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庫茲涅茨卸任回國，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年，在美國 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高收入階層在收入和儲蓄中占有的份額》的論文，受到與會者的高度評價，被推舉為會長。 1960年，庫茲涅茨接受哈佛大學聘請，任經 濟統計學教授。這是他研究國民生產總值的經濟的高潮時期。1961年，他60歲誕辰之際發表了《美國經濟中的資本》一書。他在書中介紹了自己多年研究國民 收入及國民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方麵的成果，建立起“收入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是他關於福利經濟學和資本積累理論的主體。1966年，他又出版了《現代經 濟增長》一書，書中涉及美國經濟增長過程的分析、增長率的變動、資本的供給（儲蓄）和需求（投資）、資本形成的作用、經濟結構的變化、人口和生產率的增長 以及收入分配的變動等。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喬治·墨菲曾這樣評價這本書：“庫茲涅茨出色地運用他高超的技巧，從紛亂的資料中整理出許多有用的數據，恰如其分 地用它來表達他需要的意思。這書有許多附屬的和有見識的結論，它確實是很有價值的產物。”1969年，英國劍橋大學授予庫茲涅茨經濟學、經濟統計學榮譽教 授。
由於庫茲涅茨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麵做出了巨大貢獻，1971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林毅夫
他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他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在國際最權威的經濟學 學術雜誌《美國經濟評論》和《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也是到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一位。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於我國台灣省宜蘭縣，父親林火樹給他取名叫林正義，是希望兒子長大後為人正直，富有正義感。林毅夫根據曾子的名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毅夫”。林毅夫自小牢記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訓：“惟願諸君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一個人如果有能為十億人謀福祉的能力，就應該毅然投身到這樣的事業中去。因此林毅夫後來從台灣毅然泅過海峽，投奔到祖國的懷抱，實現了父親和自己的一個夢想。
關於林毅夫回歸大陸，還有一個趣聞，說林毅夫是抱著兩隻籃球遊過海峽的。這個傳說，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婦的新聞發布會上，被證實是謠言。陳雲英（林毅夫妻子）在發布會上透露，林毅夫是個遊泳健將，至今仍可以連續遊2000米。“沒有人能抱著籃球遊過台灣海峽，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還開玩笑地說：“尤其是兩個籃球。”
投奔大陸不久，林毅夫便進入北京大學經濟係學習政治經濟專業。1980年，後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西奧多·舒爾茨推薦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師從舒爾茨學習經濟學。
林毅夫先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長，3年後調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
1990年，林毅夫關於1959—1961年中國大饑荒的論文《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在國際頂級經濟學雜誌之一的《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爭議。1992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成為一段時間發表於國際經濟學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之一，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為其頒發了經典引文獎。這兩篇文章一舉奠定了林毅夫在國際發展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界的地位，一些歐美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視林毅夫為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權威，屢次邀請他出國訪問研究。
1993年，林毅夫獲得美國國際糧食和農業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論文獎（每年一位），並以《製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獲得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他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再論製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的第四章《價格雙軌製與供給反應：理論與來自中國農業的經驗證據》，再次榮獲孫冶方經濟學獎（第九屆），其他的獲獎更是不計其數。
1994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京大學，聯合多位海外留學歸來的經濟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出任主任一職。如今，該中心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大本營。
埃德蒙·費爾普斯
