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倫理風俗
倫理
仁
“仁”是古代的一種倫理觀念，因儒家的發展而成為中國一個重要的道德標準和哲學概念。何謂“仁”？仁就是對於他人的親善和關愛。孔子的學生樊遲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回答：“愛人”。愛人即對他人的關愛，即要把他人當成自己的同類，設身處地愛護他人，並且是不懷私利、不求報答地愛護他人。孟子講，一個人看到小孩掉到井裏，一定想著要去救他。為什麼要去救他？不是為了通過這件事而結交孩子的父母，不是為了通過這件事在朋友鄰裏中取得一個好的名聲，也不是因為孩子的哭叫而使自己不得安寧，而是不加任何思索、不加任何考慮地要救人。這就是仁愛，就是對於他人的關愛。這是仁的根本。宋代程顥說“仁”是將天地萬物都看成一個與己相關的對象，看成一個有生命力的對象，設身處地愛護他，關愛他。
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範集於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禮、智、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
仁的具體表現為忠、恕。孔子弟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儒家看來，推行仁道，首先要從孝入手。《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孔子弟子有若講：“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儒家之仁道觀念，是建立在人之自然情感的基礎上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
義
義，一般指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者行為。“義者，宜也”。儒家將“義”作為儒家五德（仁、義、禮、智、信）之一。西漢董仲舒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法則。
義的觀念是關於行為的正當要求。在孔子看來，一個人的行為，應當以行為的正當性為基本的標準。所以孔子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懂得行為的正當性，並且能夠堅守行為的正當性，在儒家看來，是人與禽獸的基本區別。舍生而取義，這是人才可能具有的操守。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製》）在荀子看來，人之所貴者，在於人有義。人之為人，並不在於人有知覺、有生命，而在於人懂得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該不該做的標準就是義。
禮
“禮”是規範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製度。在儒家看來，人首先是一個社會成員，應當遵守、履行人的一係列行為規範。這些行為規範，就是禮。何謂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記·曲禮上》）禮是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可靠保障。每一個人都應當按照禮的要求、按照禮的規範做事。人應當嚴守人倫操守，不僅要懂得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而且要為其所當為、行其所當行。齊景公曾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父要像個父，子要像個子。君行君道，臣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麼社會將會出現混亂。當孔子的學生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的國君請你來治理國政，你先要做什麼事呢？孔子回答說：“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也就是說首先要恢複衛國的綱常名教。孔子認為，“禮”是處理其他一切事務的基礎和前提。
在儒家看來，君子之為君子，就要嚴格遵循人的人倫操守，也就是要嚴格依“禮”做事。這就是孔子所講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是一個人，隻有當一個人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並且切實做到為其所當為、行其所當行的時候，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儒家把這一過程稱為“成人”。
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禮”是同“仁”分不開的。“仁”是內在的，要通過“禮”體現出來。沒有“仁”為核心的“禮”是騙人的，是虛偽的。到了戰國時期，孟子把仁、義、禮、智作為基本的道德規範，禮為“辭讓之心”，成為人的基本德行之一。
樂
