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和劊子手同樣可惡，勞改營的教訓在於兄弟情誼被踐踏。
——大衛·魯塞[1]：《我們死亡的日子》
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住，若惡勢力在全世界獲勝，要被追究的首先不是惡方的馴服執行者，而是善方的清醒服務者。
——費德勒·斯特潘[2]：《過去的和未曾出現的》】
告別了蘇聯時代，我們也告別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我試圖聽到這出社會主義大戲所有參與者的真實講述……
我們的共產主義，本來有個瘋狂的計劃：要把亞當以來的舊人類改造為新人類，而且也付諸實施了，這算是它唯一做過的事情。七十多年間，在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驗室裏，製造出了一種另類的人：蘇維埃人。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悲劇的人物，另一些人把他們稱為“蘇聯分子”。我覺得我懂得這種人，熟悉這種人，我和他們共同生活了多年。他們就是我自己，是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幾年來，我為此遊曆了整個前蘇聯地區，因為蘇維埃人不僅是俄羅斯人，還有白俄羅斯人、土庫曼人、烏克蘭人、哈薩克人……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類人！我們這類人，全都有社會主義基因，彼此相同，與其他人類不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詞彙，有自己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們與死亡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我寫過的故事中，這些詞彙常常縈繞於耳：槍斃、屠殺、消滅、抹去，或者一些蘇聯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如果我們還記得，不久前有幾百萬人被殺戮，人的生命又價值幾何？我們是充滿仇恨和偏見的種族，一切都來自於那個被稱為古拉格[3]的地方和那場恐怖的戰爭，還有集體化、沒收剝奪、大遷徙……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曾經是我們的全部生活，但那時我們很少談論。而今，世界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我們的生活開始被所有人關切，它曾經是怎樣一回事並不重要，隻因為它曾是我們的生活。我寫這本書，是希望通過一點一滴，通過一鱗半爪，發現家的故事，尋找社會主義的內核，比如社會主義在人的靈魂中究竟是怎樣的。我總是被狹小的空間所吸引，一個人的空間，隻有一個人。實際上，在一個人的身上會發生所有的一切。
為什麼書中有這麼多自殺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蘇聯人民和平凡的蘇維埃人物傳記？其實說到底，他們結束自己的生命要麼是出於愛，要麼是由於年老，甚至隻是為了興趣，想要解開死亡之謎……我找到了這樣一些人，他們執著於理想，將理想深深根植於自己內心，決不妥協——國家成了他們的宇宙，取代了他們的一切，甚至生命。他們無法擺脫偉大的曆史，無法和那段曆史告別，無法接受另外一種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們這樣，完全潛入和消失於個體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類其實都願意單純地生活，哪怕沒有偉大的思想；但這在俄羅斯生命中卻從來沒有過，俄羅斯文學也從不是這樣的。舉世皆知我們是戰鬥民族，要麼打仗，要麼準備打仗，從來沒有其他生活。我們的戰爭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戰爭的思維。聽到密集的鼓點，看到揮舞的旗幟，心髒就快要跳出胸口……人們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我還記得：放學後我們全班同學一起去開墾荒地，我們鄙視那些不去的同學。我們會為了自己沒有參加過革命、沒有經曆過戰爭，而難過得哭出來。回首往事，難道我們真的這樣過？我真的曾是這樣？我和我的主人公們一起回憶。他們當中有些人說：“隻有蘇聯人能夠理解蘇聯人。”我們就是這樣一群有著共產主義記憶的人，因為同樣的記憶而惺惺相惜。
父親曾經回憶說，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飛上太空之後信仰共產主義的。我們第一個進入了宇宙！我們無所不能！爸爸和媽媽也是這樣培養我們的。我也曾是十月黨人，佩戴著一個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先隊員，然後是共青團員。而絕望，是後來才出現的。
改革開始後，所有人都在等待曆史檔案開放。直到後來真的開放了，我們才了解了曆史，那段一直對我們隱瞞的曆史……
“生活在蘇維埃俄國的一億人口中，我們必須吸引九千萬人追隨我們。剩下那些無法溝通的，他們必須被消滅。”（季諾維也夫，1918年）
“吊死不少於一千個頑固不化的富農和有錢人（必須的，而且要人們都去看）……要沒收他們所有的糧食，並扣押人質……這樣做是要讓方圓幾百裏的人都看到，震懾他們……”（列寧，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