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會生產中的經濟學(1 / 3)

第四章 社會生產中的經濟學

西瓜到底值多少錢——價值和價格

從每公斤幾元到每公斤幾百萬元。十年來,黃龍玉締造了一個奇跡。

在玉石市場上,黃龍玉隻是個新生事物。2000年左右,廣西龍陵縣農民挖水庫時,意外發現一種黃色的礦石,當地的農民給它取名為黃臘石。這時的黃蠟石一直在低價位波動。價格每公斤從幾角到幾元不等。4年後,當地的農民將之打磨加工後,又冠以“黃龍玉”這一名稱,黃是皇帝的顏色,龍是龍的傳人,因為這個討口彩的名字,黃龍石在當地炙手可熱。從此,當地的老百姓就將之當成玉石,價格也逐漸從每公斤幾元,上升到每公斤幾百元。

2007年後,此玉受到溫州老板和投資商人的垂青,黃龍玉的漲勢一發不可收拾。價格一路狂飆突進,2009年掀起了一個高峰。黃龍玉每公斤價格高達幾十萬元。玉石的投資人怎麼也想不到,幾年前,“十萬元就能拉一卡車”的石頭,現在卻身價陡增,價格一飛衝天,直逼白玉,瞬間從乞丐變成了王子。在市場規律的業內人士眼裏,它的漲幅之大,也已經創造了一個奇跡。

2010年以來,玉石市場都在一路走高。不僅是黃龍玉,其他的玉石也都成倍遞增,白玉在10年裏漲了100倍。翡翠從2004、2005年開始上漲,而此後兩年和2008年上半年度的翡翠上漲得很快。近年來以翡翠為代表的玉器價格比四五年前大概漲了10-20倍。漲幅之快創下了8000年玉史上的奇跡。黃龍玉也從一塊礦井邊的頑石,搖身變成了市場裏的通靈寶玉。

產品競爭爭什麼?爭的是滿足客戶購買欲望。誰能最大限度滿足客戶購買欲望,誰就擁有廣大客戶,成為產品之王。客戶購買欲望是什麼?他們的購買欲望很多,如價格低、質量好、功能全、外觀美、能耗低、汙染少、安全可靠、服務周到。如果對這些購買欲望進行劃分,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使用)價值高,另一種是(購買)價格低。客戶的兩種購買欲望看起來是分離的,實際上是統一的。他們的購買欲望不單純是產品的價值高,也不單純是產品的價格低,而是價值與價格的比值大。客戶追求“值價比”,即希望用較低的價格買到較高的價值,這是普遍規律,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代都不會例外。

價值是商品的一個重要性質,它代表該商品在交換中能夠交換得到其他商品的多少,價值通常通過貨幣來衡量,這就是價格。根據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物體的價值就是該物體在一個開放和競爭的交易市場中的價格,因此價值主要決定於對於該物體的需求,而不是供給。如2003年“非典”襲擊中國的時候,全國食醋、消毒液、藥用口罩的價格都上升了,一些日用品也成了普通消費者的搶購對象,這主要就是因為突如其來的“非典”病毒造成了消費者對這些物品需求的劇增。在歐洲,每年夏天,但新英格蘭天氣變暖的時候,加勒比地區飯店的價格就會直線下降;中東爆發戰爭的時候,美國的汽油價格就會上升,而二手車的價格就會下降,這些都反映出供給擊和需求對市場的作用,而這一切就是通過價格反映出來的。

價格是商品同貨幣交換比例的指數,或者說,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在流通領域中所取得轉化形式。由於受價值規律支配和其它因素影響,從某一次具體交換看,商品價格和它的價值往往是相脫離的,有時候價格可能高於商品的價值,又似乎可能會低於商品的價值。但從較長時間和整個社會的趨勢上看,商品價格仍然符合其價值。

因此,價格和價值是既相聯係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二者的關係可概括為: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春節的時候,超市裏的西瓜,每斤標價10.8元,過了幾個月,西瓜竟然落到了每斤5毛錢。西瓜還是那個西瓜,為什麼價格竟然相差了十幾倍呢? 這個西瓜到底應該值多少錢呢?