“樂”是孔子推崇仁德教化的重要內容。孔子倡導“禮樂興邦”，重視音樂淨化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好的音樂能陶冶性情，引導人民向善。他推崇舜時的《韶》樂，反對鄭衛淫亂之音。有一次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音樂關乎修身進德，關乎社會風氣的轉變。史學家司馬遷說：“夫上右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正心也。”（《史記·樂書》）孔子希望通過振興上古明王高雅之樂，通過欣賞音樂“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達到“正心”的目標。
複禮興樂的思想是孔子針對周室衰微，“禮崩樂壞”的現實提出來的，目的是以此改變世道人心，達到變亂為治的政治理想。
智
“智”是關於是非的觀念。隻有人才有辨別是非的觀念，這是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在儒家看來，人天生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這種天生即具有的能力，儒家將其稱作良知、良能。良知、良能為人所共有，而非聖賢所獨有。明代的王陽明說，見到父親就知道孝，見到兄長知道尊敬，見到小孩掉到井裏自然知道憐惜，這就是良知，不需要從外麵獲得。為學的功夫，並不是獲得知識，而是使良知、良能發揚光大的過程。將這種本有的良知、良能發揚於外，用於事父，即孝；用於事君，即忠；用於與人交往，即仁與信。
信
“信”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
“信”就是完全、如實地按照自己所言說的去做。信，往往與忠連用。孔子提倡“言忠信，行篤敬”。忠著重於內，信著重於外。忠是盡心、盡力。一個人是否盡心、盡力，他人並不知曉，隻有自己清楚。而信，是如實地按照自己所言說的去做。是否如實地按照自己所言說的去做，他人是很清楚的。子貢問孔子什麼是君子，孔子回答說，嚴格按照自己所說的去做，這就是君子。孔子認為人人都應當講信用，在他看來，一個人不講信用，在這個世界上是無法行得通的。孔子自己有一個誌向，即“朋友信之”，即成為朋友所依賴的人。孔子弟子曾子每日三省其身，第一件事是忠：“為人謀而不忠乎”？第二件事是信：“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一個人常常這樣反省自己，就會不斷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境界。
信是要見之於行的，是要在行為中見出效果的。由於重視信，所以儒家很強調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裏仁》）“訥於言”即重承諾，“敏於行”即強調行為上要雷厲風行。所以，人所患者，“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在孔子弟子中，子路不僅是一個勇者的形象，也是一個信者的形象。“子路無宿諾”，（《論語·顏淵》）“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公冶長》）子路從不拖延履行諾言，一旦知道了需要做的事，一定會盡力去做，在這件事還沒有做完之前，唯恐又知道有需要做的事。子路給我們樹立了一個“信者”的榜樣。
恕
恕是中國古代的倫理道德觀念。“恕”要求推己及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強加給別人。在孔子的有關倫理學說中，“忠”與“恕”是並列的。因“恕”而得“忠”，為“忠”以行“恕”。“忠恕”是實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內容，同時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貫之道。
子貢曾經請教孔子，是否有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孔子回答說，那就是“恕”。並且給出了“恕”的方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忠
忠是儒家的道德規範。孔子所說的“忠”，是指和別人的一種關係，盡力幫助別人叫做“忠”。忠是盡心、盡力，有多大能力，就使出多大能力，絕不有半點保留，這就是忠。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隻要盡心、盡力，就是忠。一個人隻有60斤力氣，就使出60斤力氣，這就是忠；而一個人有100斤力氣，卻隻使出80斤力氣，這就是不忠。
“忠”又特指忠君，對長輩能盡孝道也是“忠”。孔子把忠當做實行最高道德原則“仁”的條件。孟子也把“忠”視為重要的道德規範，即指把好的道理教給別人。漢以後出現了“三綱”，“君為臣綱”規定了臣民對君主須絕對“忠”，忠君便成為天經地義、永恒的倫理教條。《論語·子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孝
孝是儒家的倫理範疇，主要指敬奉父母、善事父母。儒家認為“孝”是各種道德中最根本的。長期以來，“孝”一直被視為最高美德。
孝的基本含義是贍養父母，但隻是一般的贍養，還不是真正的孝。孔子講，人可以養父母，也可以養犬馬。如果對父母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敬意，那和養犬馬又有什麼區別呢？所以孝道最為重要的並不是養，而是內心是否保持一種敬意。