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EdmundS。Phelps) 1933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美國經濟學家，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59 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是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費爾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價格、工資、微觀主體 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領域———經濟增長問題，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 一。費爾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 濟增長理論。
費爾普斯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對當時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提出了挑戰。根據當時的這一理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穩定的負相關關係，即此消 彼長的關係。費爾普斯指出，通貨膨脹不僅與失業有關，也與企業和雇員對價格和工資增長的預期有關。
伴隨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幹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隨之步入了一個低穀。1971年秋天，費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係，這是他一生 中第三次通過變更工作，也重新開啟一個新的階段。他在那裏一呆就是8年。
在那裏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兩人1974年 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費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產的時期。
80年代，費爾普斯開始想用一本導論性教科書把自己認為重大的經濟學問題記錄下來。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經濟學：入門教材》麵世。1990 年,費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自己對於宏觀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宏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在剛剛步入60歲的時候，費爾普斯撰寫了自傳，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一次清算和檢討。回顧過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這些成就能對他人產生影響更是一種滿足。他感到自己的事業已進入了一個平和的階段。
在費爾普斯看來，學術影響並不是他個人成就的一個主要部分，其他方麵的回報、特別是從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報，才是最重要的評判標準。由於了解這一點，他才能根據自己的愛好、而非外界眼光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課題。
格林斯潘
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市，是一位猶太人，格林斯潘從1987 年8月11日被當時的裏根總統就任聯邦儲備局局長。他被裏根、老布什和克林頓提名多次。到2004年5 月18日，小布殊總統提名他繼任，他連續五次續任美國聯儲局局長，是美國曆史上前無所有的。直到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１日卸任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的１８年多時間裏，美國經濟出現了創紀錄的長達１０年的持續增長期，中間隻發生過兩次溫和的衰退。格林斯潘領導美聯儲應對了紐約股市大崩盤、亞洲金融危機、技術股泡沫破滅以及“９·１１”恐怖襲擊事件等一係列重大危機。
格林斯潘原來喜歡音樂，後來意識到自己在音樂方麵隻是“小有出息”，很難再有長進，於是毅然決然地進入紐約大學商學院學習，讓自己的另一份天賦開花結果，他先後於1948年和1950年以最優秀的成績獲得經濟學 學士和碩士學位,後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正是在那裏，他遇到了他的第一位偉大的良師益友、後來在尼克鬆政府中擔任美聯儲主席的來瑟·博恩斯教授。他與博恩斯的友誼成為他後來進入美聯儲的入場券。由於囊中羞澀,格林斯潘中途退學。這一耽擱就是近40年，直到1997年，格林斯潘51歲“高齡”時才圓了年輕時的夢想，戴上了母校的博士帽。
格林斯潘的工作說起來簡單：當各項指標顯示經濟發展過火，他就做出調高利率的 暗示，為發燙的經濟降降溫；反之則降低利率，給疲軟的股市煽煽火。他就像一位忙碌的“調音師“，當弦剛剛顯得太緊的時候，趕忙鬆一點；當弦剛剛顯得太鬆的 時候，再去緊一下，使琴弦永遠保持最佳的音調。繼1987年股災之 後，格林斯潘又有兩次“大運作”。一次是在9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萎靡不振，金融機構處於破產邊緣，格林斯潘決定大幅度削減利率，並允許銀行以3的利率從聯邦儲備借入資金購買利率為5的政府債券，以此來支撐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從而成功地走出經濟持續低迷的陰影，從此步入經濟增長的黃金歲月“。另一次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世界通貸緊縮，美國股市也受其影響一路下挫，華爾街上人心惶惶。格林斯潘斟酌再三，於1998年下半年果斷出手，連續3次下調利率，給愁雲慘霧的股市注射了一針興奮劑。由於世界經濟“領頭羊”始終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 其他國家很快就緩過勁來，紛紛踏上複蘇之路。格林斯潘的大名也在全世界家喻戶曉。
