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五大所作的報告，是一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報告，進一步科學地闡明了鄧小平理論的曆史地位和指導意義，為國家也為寧夏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鄧小平同誌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傑出領導人，是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戰略家，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在各族人民心中紮了根。他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總結黨和人民的智慧經驗。吸收國際社會各國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發展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非凡勇氣和膽略，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江澤民同誌在報告中指出：“實踐證明，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小平同誌從理論與實踐上指明我們黨和國家前進的方向，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解決人們思想長期束縛的“左”的金箍咒，使人們的思想進入新境界，這是震撼人心的理論宣言。像春雷響徹中國大地一樣，解決了黨和國家前進中的政治、思想、組織路線問題。曆史也一再證明，在這樣一個關係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誌及其理論，成了照耀中國前進航程的燈塔，成了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解決了黨和國家的安危問題。東歐和前蘇聯等一些國家不正是沒有這樣的理論和人物而遭遇失敗的嗎？曆史是一麵鏡子，這裏我們完全可以體會到鄧小平同誌和他的理論的巨大分量。中央和代表大會評價鄧小平不愧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
鄧小平理論，解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理論問題，鄧小平同誌關於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在科學社會主義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他解決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針和政策。2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承認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還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認識我們的國情，人民生活還很貧窮，生產力還很落後，要突出地發展生產力，堅定地走以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的現代化道路。從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上大膽的穩妥的進行改革，破除不合時宜，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些教條主義框框，堅定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鄧小平理論的基石，是我們黨十三大和十三屆一中全會最重要的成果，最大收獲。通過黨的十三大從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保證了這條路線的貫徹執行，也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全黨全國認識的統一，接著開創了中國開放、改革的新局麵。初級階段理論成為順應時代潮流的理論，贏得了廣大人民的擁護，使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日新月異，欣欣向榮。
鄧小平理論是時代的產物。時代造就了鄧小平，造就了鄧小平理論，中國曆史發展需要這樣一個傑出人物，需要這樣一個推動曆史前進的先進理論。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世界潮流發展的需要，正如產生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一樣，是時代的產物。這個時代需要這樣的人物出現，需要這樣的理論、這樣的旗幟。鄧小平理論，是適應時代應運而生的。
鄧小平理論孕育於新中國建國後，成長於70年代在中央工作的實踐，發展成熟於80年代。到90年代初，最光輝的標誌是南方談話。從十一屆三中會前後到十五大前，是他經曆國內國際最重大、最激烈、最複雜的環境和條件。他接受正反兩方的經驗教訓，尤其國內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訓，加上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實事，思考研究了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怎麼建設社會主義等根本問題，使他的思想得出：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理論必須聯係實際，正確的理論來自實踐，解決中國的建設道路，也要遵循“實事求是”的道路，因而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照抄本本，不照搬別國的模式，克服僵化思想，衝破各種框框，他認為，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科學，就是從實際出發，不是憑空想，不憑一廂情願，不單憑主觀想像，他承擔起艱巨的使命，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正是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和唯心史觀，才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毛澤東領導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都是從本國國情出發，提出革命和建設的道路，都是實事求是的結果。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過程中，後來都失敗了，就是隻以本本為根據，隻用蘇聯一種模式，路線、政策過左，脫離本國國情造成的。我們中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以“階級鬥爭為綱”，也是路線政策“左”了，從僵化的教條框框出發，搞“理想的社會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是出現平均的社會主義，貧窮的社會主義，到處刮“共產風”，“拔白旗，插紅旗”，“大批資本主義”、“割資本主義的尾巴”，銀川市紅花鄉的農民群眾就說：“共產風，共產風，刮得糧食減了產，刮得農民痛亂心！”全國農村“鬥私批資”，天天開大批判會，農民無法去種田，這自然農民就不能富裕。我們回顧總結這一曆史經驗教訓時大家都知道：建國後，我們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進行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幹得很好。1957年後，“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占了上風，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麵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還俳徊了兩年，基本上還是因循‘左’的錯誤，一直延續到1978年。從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裏，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197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250美元。這年年底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冷靜地分析了中國的現實，總結了經驗，肯定了從建國到1978年30年成績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都說是成功的，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是個好製度，必須堅持。多少年來我們吃了大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當全國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批判了“四人幫”以極左麵目在搞貧窮的假社會主義以後，1979年3月鄧小平同誌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我們當前以及今後相當長一個曆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麼？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以後的各次會議上他指出：“搞社會主義，中心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二切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我們都采用。這是個很大的試驗，是書本上沒有的。”寧夏和全國一樣，農村和城市都發生深刻的新變化，生產力得到新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新的提高和改善。僅銀川郊區的小康建設，小康村設施，給人以欣欣向榮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