孔子還認為父母可能有過失，兒女應該婉言規勸，力求其改正，並非對父母絕對服從。孔子還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但不應僅限於對父母的贍養，而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體現。
孔子論孝，還講“父母在，不遠遊”，“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表現了其時代的局限性。
悌
悌是儒家的倫理範疇，指敬愛兄長，順從兄長。“悌”常與“孝”並列，稱為“孝悌”。儒家非常重視“孝悌”，把它看做是實行“仁”的根本條件。《論語·學而》：“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滕文公下》：“於此有焉：入則孝，出則悌。”勇
勇是儒家的倫理範疇。孔子把“勇”作為施“仁”的條件之一。“勇”必須符合“仁、義、禮、智”，而且不能“疾貧”，才能稱其為勇。儒家把“勇”分為三等。孟子說：“勇德”為貴，“勇氣”次之，“勇力”為輕。
儒家認為，勇不單單憑借勇力，更要具有勇氣。儒家心目中最高境界的“勇”是一種精神。《說文》：“勇，氣也。”“勇”是在某種信念驅動下，體現出的一種無所畏懼的行為及精神，真正的勇可冠之以“精神”二字。
儒家認為，勇有大勇與小勇之分，大勇可以大到安天下，小勇則小到隻能力敵一人而已。大勇不外於是憑仁與智，小勇則憑借個人力氣。荀子看來，站在正義的立場上，不為權勢所嚇倒，不管有利與否，即使所有的人都反對，也不改變自己的想法。雖然重視生命，但為了維護正義決不屈從，這才是君子的“勇”。
“勇”要發乎仁，適乎禮，止乎義。“勇”本身所應具有的是仁愛這一道德思想，並符合仁愛的外在表現“禮”，再由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係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來加以節製，那麼這勇便成為大勇，成為君子之“勇”——也便是勇德了。
三綱五常
“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
三綱、五常這兩個詞，來源於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董仲舒按照他的“貴陽而賤陰”的陽尊陰卑理論，提出了三綱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認為，在人倫關係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關係是最主要的，而這三種關係存在著天定的、永恒不變的主從關係：君為主、臣為從；父為主，子為從；夫為主，妻為從。也就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三綱皆取於陰陽之道。具體地說，君、父、夫體現了天的“陽”麵，臣、子、妻體現了天的“陰”麵；陽永遠處於主宰、尊貴的地位，陰永遠處於服從、卑賤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把封建等級製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則。董仲舒又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的基本法則，治國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他看來，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五常之道。堅持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和人際關係的和諧。從宋代朱熹開始，三綱五常連用。
三綱五常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原則和觀念，規範、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行為的作用。2000多年來，它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國民性。當然，這種思想在一定時期也起到了維護社會秩序、規範人際關係的作用。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出《論語·顏淵篇》，是指自己不想要的東西，切勿強加給別人。孔子所強調的是，人應該寬恕待人，應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現。
孔子所言是指人應當以對待自身的行為為參照物來對待他人。人應該有寬廣的胸懷，待人處事之時切勿心胸狹窄，而應寬宏大量，寬恕待人。倘若將自己所不欲的，硬推給他人，不僅會破壞與他人的關係，也會將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確實應該堅持這種原則，這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體現，也是處理好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殺身成仁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儒家主張的基本道德準則。也就是說，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捍衛正義，以成就自己的仁德。