新上市的西瓜一斤要賣到幾塊錢,遠高於它的價值,而等到西瓜大量上市後同樣一斤卻隻賣幾毛錢,又低於它的價值,這主要就是由供求不平衡造成的。我們常講:“物以稀為貴”,西瓜在剛上市的時候供應量比較少,相對來講處於一種供不應求的狀態,為了買到西瓜,買西瓜的人就會互相競爭,這樣賣西瓜的人就會抬高價格,使價格高於價值;相反,當西瓜大量上市以後,相對來講就處於一種供大於求的狀態,賣西瓜的人為了把西瓜賣出去,就會互相競爭,降低價格,從而使價格低於價值。可見,供求關係的變化會影響價格,引起價格上下波動,使商品的價格常於價值不一致。

從本質上講,價格是一種從屬於價值並由價值決定的貨幣價值形式。價值的變動是價格變動的內在的、支配性的因素,是價格形成的基礎。但是,由於商品的價格既是由商品本身的價值決定的,也是由貨幣本身的價值決定的,因而商品價格的變動不一定反映商品價值的變動,例如,在商品價值不變時,貨幣價值的變動就會引起商品價格的變動;同樣,商品價值的變動也並不一定就會引起商品價格的變動,例如,在商品價值和貨幣價值按同一方向發生相同比例變動時,商品價值的變動並不引起商品價格的變動。因此,商品的價格雖然是表現價值的,但是,仍然存在著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不相一致的情況。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價格隨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動,直接圍繞它的價值上下波動;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由於部門之間的競爭和利潤的平均化,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商品價格隨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動,圍繞生產價格上下波動。

由於價值是商品中凝結的一般人類勞動,因此價值具有穩定性。某種產品隻要通過人類勞動生產出來,其價值也就相應的確定了。價格則是一個邊際概念,由市場供求關係確定的商品價格,隻能是商品的邊際價值而不是總價值。

因此價值高的商品,可能由於供給量大,價格不高(例如糧食作物的生產過程屬於生產密集型,凝結較多的一般人類勞動,價值較高,但是由於供給量大,並且具有明顯的農業生產周期特點,在收獲季節的短時間內供應量迅速增加,其價格一般較低);相反商品價值低的商品,可能由於供給量小,需求量大,價格可能較高(例如有人通過偶然的機會獲得某種天然寶石,可能並沒有付出多少勞動量,價值較低,但是由於其供給量很小並且有消費者偏好此類寶石,價格可能很高)。同理反之,價格高的商品,可能由於凝結的一般人類勞動不多而價值較低;價格低的商品,可能由於凝結的一般人類勞動多而價值較高。極端的情況也是存在的,有價格的商品可能由於沒有凝結必要的人類勞動而沒有價值;有價值的物品可能由於沒有市場需求而沒有價格。

如名人字畫,珍貴郵票等價格遠高於它的價值,為什麼它們的價格沒有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因為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要有一個條件,就是價格波動會影響供求,價格上漲會促使生產擴大,從而影響供求,使價格下降。而文物、名人字畫、珍貴郵票等它們的數量往往是一定的,不會因為價格的上漲而增加,即使價格上漲到驚人的地步。也就是說,價格上漲不會促使這些商品擴大生產,增加供應量,這樣就不能反過來抑製它們價格的上漲,在這裏能夠抑製它們價格上漲的因素就是人們的購買力。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機會成本

據人民網報道,近日,華中科技大學的碩士研究生王永上因為賣臭豆腐成了網絡紅人。

2008年6月,本已提前找好工作的王永上為了照顧父母,辭去了在廣州才幹了兩個多月的“準白領”工作,回到山東老家。

可是在山東,王永上跑了一個多月也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就業的困境讓王永上決定自己創業。可是創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剛開始賣烤鴨,結果由於業務不熟練賠了不少錢。2008年11月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大街上閑逛的王永上遇到了一家臭豆腐店的老板張岩。張岩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兩人一見如故。可當王永上提出跟他合夥幹時,張岩拒絕了,“可能他覺得我就是一時興起好玩。”王永上“死纏爛打”磨了好一陣,終於用自己積攢下來的3萬元入了股,和張岩開始合夥賣起臭豆腐。“那段時間,沒日沒夜地幹,張岩負責技術、我負責出點子。”2008年底,王永上的第一家“臭裏香”正式開業。

生意紅紅火火,可王永上的心裏卻越來越忐忑。原來,王永上的父母都是老師,他們一直希望兒子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忙到大年初七才回家的王永上,等待他的是一次嚴肅的家庭會議:“父母請了四五位叔叔阿姨來勸我,說了快兩小時,我還是堅持我的道路,父親一直很沉 默。”王永上至今仍記得父親最後濕潤的眼睛……看著父親流淚,王永上的心裏很不是滋味。直到現在,父親和他還處於“冷戰”狀態。

王永上將生意迅速做大,不到一年時間裏,他就在煙台和濱州等地開了十多家店,不少人主動找上門來要求加盟……他的小店香飄全國,加盟店達200多 家,個人身家也過了百萬。他的臭豆腐店至今吸納了30多名員工,其中就有2名本科生,多名中專生。

不過,王永上對於自己的事業還是有點有些擔心,他曾經問記者:“我這樣的會不會給學校‘抹黑’?你要是碰到‘根叔’(華中科大校長李培根),幫我問下他,看他怎麼看我這個賣臭豆腐的碩士。”

王永上的擔心也許正是源於社會現實的不太理解。他希望社會能多理解選擇創業的大學生。

是呀,王永上和他的父親的顧慮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的傳統,培養一個大學生就是要光宗耀祖的,可是卻從事了一個最普通的人都能夠從事的行當。放棄用十數年的光陰換來的一張碩士文憑,這值得嗎?

