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觸到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啟蒙讀物之前，單是因為忠於自己的感受，或是基於一些常識，就已經能感覺到這個世界是荒謬和愚蠢的了，比如從初中時開始我就不停地聽到這麼一個主流的世界觀：“你不抽煙？不喝酒？你還是不是男人？”（它的最常見的變體是“煙酒都不沾，那你還算什麼爺兒們？”）那時候我總是想，如果能讓他們停止說這些蠢話，我願意成為他們指定的任意性別。到了快成年的時候，我終於學會讓這些話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了，但為了不傷害感情，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會努力控製麵部表情——“茄子”。到我二十多歲離開家鄉為止，傳統陋習中的強行勸酒一直都是我跟朋友交往時的一個噩夢，我始終都很討厭喝酒。那時候我的酒量還不錯，這樣的好處是被迫應付一些場合的時候不至於扛不住，壞處是在有熟人的場合很難以“我這個人一點兒酒也喝不了”為由躲掉，這和那些喝一點就滿臉通紅，再喝一點就要胃出血的人的情況剛好相反，但你很難說哪一種特質的結果更糟糕。我的同學裏，有些是酒精過敏的體質，在這個對他們來講很難說是不險惡的環境中生存，都有過那麼幾次被損友灌酒再被送進醫院的悲慘經曆，但我三十多歲後回去跟他們吃飯，發現他們終於練出了一點點酒量後，也開始滿嘴酒氣、滿臉通紅地逼那些不愛喝酒的人：“不行！小張這杯你必須喝。”渾渾噩噩的人來到世間，總是跳不出這個圈子：先是傻頭傻腦地成為受害者，然後再愣頭愣腦地成為施害者。
民族問題上的精神折磨是導致我養成思考習慣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我長大的時候，雖然沒有像這個世界的很多災難土地上的人們那樣經曆民族仇恨，但還是能從很多方麵感覺到一定程度的民族隔閡，比如在學校裏朝鮮族的小流氓和漢族的小流氓都或多或少傾向於欺負非本民族的同學；兩族的口語裏都保留了很多對對方帶有歧視性的用詞；異族情侶交往時通常要承受更多的家庭壓力等等。整天看著這些怪現象胡思亂想尋找答案的同時，我還不得不抽空應付那些無聊的長輩提出的無聊問題：“你不認識朝文字？你是個朝鮮族怎麼可以不識朝文呢？”“這場比賽你希望朝鮮隊贏還是中國隊贏？”“如果以後朝鮮和中國打起來，你會支持哪一方？”現在回頭再看這些曾經給我的青春期造成過困擾的問題，我很慶幸它們給了我思想訓練的最初動力。其實，對於沒有獨立判斷能力的人來說，情況並不會因為不是發生在異族之間而有任何區別。
如果生在一個落後國家的偏僻角落裏，長大的時候基本上可以肯定沒有人能在思想上給你很大的幫助，很多時候，不要說幫助，就連多少能夠互相理解和溝通的人都很難遇到。除了性和暴力，我在青春期最主要的煩惱就是幾乎找不到能暢快交流的人，總感覺身邊的人好像不是笨蛋就是壞蛋（好在我自己在很多方麵也非常笨，所以也經常被他們嘲笑，總算大家都能心平氣和）。這樣想來，輟學後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書尋找答案和慰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了。由於缺乏明確的計劃和指導，我在輟學後讀書最集中的那幾年，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文學書籍上，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有點兒遺憾的。在最初的思想啟蒙方麵，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內地零星出版的那些李敖的文集，在90年代末逐漸看清李敖的真實嘴臉之前，他一直都是我心中最酷的偶像。
胡亂讀了幾百本書之後，我漸漸意識到我可能不需要學校的所謂“教育”了。幸運的是，稍後我讓父母也有了類似的感覺（雖然他們始終都不是很有把握）。在我十八周歲前的那個冬天，我終於徹底離開了學校。按照那時候家鄉人的習慣說法，我的這種退學行為是“不讀書了”，盡管還在“讀書”的同學們讀的都是名著節選，我讀的都是名著全本。每次我嚐試指出日常生活的荒謬本質時，都會被那些習慣了荒謬的笨蛋們說成是“偏激”，後來我就變得越來越沒有耐心了，可想而知，他們因此變得更加有信心了，“你看，你多偏激啊”。
那時候我最喜歡的中國小說家是餘華和王朔。王朔最紅的時候，我誤以為我們這一代青年的一些特征，比如滿嘴不真誠或不懷好意的真誠、羞於表達內心、假裝渾身上下哪兒都不柔軟、諷刺挖苦一切據信是莊嚴或美好的東西並以此為酷等等，都是受了他的影響才形成的，後來看了胡平的《犬儒病》才慢慢想明白，王朔隻是滿足了那個時代的心理需求，並沒有帶來或改變什麼。在一個犬儒主義觀念盛行的時代，以明顯的犬儒主義風格滿足了大眾心理需求的作家王朔，骨子裏並不是一個犬儒主義者，他是一個非常善良和真誠的人，這是一個令人倍感溫暖的荒誕事實。2007年，王朔接受訪談時說：“我前些年一直扮演一個北京流氓王朔，其實我不是，我是一個有美德的人，我內心真的很美，我沒有害過人，沒有對不起人，我沒有欺負過比我弱小的人。”我看到報道時非常感動，用混不吝的、玩世不恭的語氣調侃了半輩子之後，他終於還是自己說出來了。胡平在《犬儒病》的題記中說：“人心不會熄滅，但它可能蒙上灰燼而不再燃燒。灰燼本來是燃燒的產物，但它反過來又抑製了燃燒。撥開灰燼，你會看到重新燃燒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