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汙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多少人在深夜裏無奈地歎息？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真理？”著名歌唱家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一曲，以一種哀怨之情吟唱出了“亞細亞”這個東方聚集體多少仁人誌士內心深處的恨愛情仇與深深歎息。
今天我們麵臨著一個很尷尬的現實處境：成功完成憲政民主化轉型的國家，事實上並不多。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有個經典的實證性論斷：第一波憲政民主化的完成主要是在英美這兩個新教民族國家中進行的，第二波憲政民主化是在第一波現代化國家的強烈影響下完成的，第三波憲政民主化則發源於南歐、東歐等天主教世界。作為古老的東方民族，身處遠東的中國顯然是一個有著特殊民情與經曆的、以特有的方式持續運轉的社會體係。如果從公元1807年這一“西學東漸”的關鍵年算起，這個遠東民族的憲政民主化轉型已經有兩個多世紀，然而至今我們卻依然處在一種焦躁的模糊之中。
以此思考為核心關切，這本《正義一元論：從民情到法政》收錄了九篇係列文章，構成一次從政治哲學通向政治科學的新的研究範式的探索之旅。頗為嘔心浙血的是，在這個探索中，我和我的朋友一直試圖從比較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兩個維度切入探討中國民主化轉型的諸多困境成因。我們有意識地拒絕了“從觀念到觀念”和“從科學到科學”的寫作方法，因為在我們看來，我們所拒絕的這些方法有它的嚴重病症。
起初，由於各種意識形態偏見，我並未清楚地意識到一個社會的文明演進會有那麼大的難度。也因為這種無知和偏見，我曾經是一個有著明顯啟蒙抱負的樂觀人士。那時的我真心地相信，在知識分子的道德感召下，在個人主義的充分發展之下，在一個偉大的機遇來臨的時刻，人們可以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這是一套帶有英雄史觀、機遇史觀病症的思維方式。這套自封為“現代性”的觀念最早來自於地中海沿岸國家，以人文主義的名義繼續發育，成為啟蒙主義思潮。後來又在生物進化論的強大支持下，轉化為社會進化論。中華民族在骨子裏就相信“聖王創世”、“天命靡常”這樣的無稽之談。中國本土一直存在著一種以道德審美論斷一切的傳統，從而塑造了中國延續至今的思維方式，並蟄伏於我們的心靈深處。在強大的“利維坦”的控製之下，某些論說隻好以多元主義的名義呈現，儼然具備了合法性，再次掩蓋了它的病症。
可以進入歐美政治史之中作詳細的探討。我選擇了霍布斯及其名著《利維坦》。“利維坦”的世界沒有三一神，沒有教會，沒有司法正義，更多的是與暴力和強製相伴隨的自然理性。對那些試圖通過自生自發秩序來營造新生活的民族而言，如果不寄望於外力強製輸入文明，更是需要為法治的良性運行提供價值與社會基礎。然而，在機遇史觀、英雄史觀和價值多元論之下，一些學者鼓吹一種未必能夠有效限製政府權力，卻妖魔化傳統文明與小共同體根基的“製度決定論”。在拔苗助長的啟蒙思潮之下，製度決定論這種國家主義的、摧毀正義根基的偶像崇拜，蔚然成為一種風靡全球的政治文化。
就這樣，對“利維坦困境”的分析，勢必轉移到對另一困境的分析。如果說“利維坦困境”關涉國家共同體的人權保障，“朱學勤困境”則關乎傳統文明和小共同體的轉型機理。就此話題，基於對普通法係生成的曆史性考察，我提出了“法律的隱性道德說”。於是，通過基督教神學，再到政治哲學和法理學，轉向對政治社會學和西方法製史的考察，
我們就進入了廣闊的西方政治發展場域之中。諸多意識形態偏見開始被我們正視，更多曾被忽略的疑惑也因此款款而來。這甚至使得新的學術、學科都有可能被建構。
通過這種分析，卑微的我們更加理解世界的多樣性，嚐試著在人類的曆史和現實中發現我們的過去、現在，以及謹慎地去預見我們的將來，並以一種中庸的精神涉及生活。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在具體的情境中，探索憲政民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相分離的可能性。憲政民主的合法性不言而喻，但其正當性卻備受很多人批評。中國思想界中，有人試圖從民族主義角度論證法政文明的正當性，有人則利用民生主義來論證，還有人從自由主義（民權主義）本身來論證。我們當然不能說這些價值訴求斷然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