如果單純以經濟學的眼光來看,又該如何看待這件事情呢?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涉及到一個“機會成本” 的問題。

“機會成本”,也叫做“擇一成本”,就是指在一定的時間或資源生產一種商品時,失去的利用這些資源生產其他最佳替代品的機會潛在利益。任何決策,必須作出一定的選擇,被舍棄掉的選項中的最高價值者即是這次決策的機會成本。

孟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寧舍魚而得熊掌歟?”就是對“機會成本”最好的注解。

經濟學上,機會成本用於考察為了得到某種東西所必須放棄的所有東西——金錢、時間、物品、勞務——遠遠不止,它甚至包括一幅迷人的風景。你必須先有心理準備,機會成本包括的範圍是如此之大,可能遠遠地超出你的想象。機會成本泛指一切在作出選擇後最大其中一個最大的損失,機會成本會隨付出的代價改變而作出改變,例如被舍棄掉的選項之喜愛程度或價值作出改變時,而得到的價值是不會令機會成本改變的。

如果在選擇中放棄選擇最高價值的選項(首選),那麼其機會成本將會是首選。而作出選擇時,應該要選擇最高價值的選項(機會成本最低的選項),而放棄選擇機會成本最高的選項,即失去越少越明智。

例如, 當一個廠商決定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經濟資源生產一輛汽車時,這就意味著該廠商不可能再利用相同的經濟資源來生產200輛自行車。於是,可以說,生產一輛汽車的機會成本是所放棄生產的200輛自行車。如果用貨幣數量來代替對實物商品數量的表述,且假定200輛自行車的價值是10萬元,則可以說,一輛汽車的機會成本是價值為10萬元的其他商品。

“機會成本”的概念告訴我們,任何稀缺的資源的使用,不論在實際中是否為之而支付代價,總會形成“機會成本”,即為了這種使用所犧牲掉的其他使用能夠帶來的益處。因此,這一概念拓寬和深化了對消耗在一定 生產活動中的經濟資源的成本的理解。通過對相同的經濟資源在不同的生產用途中所得到的不同收入的比較,將使得經濟資源從所得收入相對低的生產用途上,轉移到所得收入相對高的生產用途上,否則就是一種浪費。

由於石油越來越緊缺,所以石油的價格越來越高。有兩個加油站,一家價格比較高,而另外一家為了爭取客戶,價格則有一定的優惠,但是由於加油的人太多,所以要等待一定的時間。

許多選擇排隊等待購買汽油的人,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其等待的時間價值低於購買廉價汽油所節省的錢。假定某人在加油站需等待20分鍾,購買10加侖汽油,每加侖汽油節省5元元錢,則共計可以節省50元,其時間成本是每20分鍾50美元,或者是每小時150美元。 而選擇在其他加油站購買汽油,不需要等待,可見他時間的機會成本必定高於每小時150美元。我們可以預計,個人的收入越高,他排隊購買汽油的時間機會成本就越高。

無論對於個人還是企業來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機會成本問題時時刻刻都在我們身邊,無法逃避。隻要我們做出一個決定,我們就會麵臨一個機會成本的抉擇問題。例如,大學畢業生在畢業的時候,是考研還是就業,麵臨著一個抉擇:如果考研,就不能夠就業,就業就是一個機會成本;如果就業,考研也就成了一個夢想,考研就是一個機會成本。

而對於企業和政府來說,同樣會遇到機會成本問題。比如在某個山區要開采礦山,但是會破壞秀麗如畫的風景。政府就麵臨著兩個抉擇:一是充分利用旅遊資源,放棄豐富的礦產資源,而是大力開采礦產資源,而放棄風景。如果采用後一方案,就會立馬提升當地的經濟水平,不過,這樣做的後果很嚴重,會破壞自然旅遊資源,旅遊區建設就會成為空談,這種機會成本是難以估量的,而且是無法挽回的。

在生活中,有些機會成本是可以用貨幣來進行衡量的。例如,農民在獲得更多土地時, 如果選擇養豬就不能選擇養雞,養豬的機會成本就是放棄養雞的收益。但有些機會成本往往無法用貨幣衡量,例如,在圖書館看書學習還是享受電視劇帶來的快樂之間進行選擇。而機會成本泛指一切在作 出選擇後最大其中一個最大的損失,機會成本會隨付出的代價改變而作出改變,例如被舍棄掉的選項之喜愛程度或價值作出改變時,而得到之價值是不會令機會成本 改變的。