不過更多的時候，格林斯潘會掛著一臉愁容，不斷給股市念“緊箍咒”，一再警告泡沫危險，並不遺餘力地推行貨幣穩定政策，再三“威脅”要 提高利率以抑製通貨膨脹，生怕“黑色星期一”的悲劇重演。在格林斯潘看來，任何經濟政策的核心隻有一個——控製通貨膨漲，而最佳的貨幣政策應當是保持適當的通脹，但又不產生過度的泡沫，否則就會呈現大起大落。他希望的是進三步，退兩步，而不是進十步，退九步。1994年，他竟一連7次提高利率，使華爾街盛傳一則笑話：交易員在哄騙哭鬧的孩子時不是喊：“狼來了！”而是說：“格林斯潘要加息了。”格林斯潘那“沉重”的表情也廣為流傳。如 今，美國人已經把“格林斯潘”當成了“憂心忡忡”的代名詞，一見誰麵色陰鬱，便調侃道：“瞧你一臉的‘格林斯潘’。”
盡管人們有時會埋怨格林斯潘把錢袋“捂得太緊”，但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市場觀察”欄目的首席經濟學家歐文·凱爾納所言：“格林斯潘和投資者之間是一種既愛又恨的關係，格林斯潘就像一個受人信任的醫生 保管著一些散發著難聞氣味的藥品，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些藥對他們是有好處的。”美國《幸福》 雜誌曾對上千名公司負責人進行調查，發現格林斯潘的支持率高達96%。他們認為，過去近30年裏，沒有一位聯儲主席像格林斯潘那麼稱職
格林斯潘是個“一打噴嚏，全球就得下雨”的“財神爺”，在克林頓時代創造出“零通貨膨脹型”經濟奇跡。美國的一家媒體在1996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說道：“誰當總統都無所謂，隻要讓格林斯潘當聯儲局主席就行。”也許是意識到自己的影響力太大，為了不至於給市場帶來太大的衝擊，格林斯潘講話一直都很含糊，他的名言因此而產生：“如果你們認為確切地理解了我講話的含義，那麼，你們肯定是對我的講話產生了誤解。”
雖然無法揣摩格林斯潘的講話，但是精明的投資者們就發現了一個“秘密”：格林斯潘的公文包——如果是癟的，剛表示平安無事；如果鼓鼓囊囊，那可就大有文章了，意味著格林斯潘“有話要說”。因此，每當美聯儲開會時，篤信此說的美國CNBC電視台就會派出兩個攝製組守在門外，一台攝像機用來拍攝格林斯潘的言談舉止，另一台則專門拍 攝他的公文包。
人們也許會問：這位聰明睿智的老人究竟是如何創造出美國曆史上最長的經濟奇跡的呢？答案是：在浴缸裏。他每天早晨6點左右起床，其後的一個半小時 就是泡在浴缸裏閱讀各種經濟和金融材料，有時甚至還動筆寫點什麼，因此他帶到辦公室去的講稿常常是濕漉漉的。這個習慣是在70年代養成的。那時候，他的背 部有些不適。他發現清晨時分長時間泡在熱氣騰騰的浴缸裏，不僅能夠解除病痛，而且才思泉湧。他甚至對朋友說，他的智商在 早晨6點鍾時比晚上6點鍾時要高出20分。
作為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深知自己責任重大，其決策可以影響到美國的整個國民經濟乃至全世界經濟在今後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發展狀況。因 此,他在辦公室裏立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錢從這裏滾出來。”提醒自己三思而後行。多年的聯儲主席工作已使格林斯潘不情願地變成了保守派，隻要政府能及時調整方向順應發展，他就可以勉強接受缺少純自由競爭東西，他的電腦與全世界的電腦聯網，使他能夠時刻觸摸到全球經濟的動脈。他的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幅諷刺他的漫畫，將他形容為希臘神話中特洛伊國王之女卡桑德拉，雖有預卜凶吉本領，卻不為別人所信，諷喻他在經濟問題上經常發出聳人聽聞的警告。對這幅“醜化” 他的漫畫，格林斯潘卻十分欣賞。
身為華爾街股市最大的莊家， 格林斯潘本人從不“濕鞋”。自擔任美聯儲主席以來，他每年都要公布自己的收入。人們發現，他從來不買股票， 而是選擇了幾乎沒有風險的政府短期債券進行投資，目前大約持有240萬美元國債。 有好事者為他算了筆賬：由於不炒股，這位理財才高手每年至少至少損失20多萬美元。可是格林斯潘並不在乎這些損失，他的發言人說，格林斯潘在投資時比較理 智，這一點與他的個性吻合。同時，他也不想讓人覺得自己有“近水樓台”之嫌。
保羅·斯威齊
保羅·斯威齊（Paul Marlor Sweezy）於1910年4月10生於紐約，於2004年2月27日因心髒病去世，享年93歲。斯威齊是20世紀美國最為著名的馬克思 主義經濟學家，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麵頗有成就。
斯威齊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三，父親是紐約國民銀行副總裁，後 來他繼承了父親一大筆遺產。他1931年從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37年又從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1932年至1933年他曾 在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進修，這期間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認識到：西方的主流派經濟學無助於理解20世紀的重大事變和社會發展趨勢。然而，能夠解釋這些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在英、美又受到忽視和淺薄對待，這方麵的英文出版物也極少。這種現狀激起了斯威齊要建立“嚴肅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馬克思主義”的願望。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發展論》（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正是由這個願望所結出的第一個碩果，這本書奠定了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地位，也結束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多年教學生涯。二戰期間，他在戰略服務局服役4年，二戰後，回到哈佛大學任教，後因未能謀得終身教職，而於1946年離開哈佛大學，除了在一些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客座教授外，專心於創立嚴肅的、真正的北美牌馬克思主義的事業，這主要體現在他於1949年創辦左翼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並任該刊主編直至辭世。
幾十年來，在《每月評論》雜誌社，他同幾位誌同道合者共事，發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 的文章和專著，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作為曆史的現在》（1953）、《壟斷資本》（與保羅·巴蘭合著，1966年）、《繁榮的終 結》（與哈裏·麥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後社會》（1982年）、《馬克思主義四講》（1982年）。這些論著有著極為廣泛的影響，故此，日本 現代經濟研究會曾把他列為自魁奈以來30位大經濟學家之一。