“殺身成仁”，語出《論語·衛靈公》。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請教說：“德所講的是仁德、忠義都非常好。人人相愛，以仁義待人，確實是一種美德。仁德我想得到，但生命也很重要。如果仁德和生命發生衝突，我該怎樣選擇呢？”孔子曰答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意思是說，生命是我想要的，正義也是我想要的，在二者不可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寧願舍棄生命而保全正義。
不過，儒家也強調，殺身之前要知道什麼是“仁”，什麼是“義”。宋代的儒者就強調，在一切行動之前，要先認識仁，先認識義，才可以行動。要不然，自己就可能為了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犧牲自己的生命，成為沒有意義的犧牲。這就要求人們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
克己複禮
這是孔子學說的一個重要概念，出自《論語·顏淵》一章。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顏回請教孔子如何才能達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說：努力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如果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可以達到理想的境界了，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顏回又問：那麼具體應當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禮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聽、不要去說、不要去做。顏回聽後對老師說：我雖然不夠聰明，但決心按照先生的話去做。
孔子對“克己”看得比較重，認為隻要每個人都能夠按禮的要求克製、約束自己，就可以使人人成為君子，全社會也就可以弘揚仁道，實現理想的大同世界，所以孔子說：“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
儒家認為，“克己複禮”是達到“仁”的境界的方法。每個人都應克製自己不正當的欲望、衝動情緒和不正確的言行，自覺遵守社會道德規範(“禮”的規定)，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無言、非禮勿動”，使自己的視、聽、言、行，一舉一動都符合禮的規定，即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要求。孔子一貫主張以禮馭情，以禮約束自己的言行，多次批評感情用事、不能克製衝動的魯莽行為。他指出不能克製一時的衝動往往會幹出傷害自己和親人的蠢事，這是很不明智的。
禮義廉恥
禮、義、廉、恥是古代提倡的四種道德規範，被認為是治國四綱。春秋時代齊國的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他認為“禮”就是不能越出應有的節度，即思想行為不能超出道德規範；“義”，就是自己不推薦自己，即使自己的思想行為符合道德標準；“廉”，就是不隱瞞自己的缺點錯誤，即廉潔不貪；“恥”就是不與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即要知羞恥。他認為“禮、義、廉、恥”比法更為重要，把它們比作支撐國家大廈的四根柱子，認為“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在他看來，隻有建立起這樣的道德架構，國家才會穩定和發展。
五倫
所謂“五倫”，即五種人倫關係。古人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父子之間有骨肉之親，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夫妻之間摯愛而又內外有別，老少之間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德，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道理和行為準則。
孔門三戒
孔子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這句的意思是說，君子有三個方麵需要戒備：年少的時候，精力還沒有穩定，要戒備因為美貌而產生的感情和欲望；等到壯年的時候，精力正是旺盛的時候，要戒備爭鬥；等到年老的時候，精力已經衰弱，要戒備貪得無厭。
寡欲
“寡欲”是儒家“養心”的方法。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意思就是：修養心性的最好辦法是減少欲望。一個人如果欲望很少，即便本性有所失去，那也是很少的；一個人如果欲望很多，即便本性還有所保留，那也是很少的了。
孟子認為，外物改變人的本性，感官之欲減損人的善心，所以欲望太多的人，往往利令智昏，做了欲望的奴隸，其結果是失去控製，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因此，修養心性的最好辦法就是減少欲望。他認為人如果欲望不多，那麼善性即使有所喪失，也不會很多；如果欲望很多，那麼善性即使有所保存，也隻是很少。
知恥