回過頭來再說一下王永上和他的臭豆腐袋店,王永上為了開臭豆腐店,放棄了十數年來的學業,在他心目中,這十數年的學習抵不上他的臭豆腐事業,所以他選擇了創業開店,而在他父親眼裏,賣臭豆腐是“下九流”的事業,自然比不上一個體麵而風光的工作,碩士兒子去賣臭豆腐,自然是得不償失。所以,造成了父子之間的隔閡。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兩千多年的孟子就已經才闡述了機會成本的意義。在競爭日益複雜、激烈的現代社會,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在作出決策前都應該充分考慮機會成本,充分考慮所得所失,然後再做出理智的抉擇。

人多力量大還是人多負擔大——規模效益

2005年1月6日零時02分,一個體重3660克、身長52公分的男嬰在北京婦產醫院誕生。至此,中國人口已達13億。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04年底中國大陸總人口是129988萬人,據此推算,2004年全國平均每天凈增人口為2.08萬人,因此,到2005年1月6日,中國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達到13億。

一個國家人口是多好還是少好呢?這是一個讓人煩惱的問題。中國正在為龐大的人口而傷透腦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來控製人口的增長,但是在世界一些人口比較少的國家,如俄羅斯、法國、西班牙等,卻采取一些獎勵措施來鼓勵人們生育,以增加人口數量。

為鼓勵每個家庭生育2至3個孩子,俄羅斯出台了一係列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政府加大對年輕人家庭的經濟支持,增加就業機會,改善住房條件,為新生兒母親提供生育補貼,增加對學齡前兒童的教育補貼,加大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等。

為了應對人口下降的危機,俄羅斯政府決定減少墮胎的數目。在俄羅斯衛生部長宣布的管製墮胎的措施中,包括將過去準許在懷孕12個星期內墮胎的許多醫療因素取消。關於準許墮胎的社會性因素如貧窮和困難處境等因素,則隻有在兩個原因下準許墮胎,就是:亂倫和受強暴而受孕。輔導人士有新的職責,就是說法企圖墮胎的婦女放棄這個意念。此外,也禁止在不獲準許的診所進行墮胎手術,未經許可的醫生如果為人墮胎,則將被罰款2千歐元。從今年年初起,俄羅斯進行了1百40萬件墮胎個案。

如果我們把人口問題縮小到一個企業,就涉及到一個組織規模的問題。用經濟學的專業術語來說,就是“規模報酬”問題。“規模報酬”是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內部各種生產要素按照相同比例變化所帶來的產量變化。“人多力量大”說得很有道理,“人多負擔大”也沒錯,關鍵要看在什麼條件下來論證。

規模效益是指由於規模的擴大導致年金計劃本身長期平均管理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經濟效率和收益的提高。由於規模經濟的作用,管理成本的高低與公司規模的大小成反比,公司越小,管理成本就越高。例如,美國低於100人的小型公司,管理成本將占到全部資產淨值的1.4%,甚至1.6%,比正常的平均值高出62%左右,而較大型公司隻有 0.5~0.8%左右。

要知道什麼是規模效益,就要知道什麼是規模經濟。說簡單了,規模效益就是產業或者產量達到一定數額時所產生的利潤。比如,世界汽車業中,單廠投資年產量低於10萬輛,就是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基本臨界點。規模經濟是指當生產或經銷單一產品的單一經營單位所增加的規模減少了生產或經銷的單位成本時而導致的經濟。規模經濟是說明各種生產要素增加,即生產規模擴大對產量或收益的影響。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小於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就是規模收益遞增。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大於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就是規模收益遞減。當這兩種比率相等時則是規模收益不變。

企業的規模報酬變化可以分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不變和規模報酬遞減三種情況。

例如,假設一座月產量100萬噸的水泥廠所使用的資本為30個單位,勞動為10個單位。現在將企業的生產規模擴大一倍,即使用60個單位的資本,20個單位的勞動,由於這種生產規模的變化所帶來的收益變化可能有如下三種情形:

(1)產量增加的比例大於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即產量為20噸以上,這種情形叫做規模收益遞增。

(2)產量增加的比例小於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即產量為小於20噸,這種情形稱為規模收益遞減。

(3)產量增加的比例等於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即產量為20噸,這種情形稱為規模收益不變。

規模報酬變化的原因是由於規模經濟或規模不經濟。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是指由於產出水平的擴大,或者說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引起的產品平均成本的降低。

一個管理者自己的企業隨著規模的增大,從而實現規模報酬遞增,這就意味著規模經濟的實現。為什麼規模的擴大,就會很有可能實現規模報酬遞增呢?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1、勞動的專業化分工。在大規模生產中,工人可進行更加有效的分工協作,每個人專門從事某項具體工作的效率要遠遠高於每個人從頭到尾完成每 一道工序。這就是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好處,這一點早在18世紀就由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提出。在《國富論》中,他以大頭針行業為例,一個未受到專業訓練的人,一天隻能勉強做一個大頭針,但如果將生產分為18個 工序,每人隻承擔一個工序,人均日產量達到4800個大頭針,專業化帶來的規模經濟是十分顯著的。

