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困難和風險都無法阻擋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江澤民
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返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朱鎔基
追溯鄧小平同誌開拓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曆程，作為改革的參與者都會感受到他那句“觀念更新是一場革命”所散發出的特有的熱和力。正是由於革命性的觀念更新，才有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轉變，也才有了深圳等經濟特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種更新作為推動改革與發展的“另一隻看不見的手”，不斷地推動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就是製度創新，而製度創新的前提在於觀念更新。由此，打破舊的利益格局，並建立新的利益格局是個艱難而複雜的過程。新一屆政府既麵臨挑戰，也麵臨巨大的機遇。
一、剛性利益格局的形成及改革艱難性
將極為複雜的國家經濟運行過程進行高度抽象，我們都會發現，整個國家經濟運行呈現出下列基本程序：經濟運行的成本投入——經濟收益的產出——分配與再分配——利益格局的形成。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將建國以來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或稱第一個利益格局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利益格局（1949—1978）。這一利益格局以“高積累、低消費”為其顯著特征。
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1.經濟運行的成本投入主要包括兩大部分：國家集中的財力投入和社會成員的貢獻型人力資本投入。
2.其分配特點是保證國家、照顧集體，最後是個人。以這一時期的最後階段為例，1979年，政府財政收入為1103.3億元，占GDP比重達到26.7%，加上債務收入則占到32%；而1978年居民銀行存款僅有210.6億元。
3.整個分配是以財政再分配為主，市場性的分配幾乎不存在。再分配的作用明顯表現在越來越多的非工資性福利上，如公費住房、醫療保障、某些商品補貼等，而反映在工資收入上，隻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
4.“相對共貧”是這一利益格局的重要形態特征。1953年至1977年，中國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保持在5.98%。但這一速度的取得是以經濟效益低下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提高緩慢為代價的。以基建投資為例，“二五”時期占財政支出的46%，“三五”時期占38.7%，“四五”時期為40.2%。1970年至1978年，年積累率達33%。而直至1976年，中國的老百姓有相當一部分連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以工資一項為例，1976年全民所有製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605元，比1957年的637元還下降32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57年至1976年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上升了10.7%，考慮物價因素，這20年中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進入70年代末期，中國的貧困人口仍然高達2.5億人之眾。
5.利益格局的剛性化。在這一時期，社會成員實質上是將其人力資本作為巨大的機會成本進行投入。從某種意義上講，製度也是一種公共產品，製度產品的選擇或“消費”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或費用的。社會成員選擇了這種製度，付出了低收入、低消費、貢獻性勞動等巨大代價，是因為他們在“成本投入——利益收益”的均衡中，對就業保障、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等福利保障收益抱有長久的預期，並為之放棄了其他成本的投入和可能獲得的收益。
換言之，大量的不可重複的機會成本的喪失，使他們決不會輕易地放棄已做出的製度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製度安排的製度化和定型化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利益分配格局的塑造過程。一種製度安排延續的時間越長，選擇這種製度並為其投入成本的人越多，其形成的利益格局的剛性就越強，製度變革就越為艱難。
從建國初到70年代末，中國的老百姓處於普遍性的“共貧”狀態，“高就業，低收入，低保障”構成了中國高度計劃經濟的特色，由此形成的相當平均的剛性利益格局存續了數十年之久。
二、中國目前利益格局的剛性特征
通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第一個剛性利益格局，擺脫了“共貧”狀態，形成了一個新的利益格局，這個新格局隨著時間推移，亦逐漸顯示出其剛性特征。由於其存在著不合理的成份，決定了它還不是目標性的利益格局。
第二個利益格局主要是國家政府通過“放權讓利”而形成的，該格局明顯表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利益格局是通過“非帕累托變革”塑造而成的，資源最優配置必須通過既得利益格局的改變而得以實現。
從考察成本一收益變化角度看，體製變革可劃分為（準）帕累托變革和非帕累托變革。“（準）帕累托變革”：所有人在新的製度安排中其收益大於或等於零。在此情況下，製度創新易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和社會支持。“非帕累托變革”：新的製度安排雖然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機會，並可能使人們獲得更大的利益收益，但所有這一切都是以現存利益分配格局的改變為前提的，總會有一些人的利益在這種製度安排中受損，如果沒有至少一個人的利益受損，其他人的利益就不可能通過新的製度安排而獲得增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