尼古拉斯·卡爾多
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 尼古拉斯·卡爾多-1986)當代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提出與經濟增長論相溶合的收入分配論和建議以消費稅代替個人所得稅著稱。
卡爾多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比較富裕的猶太家庭，父親是律師。中學畢業後在柏林大學聽課。中學畢業後赴英國，1927～1930年就讀於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卡爾多深受哈耶克、凱恩斯等人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末，他達到了職業生涯的頂峰。他在均 衡、福利經濟學、商業周期、增長理論、全麵戰爭的經濟學等方麵的著作都極具創意。他在二戰期間的著作對大規模社會民主團體的產生造成了重大影響，結果導致 1945年工黨的崩潰；而他關於戰後重建的著作則預料到了全新的、更好的社會模式的出現。1949年，卡爾多搬到了劍橋，成為了後凱恩斯主義增長和分配理 論的設計師之一。二戰後的十年，卡爾多在英國經濟政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卡爾多是貨幣主義最強大的反對者，而且他的論證在經濟學領域內 外都有大量的受眾。
張五常
張五常適新製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於1935年生於香港，幼時曾隨家人逃難到廣西居住，抗日戰爭時期曾隨父母到廣西避難，耳聞目睹中國內地農村之艱苦，所以從小起就希望中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直到1945年才回到香港。
後來張五常隨父親在自家的店裏工作，1957年遠赴加拿大補修中學課程，1959年進 入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他於1967年獲博士學位後，任教職於芝加哥大學，再於1969年轉 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張五常曾當選美國西部經濟學會會長，是第一位獲此職位的美國本土之外的學者，易名為“佃農理論”的博士論文轟動西方經濟學界，1991年作為唯一一位未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而被邀請參加了當年的諾貝爾頒獎典禮。
張五常進一步發展羅納德·科斯的產權理論理論及交易費用概念，主張隻要產權得到完善界定，即可令資源最有效運用。他在1982年出 任香港大學經濟學係係主任後，曾大幅改革香港預科經濟學課程，引入交易費 用、產權理論、局限下最大化（Constrainted Maximization），以至方法學（Methodology）等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概念。
張五常的治學概念超出了一般傳統學者的作風。他為了做研究，曾親自去養魚、賣桔、經營農場、實地考查石油工業、到古董玉器市場議價。而他對於邏輯推理也相當注重，曾因此而作過不少後來應驗了的推測。如在1996-97年他推測香港回歸後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而這是與回歸沒有關係。後來香港的經濟一直陷入長期的低潮，隻是沒有如張五常推測的一般衰退了十年以上。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張五常也於1980年起看好中國，認為中國經濟將會踏進一個起飛的時代。他曾自稱他是“對中國最為樂觀的人”。但自2007年中國推出新勞動法後，其樂觀的看法已鬆動，但認為上海浦東將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預測，仍照著既定的路線前進。
阿瑟·奧肯
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 美國新澤西州澤西城人。195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任教於耶魯大學，講授經濟學。1961年，他得到肯尼迪總統及其經濟顧問委員會海勒教授的垂青，被邀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 成員。1964年，他又被聘為約翰遜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而且1968年被任命為該委員會主席。他傾向於凱恩斯主義派，長期以來致力於宏觀經濟理論及經濟預測的研究，並且從事於政策的製訂及分析。奧肯的著作甚多，但大多是研究報告，在美國經濟學界有相當的影響。
他在理論上的主要貢獻是分析了平等與效率的替換關係，提出了估算 “可能產出額”的“奧肯定理”。即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 在GDP增長（美國一般將之定義為3%）下降2%時，失業率上升大約 1%；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在GDP增長上升2%時，失業率下降大約 1%。他還首先提出了潛在GDP這個概念，它是指在保持價格相對穩定情況下，一國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值。 潛在GDP也稱充分就業GDP。
托馬斯·謝林
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21年4月14日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利亞洲。他於1944年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士學位，1948年獲哈佛大 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7年他獲得了弗蘭克·E·塞德曼（Frank E。 Seidman）政治經濟學傑出貢獻獎。其代表作包括《衝突的戰略》（1960）以及《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1978）。與傳統上大量運用數學的博弈論不一樣，其主要研究領域被稱為“非數理博弈”。 2005年，和 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的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人們對衝突和合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