2、幾何尺度的因素。某些幾何尺度的因素也暗含了規模經濟,如大型設備每單位產出的製造和維修費用通常就要比小型設備低。舉一個例子:把輸油管道的周長擴大 1倍,這時油管的截麵積(運輸能力)將超過1倍,每單位原油的運輸成本也隨之降低。

3、生產要素的不可分割性。有些先進的工藝和技術,如電腦管理、流水作業等,隻能在產量達到一定水平才能采用,也就是說,這些大批量生產的工藝和技術通常是不可分割的。在汽車製造等行業,流水線作業的成本優勢就十分明顯,據統計,一家汽車 廠商如果年產量超過30萬輛,成本就能比小規模生產大大降低。

4、財務方麵的因素。廠商活動的大規模化會給它帶來籌措資金、購買原料和半成品、銷售等方麵的好處。例如,有時大廠商所需要的資金靠廠商本身的積累就可以滿足,同時憑借其規模優勢可以得到銀行貸款和發行股票、債券方麵的便利。在購買原料和半成品時,由於數量大,除了運輸上有利,還可利用規定質量、大折扣、訂立收購合同等有利條件,使生產成本降低。

以上這些因素就是所謂的規模經濟或批量生產的優勢,在20世紀初,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率先采用大批量生產的方法,從而降低成本,擊敗對手,成為汽車工業的巨子。

但是,帶來規模經濟的各種因素都是有一定極限的,當生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後,進一步享受規模經濟的優勢就不太可能,此時,規模不經濟的因素開始占上風。例如,生產要素的專業化分工就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無限地加以細分,分工太細會帶來 副作用;一旦工人的工作成了一種機械化的運動,久而久之,就會使人產生厭煩的情緒,失去創造性思維,從而降低勞動生產率。再如,幾何因素的規模經濟含義也是有條件的。輸油管道的直徑不能無限製地擴大, 直徑過大的輸油管道鋪設起來就十分困難,其成本必然增加。同時,規模的過大也可能使運輸費用增加,因為原料可能需要從更遠的地方運來,產品則需要運到更遠 的地方去銷售。如發電廠的規模越大,電力輸送目的地也就越遠,結果電力輸送中的損耗也就越大,從而導致單位成本的上升。

當然,規模不經濟的原因還有可能來自其他方麵,但其中主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過大規模的生產帶來管理上的低效率。對任何一家企業而言,生產規模愈大,管理層次愈多,企業內的協調和控製也就愈加困難;信息在上下的傳遞過程中容易丟失或被扭曲,管理者之間、管理者與工人之間的聯係與交流也日益困難。由於決策者不能及時得到正確的信息,就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即使決策已定,真正付諸實施也需要更長時間,並且執行的有效性很難得到保證。這種管理上的局限性帶來了規模經濟報酬遞減。也有的經濟學家認為,規模報酬遞減規律隻不過是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一個特例,因為即使在長期內,仍有一些要素的投入(如管理要素)是無法增加的。例如,無論一家企業如何擴張到多大規模,總經理隻能有一個。

對於規模報酬理論在解決現實問題的方麵,可以舉出中國報業集團為例。從廣州日報組建第一家報業集團開始,中國報業迎來了集團化改革熱潮。中央、省及主要城市 的報社相繼組建成報業集團,報業集團的數量已達39家。報業集團是中國報業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經濟體製已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大轉變,報業經濟也是從無到有規模達到幾百個億。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報業組織的微觀結構必須做出相應調整,尤其要在經營規模上做文章,否則就不適應時代的發展。

對於報業集團來講,經營規模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集團總資產規模。從現實情況看,中國報業集團的經營規模差距很大。有的報業集團資產總額達 到幾十億元,有的則隻有幾億元甚至幾千萬元。報業集團的總體方展方向是做大做強,但對具體某個報業集團講,是否規模越大越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從經濟理論 上分析,報業集團的規模要看它是處於哪個生產區間。如果它處在規模報酬遞增區間,那麼就應當繼續擴大規模;如果它處於規模報酬不變區間,那麼它的規模就達 到了最優,應當保持已有規模不變;如果它處於規模報酬遞減區間,那麼它就應該控製規模的擴張甚至縮小規模。因此,首先要分析報業集團的生產區間特性,才能 確定其規模策略。這需要對報業集團的曆年經營狀況進行分析,看其資產報酬率及邊際收益水平的變化情況。如果這些指標不斷提高,說明它是規模報酬遞增;如果變化不大,則是規模不變;如果連續下降,則是規模遞減。