知恥，是指羞恥心，即羞於做壞事的羞惡之心，它是人的內心善惡榮辱的標準。即做事要守仁義，謹言慎行，辨知榮辱。孔子說：“行己有恥”，也就是要有自尊、自愛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恥的事情。一個人喪失了恥辱心，就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他還說：“知恥近乎勇”，是說知道什麼是恥辱，這樣的自覺會給人帶來勇氣。人最大的勇氣是戰勝自己的勇氣，而這樣的勇氣孔子說是“知恥”的結果。
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又說：“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歐陽修也講過，“廉恥，是立（做）人之大節”。這也就是說，自我修養，應該從知恥開始，一旦有了羞恥之心，就會努力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做人有小節大節之分，知道什麼是羞恥是做人的“大節”。康有為說，“人之有所不為，皆賴有恥心”，“風俗之美，在養民知恥”。這也是說糾正社會風俗，要從知恥做起，讓每一個人都有羞恥之心，社會就會有希望，許多新事物、新風尚的推行就會變得容易得多。
慎獨
“慎獨”是儒家提出的自我修身的方法，最先見於《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是指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更應該謹慎地進行自我反省、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在別人聽不到自己講話的地方要十分謹慎，不說違背道德的話；在別人看不見自己所為的地方，要時刻謹守中庸之道。做到至誠、至仁、至善、至聖，就必須堅持慎獨自修的原則。能否做到“慎獨”，以及堅持“慎獨”所能達到的程度，是衡量人們是否堅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績大小的重要標尺。
三綱領八條目
三綱領八條目是宋明理學家對《大學》的中心論點所作的概括。朱熹在他所著的《大學章句》中，把《大學》提出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者稱為“大學之綱領”，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項稱為“大學之條目”。強調治理國家，要從個人修養開始。後人稱之為“三綱領八條目”，簡稱“三綱八目”。三綱領八條目成為後世封建政治倫理哲學的重要內容。《大學》本身對“格物”、“致知”未作解釋，朱熹認為這是原文有闕佚，於是補撰《格物致知傳》一章，表述了他自己的觀點，給《大學》增添了原來沒有的哲學內容。
十六字心傳
《尚書·大禹謨》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句，意思是說，人心不可靠潛藏危險，安民必需明道；領惟精惟一悟道心要精益求精，專一其心，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要不折不扣地遵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這十六個字是儒家乃至中國文化傳統中著名的“十六字心傳”，可謂“明道安心”的經驗總結。
據傳，這十六個字源於堯舜禹禪讓的故事。當堯把帝位傳給舜、舜把帝位傳給禹的時候，所托付的是天下與百姓的重任，而諄諄囑咐代代相傳的就是這十六個字。後來禹又傳給湯，湯傳給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這個傳承過程是以心印心，以心傳心，因此稱為“十六字心傳”。孔門儒學主張根據這十六個字治理國家、教化人民。
三 達 德
三達德，就是智、仁、勇這三種品德，用來調節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間的關係。《中庸》中講到，有的人生來就知道，有的人通過學習才知道，有的人要遇到困難後才知道，但到最後是一樣的了。又比如說，有的人自覺自願地去實行，有的人為了利益才去實行，有的人勉勉強強地去實行，但隻要實行了結果都一樣。孔子說：“喜歡學習就接近了智，努力實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恥就接近了勇。知道這三點，就知道憑什麼修養自己，知道憑什麼修養自己，就知道憑什麼管理他人，知道憑什麼管理他人，就知道憑什麼治理天下和國家了。”所以，無論是什麼樣的目的，隻要最後達到遵守倫理，以及實現個人“智、仁、勇”的修養，就可以了。
五 達 道
五達道是指運用中庸之道調節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這五種基本的人際關係。將君臣關係視為上下關係，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如果能夠處理好，達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的境界，就能夠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九經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
