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4日，漢城（今韓國首爾）再次淪陷。共產黨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將美國軍隊阻隔在朝鮮半島中部的原州，破壞了聯合國軍的整條戰線。麥克阿瑟的第八集團軍新任司令、陸軍上將馬修·邦克·李奇微率領20萬人（半數為朝鮮當地人）對抗40萬中朝軍隊，結果“落荒而逃，自食惡果”，使得遠在華盛頓的國務卿艾奇遜也感到情緒低落。
聯合國軍戰線倒沒被衝垮。李奇微投入後備兵力，利用空中優勢，從兩翼迅速集結軍隊，緊緊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國春節前夕，朝鮮的進攻勢頭已過。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聯合國軍開始反擊。2月底，第八集團軍被打回漢城郊區。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占領漢城。兩個星期後，兩支大軍再一次在三八線上展開對峙，又回到三個月前的原點——單就這一點，也可以說又回到9個月前戰爭爆發之際的原點。
美國的這一代人仍在為“二戰”取得的勝利激動不已，又因近來順利登陸仁川的奇跡而衝昏頭腦，他們不可能平靜地接受這種僵持的局麵。對於大部分美國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標以避免無休止的戰爭）就像異教邪說，聽來令人生厭。《生活》雜誌的一篇社論表示，要拒絕與蘇聯共產主義“共存”，說那是“政治哄騙”，是“致命的謬論”。“院外援華集團”對美國政府不願入侵中國東北不屑一顧，認為它們是在“姑息”，極端保守的共和黨人則認為艾奇遜號召克製的做法幾乎等於叛國。
戰前的孤立主義正經曆著一場不同尋常的改變。12月，33個師的中國軍人開始湧入麥克阿瑟的防護網。兩名孤立派曾公開表示要對朝鮮的遠征軍置之不理。12月12日，約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發表的演說中呼籲美國人：“做好你們自己分內的事，隻在家園遭到威脅時再幹涉。”12月17日，前總統胡佛聲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與共產黨軍隊進行的全球衝突中，美國軍隊不會永遠處於上風，但美國空軍和海軍可以控製海洋，保衛美國。他告誡美國人要安分守己，同時要喂飽“世界上饑餓的人民”，以及貫徹他解決國家危機不變的政策——平衡預算。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義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變化。胡佛的單幹假設並非像起初那樣孤獨，也不是僅限於西半球。他想“一邊以英國為疆界，另一邊以日本、台灣[1]、菲律賓群島為疆界”，控製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接替胡佛擔任共和黨右翼領袖的塔夫脫在參議院亦做出同樣的讓步。塔夫脫表示，如果這些地區遭受襲擊而又能成功防衛，那麼對於這些“民主島嶼”應予以保護。胡佛–塔夫脫主義，也可稱作美國堡壘主義或大陸主義，在新年到來之際，已被提議為代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的另一個選擇。在國會的這次討論中，選擇哪一個為最佳方案是主要議題。記者們紛紛稱之為“大辯論”。
當時，美國的當務之急是撥款建立4個師，這是杜魯門曾向北約做出的保證。1951年1月5日，塔夫脫告訴參議院：“國會從未批準給歐洲一支地麵部隊的方案，我們也不應該不明就裏地同意該計劃。”三天後，參議員惠裏提出參議院第8號決議，反對在製定正式的國會政策前，向歐洲派遣地麵部隊。2月15日，共和黨大部分議員簽署聲明，讚同胡佛的大陸主義。塔夫脫的對手們一心把他說成故意阻撓議案通過者。然而，他們不曾明白且塔夫脫也忽視的是，在塔夫脫身後支持他的是由憲法賦予發動戰爭權力的國會，並非白宮。塔夫脫並無意妨礙行政部門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脫宣布，他“已準備妥當，可與總統……或多數派政黨人士討論並製訂出方案，以獲得美國民眾的一致讚同和不斷支持”。但杜魯門並不打算與他人分享自羅斯福“百日新政”以來，通過許多先例而日漸擴大的總統權力。
按20世紀70年代的觀點來看，這次辯論最顯著的一點是，雙方都默認某些先決條件，但這些在20年後早已不是什麼永恒的真理了。無論是政治雄辯家還是國會都提倡“自由世界”——他們一致認為“自由世界”包括蔣介石盤踞的中國台灣、李承晚的韓國、保大的南越、薩拉查的葡萄牙、法魯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屬阿爾及利亞、受軍事獨裁控製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亞洲的所有歐洲殖民地。大陸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都認為，運用美國的軍事力量是有益的。雙方無論誰獲勝，美國人民都會接受，他們不會組織遊行和抗議，甚至連討論都不會有。所有辯論者都認為共產主義是龐大而單一的，有一個中央係統指導著他們從中國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紅色活動，因此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地方進行的任何活動都是事先計劃好的，然後對所有的“自由世界”產生影響。當時，這種信念出奇地獲得了一致支持，杜魯門總統因此在回憶錄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