二是報刊發行數量和版麵數量。報刊發行數量以及報刊版麵數量也是反映報業集團規模的一個重要方 麵,這方麵規模的確定需要與廣告創收和市場競爭狀況結合起來考慮。從報刊本身來講,發行數量和版麵數量的增長將帶來成本和費用的上升,但也會帶來廣告創收 的增加,需要用本、量、利分析的方法確定報刊的最優發行數量和版麵數量。另外,還要考慮發行對象問題,即所謂的有效發行量問題,有效發行量的上升將帶來廣 告創收的上升,而無效發行量的上升不能使廣告創收有很大的提高。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考慮,報刊發行數量和版麵數量的確定要充分考慮競爭對手的情況,這是一種 市場博弈,需要根據競爭對手的策略做出合理的應對策略。總之,報刊發行數量和版麵數量問題,既要考慮報刊本身的本量利問題,也要考慮競爭對手的策略,進而 做出正確的決策。

規模報酬理論是經濟學在解決實際問題時非常實用的理論,很多企業、單位要想在競爭中獲得最大收 益,同時避免資源浪費,就要盡可能在規模報酬理論的框架內行事,規模報酬理論是連接經濟學抽象理論與現實應用的橋梁,每個企業決策者在做出決策時一定不能 忽視這個理論的現實價值。

總之,一個行業或一個廠商生產規模過大或過小都是不利的,每個行業或廠商都應根據自己生產的特點確定一個適度規模。廠商選擇適度規模的原則,是盡可能使生產規模處在規模收益不變階段。如果一個廠商的規模收益是遞增的,則說明該廠商的生產規模過小, 此時應擴大規模以取得規模收益遞增的利益直到規模收益不變為止。如果一個廠商的規模收益是遞減的,則說明廠商的生產規模過大,此時應縮小生產規模以減少規 模過大的損失,直到規模收益不變為止。

為什麼要交個人所得稅——賦稅功能

1980年9月1日,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國個人所得稅製度初步建立。個稅起征點為800元,相當於一個普通職工月工資的50倍;

1992年,中國月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隻占就業者總數1%。

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18.3倍,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也增長了將近4倍。

2002年,中國月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占就業者總數已經達到52%。

2005年,個人所得稅從800元的起征點提高到1600元。

2008年,個稅起征點再次從1600元上調到2000元。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測算,將工薪減除費用標準提高至2000元/月後,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占全國職工總人數比例將由目前的5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另根據有關數據測算,將減除費用標準提高至2000元/月,將減少財政收入約300億元。

另外,在廣東省,部分人大代表認為:“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自2008年3月1日起一刀切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在發達省市,此起征點明顯太低。廣東省經濟地位在全國排名第一,經濟總量大而人均收入不均衡,有必要先行製定自己的個稅起征點。”代表建議說,比如深圳可以將市民納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或者更高;廣州可以將市民納稅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或者更高。與此同時,從第5級(全月應納稅所得額20000—40000的部分)開始,在現有稅率的基礎上增加10%,以此提高高收入群體的納稅額。

從一般意義上講,政府賦稅有兩個基本職能,一是政府取得收入的基本手段,二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從微觀主體角度來講,公民之所以需要交稅,一是公民享用公共產品的相應義務,二是調節收入差距平衡利益分配,讓富人少富一點,開通過政府間接地為窮人多做一點貢獻。即所謂"削峰填穀"。

個人所得稅同時兼有上述兩種職能和作用。這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實踐中都是達成共識的,需要探討的隻是二者孰輕孰重的問題而已。

從財政學的角度看,普通公民依法向政府納稅,而政府則利用財政收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例如提供軍隊、環保、社保、文化設施、交通建設等,公民得到了這些產品和服務,就有納稅的義務。

當然,個稅也有收入調節的功能,因此對富人得以更高的稅收,作為轉支付用給窮人,但這隻是量的問題。

綜上,之所以征收個人所得稅,形成財政收入來提供公共產品是第一位的,收入調功能是第二位的。

個人所得稅是世界各國普遍開征的稅種。在經濟發達國家,已經發展成為主體稅種。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能夠維護國家權益,調節個人收入,緩解社會分配不公,促進國家財政收入。

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中國境內擁有永久性居所,或者不擁有永久性住所而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滿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個人;第二類是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年的個人。具體說,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有這樣三種:(1)中國公民個人;(2)在中國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外籍個人;(3)在中國境內居住不滿一年但有來源於中國境內所得的外籍個人。

世界各國的個人所得稅製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分類所得稅製、綜合所得稅製和混合所得稅製。這三種稅製各有所長,各國可根據本國具體情況選擇、運用。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采用的是分類所得稅製,即將個人取得的各種所得劃分為11類,分別適用不同的費用減除規定、不同的稅率和不同的計稅方法。實行分類課征製度,可以廣泛采用源泉扣繳辦法,加強源泉控管,簡化納稅手續,方便征納雙方。同時,還可以對不同所得實行不同的征稅方法,便於體現國家的政策。