修養自身，就能夠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賢人，就不會迷惑；愛護親族，叔伯兄弟之間就不會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眾臣，士就會盡力予以報答；愛護百姓，百姓就會受到勉勵；勸勉各種工匠，財貨就能充足；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四方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天下就會敬服。
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做好這九項工作，事實上也就處理調節好了九種人際關係。這是使天下國家達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證。“九經”的提出，是對《尚書·堯典》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繼承和發展。
立德、立功、立言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春秋時代，人們時常以自己出身於某名人家族（都是三皇五帝的後代）而自豪。晉國的當政範宣子就對來訪的穆叔誇獎自己是出於“陶唐氏”後代，認為自己的家族是不朽的。於是引來穆叔的上述議論。穆叔認為：有學問、有作為的人的最高境界是“立德”，其次“立功”、“立言”，認為這種傳統永遠不會過時。
從傳統的意義上講：立德，即道德成功或需要治心修身；立功，即事業成功或需要時勢機遇；立言，即學問成功或需要稟賦才能。中國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說。這個論斷的意思是指：一個人在世間生存，生命有限，要讓自己的人生為人們所紀念、為曆史所記載，一般來說隻有三種途徑：最高級的是修養完美的道德品行，其次是建立偉大的功勳業績，再次是確立獨到的論說言辭。
修齊治平
修齊治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簡稱，語出《大學》：“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它是孔子、孟子修己治人倫理思想的集中概括。
儒家從由近及遠、由己及人的原則出發，把社會的改造、天下的治理，最後歸結為誠意、正心的道德修養，把個人的道德完善，看成是萬事之本。他們認為，隻有通過修心養性，培養出合乎封建道德要求的人，宗法世家中才能長幼有序，國家政權才能鞏固。這樣，就可以達到平定天下的目的。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出自《孟子》，原來說的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人改“兼善”為“兼濟”，不失孟子原意。其意即不得誌時就潔身自好修養個人品德，得誌顯達之時就要造福天下百姓。儒家講究“入世”，要“治國平天下”，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程度，就連孔子、孟子等也時常碰壁。正因為這樣，孟子提出了“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的主張，也是對孔子人生觀的補充。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中國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補”的體現：前半句表達了儒家的理想主義和入世精神， 而後半句顯示出道家的豁達態度與出世境界。
氣節
氣節指一個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堅定性。對內，氣節表示對一定的政治製度、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堅定信仰；對外，氣節則指在國家和民族遭到外敵侵犯時，能挺身而出，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堅持鬥爭，乃至獻出個人生命。
氣節是儒家倡導的一種道德操守。氣者，氣骨，浩然之氣；節者，節操，高風亮節。“氣節”就是一種精神狀態，是抽象的，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人雲：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氣節，是一種熱愛祖國、忠於人民、堅持正義、永不屈服的高尚品質，一種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
三從四德
“三從四德”是從宋代以來女子要遵從的行為規範。“三從”是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意思是說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聽從家長的教誨，不要胡亂地反駁長輩的訓導，因為長輩們的社會見識豐富，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出嫁之後要禮從夫君，與丈夫一同持家執業、孝敬長輩、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堅持好自己的本分，想辦法扶養小孩長大成人，並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這裏的“從”並不是表麵上的“跟從”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質的“從事”。(《儀禮、喪服、子夏傳》)
