。發人深省的是，2003年在接受皮尤全球態度民意調查的人中，5個美國人中有4個認可將美國理念和風俗習慣在全球範圍廣為傳播。但同樣的這些人被問及“這是否是由於美國帝國主義導致的結果”時，便很少有人表示讚同了。
弗洛伊德將“否認”定義為對心理創傷的一種原始心理防禦機製。因此“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人似乎不可避免會變本加厲地否認他們國家的帝國主義特征。然而隨著美國對外政策由防衛轉向進攻，便似乎不再有否認的必要了。除了它的名字，美國本身就是帝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能更明確地確定這個帝國的性質。
霸權與帝國
尤利烏斯·愷撒把自己稱為古羅馬的最高統治者，但從來不稱自己是國王。他選中的繼承人奧古斯都則喜歡用“第一公民”的稱號。君主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他們自己喜歡的稱號，帝國也一樣。英格蘭在成為大英帝國之前就被亨利八世宣布為一個帝國。相比較而言，美國雖然長期是一個帝國，卻對此稱號一直避而不用。
如果隻是狹隘地對帝國進行定義，美國當然很容易就被排除在此行列之外。這裏有一個典型的例子：“真正的帝國將對一個社會組織進行直接壟斷和控製，並用武力確保實行。它意味著對司法行政及其定義進行直接壟斷和控製。它意味著對所買所賣的物品、貿易條款以及貿易許可等等進行控製。不要再談什麼美利堅帝國了，因為美國現在不會這樣做，將來也不會這樣做。”對於一代迫切想要反駁蘇聯對美國指控的現實主義評論家們而言，他們常常辯駁說美國隻是在1898年吞並菲律賓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匆匆玩了一把這種正式帝國的遊戲。然而，美國在“二戰”之後的行為與之前有著本質的區別。近期的一種說法指出，美國不是一個具備掠奪意圖的帝國，“它更關注提高地區穩定與安全，並保護國際貿易而不是以犧牲他國的利益來擴大它的強權。”
如果美國不是帝國，那它是什麼呢？ 當美國過去極力“遏製”的那個帝國（前蘇聯）不複存在時，美國如何自我定位呢？ 定位的方法之一是“單極”世界中的“唯一的超級大國”。法國前外交部長休伯特·韋德裏納生造了一個詞“超強大國”，這的確具有諷刺意味。菲利普·鮑比特將美國簡單地看作是一個特別成功的單一民族國家，而有些作者則更偏好一些缺乏活力的詞語如“全球領袖”之類。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近期的係列講座選擇了一個不那麼讓人生厭的術語“獨占鼇頭”。不過迄今為止國際關係專家們使用最多的仍是“霸主”一詞。
所謂的霸主究竟指什麼呢？它僅僅是帝國的一種婉轉的表達方式，還是指佼佼者的角色，一個聯盟的領袖而非管轄帝國臣民的統治者？霸主的動機又是什麼呢？它是否出於保障自身利益的目的對本國疆界之外的地區動用權威？抑或它是否無私地供應各種國際公益？
這個詞原本是用來形容雅典和其他古希臘城邦之間的關係的，當時他們為了抵禦波斯帝國入侵組成了聯盟。雅典領導著其他聯盟成員國，但是並不對它們進行統治。相反，所謂世界體係理論認為，霸主遠遠不隻是領導作用，但也不至於是純粹的帝國。然而，在另一個更為狹窄的定義中，20世紀霸主的主要功能是確保一個自由的國際商業和金融體製運作。著名的霸主穩定理論雖然不太好聽，但使人們開始意識到“二戰”後的一個基本問題是一旦他國的經濟受惠於美國霸主保障之下的自由經濟秩序，美國在致力於維護自由貿易的道路上能走多遠，又能走多久？ 美國人會不會為了延續他們的霸主地位重回貿易保護政策，還是會冒著相對衰落的危險堅持倡導自由貿易？ 這已被稱為霸主的兩難境地，對許多作者而言，其本質與大英帝國1914年前所麵臨的窘境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說大英帝國作為當時的全球霸主是美國的先驅的話，美國作為以英語為母語的帝國為什麼不能同樣成為大英帝國的後繼者？ 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區別的話，多數曆史學家都會同意，美國1945年後的經濟實力超出了1815年之後的大英帝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時期可以同拿破侖的法國戰敗之後的新的實力分布相提並論。首先，約1890年至1950年間美國所取得的非凡的生產力的增長超越了之前英國所取得的任何成績，即便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洪流中。其次，美國刻意運用其權力在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推進多邊和相互平衡的關稅削減。由此，肯尼迪回合談判（1967年）和之後幾輪的談判所取得的關稅降低，大部分歸功於美國所施加的各種壓力，比如美國對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的貸款追加“製約條款”。相比較而言，19世紀自由貿易和自由航海的傳播——一般認為這是大英帝國所帶來的國際公益，它既是自然現象，也是大英帝國強權的直接後果。再者，據說好幾屆美國政府在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前後用美元的關鍵貨幣的地位牟利。美國政府則得以使用“紙金礦”並以製幣稅的形式從外國人手裏聚斂錢財（他們先將美元和以美元計價的資產賣給外國人，然後使美元貶值，通過這種方式獲利）。而金本位則沒有為英國提供多少這樣的好處，甚至帶來了一些不利方麵。最後，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主要依靠皇家海軍，遠遠不如今日美國的軍事力量所創造的全方位統治深入。整整一個世紀，除了克裏米亞戰爭之外，英國都對通過軍事手段幹涉歐洲事務感到力不從心，而歐洲大陸恰恰是關乎其自身生死存亡的戰場。當1914年和1939年英國被迫這樣做的時候，它竭盡全力才取得了成功。於是我們得出了一個悖論，世界霸主可以比一個帝國更為強大。
如果帝國一詞像許多美國評論家所假定的那樣，僅僅表示對國外領地的直接統治，沒有任何當地居民的政治參與，霸權與帝國的區分也許是合理的。不過研究帝國曆史的學者們的概念框架則複雜得多。當時，像弗雷德裏克·魯瓦德這樣的英屬殖民地的行政長官清楚地明白“直接統治”與“間接統治”之間的區別。亞非地區大部分的英屬殖民地都是通過間接方式進行統治的——就是通過當地掌權者代為統治，而非依靠大英帝國的總督來實現統治。約翰·加勒赫和羅納德·羅賓遜則在他們1953年發表的一篇有重大影響的關於“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的文章中闡述了另一個區別。這篇文章概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動用其海軍和金融實力在殖民地範圍之外打開市場。同樣具有啟示性的是現在廣為接受的“正式”與“非正式”帝國之間的區別。英國人雖不曾正式統治過阿根廷，但是倫敦金融界的商業銀行對其財政、貨幣政策施加如此巨大的影響，以至阿根廷的獨立很大程度上受到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