分類所得稅製一般采用比例稅率,綜合所得稅製通常采用累進稅率。比例稅率計算簡便,便於實行源泉扣繳;累進稅率可以合理調節收入分配,體現公平。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根據各類個人所得的不同性質和特點,將這兩種形式的稅率綜合運用於個人所得稅製。其中,對工 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采用累進稅率,實行量能負擔。對勞務報酬、稿酬等其他所得,采用比例稅率,實行等比負擔。

中國的稅收政策起步比較晚,和西方國家相比,在稅收製度的完善和納稅人素質方麵都存在明顯差距。

據悉,泰格·伍茲在來華參加“步步高觀瀾高爾夫挑戰賽”之前,就電話委托主辦方提前為其繳納個人所得稅,並一再表示,隻有親眼看到代扣繳的納稅憑證後,才能啟程。根據合同,泰格·伍茲的出場費為1300多萬元,應繳稅款429萬元,比內地大腕們十幾場的出場費還高,伍茲一定要交了稅才肯來。

其實,對於伍茲的做法,僅僅理解為“外國明星納稅意識強”,是比較片麵的。這隻能說明依靠製度納稅比依靠良心納稅更科學。據專家分析,外國人如果在中國沒有依法納稅,就會被限製出境。像伍茲離開中國的時候,完稅憑證是必需的文件。另外,伍茲回到美國納稅時,在中國納的稅可以抵扣,能夠避免在中國雙重征稅。

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同時納稅人也享有知情權,以及保密權、稅收監督權等權利。

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稅率

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當中記載著這樣一個小故事,春秋戰國時趙國的名將趙奢,也就是那位紙上談兵的趙括的父親,在成名以前隻是個收稅的小官員,有一次他到平原君趙勝家裏去收稅,這位趙勝是當時的“四君子”之一,是趙王的弟弟,又是丞相,可說是位高權重,一般人沒有人敢惹。

趙奢前幾次上門,遭到了趙府的百般阻撓,不肯繳稅。趙奢決定依法辦事,拔劍殺死了上前阻撓執行公務的趙府家丁。平原君非常生氣,揚言要殺了趙奢。趙奢毫無懼色,向平原君恭敬施禮後慷慨陳詞:"微臣隻是一名專司稅收的小吏,依法收稅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利益。國家衰弱各國就會來犯,趙國便不存在了。您還到哪裏找現在的富貴呢!”平原君認為趙奢很賢明,便介紹給趙王。趙王派他管理國家賦稅,於是國家賦稅征收順利,人民富庶而國庫充實。

在西方,有一句諺語:稅和死亡,是人生唯一逃不過的兩件事。的確,稅收關係到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

國家稅收是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所以每一個國家都很重視稅收。而稅率就是收取稅賦的數量關係或比例關係,也就是收稅的尺度。我國現行稅率可分三種:比例稅率、定額稅率和累進稅率。

定額稅率,是指征稅對象的計量單位直接規定為納稅的絕對額的 稅率形式,適用於從量征收的稅種。

比例稅率,指對同一征稅對象不分數額大小,規定相同的征稅比例的稅率。流轉稅一般都實 行比例稅率。比例稅率又分為統一比例稅率和差別比例稅率。前者指一種稅隻設置一種比例稅率,所有納稅人都按同一稅率納稅;後者指一種稅設兩種或以上的比例 稅率。

累進稅率,又稱累進稅製,指隨同征稅對象數量的增大,征稅比例隨 之提高的稅率。被稱之為經濟的“自動穩定器”。一般適用於收益、財產征稅。它可 分為全額累進稅率和超額累進稅率。此外,由於計稅依據、減稅免稅、加 成征稅、加倍征稅、偷稅漏稅等原因造成納稅人的實際稅率與稅法所規定的稅率即名義稅率不相等。

對課稅對象和計稅依據的征收比例和征收額度。稅率表現為稅額占課稅對象的比例。稅率是稅法的核 心要素,是計算應納稅額的尺度,體現稅收負擔的深度,是稅製建設的中心環節。在課稅對象和稅基既定的條件下,稅率的高低直接關係到國家財政收入和納 稅人的負擔;關係到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經濟利益。稅率的高低和稅率形式的運用,是國家經濟政策和稅收政策的體現,是發揮稅收經濟杠杆作用的 關鍵。稅率的種類一般可分為比例稅率、累進稅率、定額稅率3種基本形式。此外,還有一些在特定條件下使用的零稅率、負稅率、累退稅率、差額稅率等。

經濟生活中的拍賣——競爭

在近年國內的大型拍賣會和收藏品市場上,精品印譜的數量極為有限,價格屢創新高。

2005年是印譜拍賣創造輝煌的一年,上海博古齋、嘉泰和敬華等拍賣行上印譜成交率極高。

其中,明代汪關的《寶印齋印譜》更是以88萬的高價拍出,名列去年古籍成交價的前10名,令人對印譜收藏刮目相看。近代朱文篆刻大家陳巨來親筆題識的《盍齋藏印》,在嘉泰秋拍以3.3萬元成交。

5月,上海國拍舉辦博古齋古籍善本專場拍賣會,印譜部分上拍拍品17件,其中最難得之品為清乾隆間汪啟淑鈐印本《漢銅印叢十二卷》,6冊巾箱本,雖估價僅6000~7000元,然最終以4萬元成交。

在上海朵雲軒2005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付拍的印譜大多以高出估價1倍的價格成交,其中20世紀60年代鄧散木所撰的《廁簡樓印存》(16冊)估價為2.5~3.5萬元,最終以4.95萬元成交。

朵雲軒2005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付拍的印譜也多以高出估價的價格成交。

在拍賣活動中,當拍賣品從一個較低的價格開始叫價時,很多人都會舉牌,當真正的買家出價越來越高的時候,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買家退出拍賣的行列,直到出價最高的人得到這件拍賣品,這次拍賣宣告結束。

當價格較的時候,出價的人較多,說明需求的數量高於供給的數量,但出價越來越高的時候,隨著拍賣者的退出,需求量就會逐步趨向供給量,直到最後成交,達到供給量和需求量的平衡。

其實,在經濟生活中同樣是在拍賣,這就是競爭。競爭能夠使社會資源達到最優配置,達到一個平衡。如果當前價格低於市場均衡水平,需求量大於供給量,就會出現短缺。需求者為了有限的供給就會互相競爭,價格就會升高,直到短缺消失,最終到達一個平衡。大家看,這是不是和拍賣有異曲同工之妙?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一下:

一個荒涼的地方新近開發了一個大型煤礦,吸引了很多人前來工作定居。隨著人們越來越多,對住房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供求出現了一定的短缺。

由於房屋比較搶手,鎮上的房地產中介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開始提高報價,房價逐漸開始上升。由於房價越來越高,買房的人開始減少,對房屋的需求逐漸減少,同時擁有房屋的人為了賣個好價錢,都把自己的房屋拿出來出售,開放商也開始加大建設房屋的力度,能夠供應的房源開始逐漸增加。

而不斷上漲的房價,會導致一部分潛在的購房者開始租房子住,或者到更遠的地方購房。

這兩方麵的因素,最終房屋的需求量和供應量達到一個均衡。

拍賣隨著出價的提高,購買者會越來越少,最終達到平衡。而房屋買賣中,隨著房價的提高,最終也會達到一個平衡。所以說,經濟活動中的競爭,其實就是拍賣。

從另一方麵來說,如果價格高於市場水平,供求量大於需求量,就會出現供應過剩。和供應短缺的情況十分相像,當出現過剩時,競爭會導致價格下降,從而使過剩消除。

舉個例子來說,手機供應商在新的機型上市的時候,就會將舊機型降價處理。有時候會通過打折吸引顧客,有時候顧客自己就可以和商家討價還價,從而能夠以自己滿意的價格拿到新的手機。因為大家都知道,把手機擺在架子上或者堆在庫房裏對誰都沒有好處。如果你比較細心,就會發現,端午節的粽子、中秋節的月餅,還有元宵節的元宵,在節前價格都非常堅挺,但是隻要一過完節,價格就會一瀉千裏,通過大幅降價來銷售這些即將積壓的商品。這是因為過完節,需求量就會遠遠小於供應量,商家就不得不降低價格,來減小自己的損失。

由此可見,競爭就是市場的調節器。當存在競爭的時候,任何廠家都不可能將價格定得高於市場價格,除非他不想將自己的產品銷售出去。由於競爭,在有一定利潤的範圍內,商場會將價格不斷降低,但市場價格高於企業的成本時,,說明企業生產一件產品,銷售所得的收入就會所付出的成本,他就會增加產量。

事實上,隻要存在競爭,沒有壟斷和欺行霸市,即使生產者追求利潤極大化,消費者也不會吃虧上當。所以,這就是大部分經濟學家推崇自由競爭的原因所在。

經濟學家心目中的“烏托邦”——完全競爭市場

烏托邦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在他的名著《烏托邦》中 虛構的一個理想中的世界。這是一個完全理性的共和國,是一個他所憧憬的美好社會,那裏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從事生產勞動,而且有充足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和娛樂,那裏沒有酒店、妓院,也沒有墮落和 罪惡。在戰爭時期它雇傭臨近好戰國家的雇傭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