“四德”是指：德、容、言、工。就是說做女子的，第一要緊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後是相貌（指出入要端莊穩重持禮，不要輕浮隨便）、言語（指與人交談要會隨意附義，能理解別人所言，並知道自己該言與不該言的語句）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愛幼、勤儉節約等生活方麵的細節）。
七出三不去
“七出”、“三不去”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對於解除婚姻的規定。把它正式歸入律法，是從唐代開始。
“七出”是：一是無子，二是淫，三是不孝順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盜竊，六是妒忌，七是惡疾。但是，無子是在妻子五十歲以後才有效，即過了生育期，而此時男方一般有妾生的子女，休妻很難出現，況且還有“三不去”的限製條件。口多言指撥弄是非，離間親屬。妒忌實際是指自己不生育又不許丈夫納妾的那種妒忌。惡疾是指耳聾、眼瞎、腿殘疾等疾病。
“三不去”是對“七出”的限製：一是“有所娶無所歸”；二是“與更三年喪”；三是“前貧賤後富貴”。第一是指結婚時女方父母健在，休妻時已去世，原來的大家庭已不存在，休妻等於妻子無家可歸；二是和丈夫一起為父親或母親守孝三年的不能被休；三是結婚時貧窮，後來富貴的。
從“七出”和“三不去”的條件可以看出，婚姻的締結與解除和夫妻雙方的感情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古代婚姻是兩家之間的關係，不考慮當事人的感受，婚姻的決定權在於父母，結婚、離婚都由父母說了算。
節烈
節烈又稱“貞節”，為封建時代約束婦女的道德規範，即要求婦女謹守閨門，不與男子接觸，婚後要“從一而終”，夫死不得再嫁，要為丈夫終身守節，甚至殉夫。
《五代史》曾記載這樣一件事：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在官任上因病去世。王凝的妻子李氏帶著年幼的兒子和王凝的遺骸回老家。在經過開封的時候，想要住店。但是旅店老板看到李氏一個婦道人家，還帶著一個小孩子，對她有點疑心，就不讓她住宿。李氏看到天色已晚，就不肯離去。旅店老板就拉著胳膊將她拉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我是一個婦人，卻不能為丈夫守節，我的這隻胳膊讓人拉過了，不能因為一隻手而汙及我的身體呀。”說著，她就拿出一把斧頭將被旅店老板拉過的手臂砍了下來。
節烈是封建社會對女性的一種精神迫害。魯迅在《墳·我之節烈觀》中說：“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禮俗
五禮
五禮就是古代的五種禮製，即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
吉禮為古代五禮之冠，即祭祀的禮儀活動，如祭日月、祭山川、祭天子宗廟、祀先代帝王、巡狩封禪等。曆代興革不一，但極受統治階級重視。
凶禮指用於吊慰家國憂患方麵的禮儀活動，包括喪葬禮、遇到饑荒時的荒禮、遇到嚴重自然災害時的吊禮、國內發生動亂時的恤禮等，後多特指喪葬、持服、諡號等禮儀。
軍禮是指國家有關軍事方麵的禮儀活動，如《周禮》所舉大師（召集和整頓軍隊）、大均（校正戶口，調節賦征）、大田（檢閱車馬人眾，親行田獵）、大役（因建築城邑征集徒役）、大封（整修疆界、道路、溝渠），以及《開元禮》的告太廟、命將、出師。
賓禮即邦國間的外交往來及接待賓客的禮儀活動，如天子受諸侯朝覲、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天子遣使迎勞諸侯、天子受諸侯國使者表幣貢物、宴諸侯或諸侯使者等。此外，王公以下直至士人相見禮儀，也屬賓禮。
嘉禮即國家具有喜慶意義及一部分用於親近人際關係、聯絡感情的禮儀活動，如君主登基、冊皇太子、策拜王侯、節日受朝賀、天子納後妃、太子納妃、公侯大夫士婚禮、冠禮、宴饗、鄉飲酒等，有時也特指婚禮。
弄璋弄瓦
“弄璋、弄瓦”典出《詩經·小雅·斯幹》，“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璋是好的玉石，是古代文人身份的象征；瓦是紡錘，紡車上的零件，是女工手藝的象征。古人重男輕女，希望男人將來求學為官能有出息，所以將生男孩稱為“弄璋之喜”；希望女孩子能在家中熟習女工，所以將生女孩稱為“弄瓦之喜”。
冠禮
冠禮是古時男子的成年禮。按周製，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古代冠禮一般在宗廟內舉行，日期為二月。冠前十天內，受冠者要先卜筮吉日，然後將吉日告知親友。冠禮前三日，又用筮法選擇主持冠禮的大賓，並選一位“讚冠”者協助冠禮儀式。行禮時，主人（一般是受冠者之父）、大賓及受冠者都穿禮服。先加緇布冠，次授以皮弁，最後授以爵弁，表示有治人、為國出力、參加祭祀的權利。每次加冠畢，皆由大賓對受冠者讀祝詞。然後，受冠者拜見其母，再由大賓為他取字。周代通常將取字稱為“伯某甫”（伯、仲、叔、季，視排行而定）。然後主人送大賓至廟門外，敬酒，同時以帛五匹、鹿皮兩張作為報酬，另外再饋贈牲肉。受冠者則改服禮帽禮服去拜見君，又執禮贄（野雉等）拜見鄉大夫等。若父親已經去世，受冠者則需向父親神主（牌位）祭祀，表示在父親前完成冠禮。祭後拜見伯、叔，然後饗食。後世冠禮因時因地而有變化，民間自十五歲至二十歲舉行，各地不一，清中期以後，多移至娶婦前數日或前一日舉行。某些地區自宋代以來，儀式簡易，不宴請賓客，僅在本家或自家範圍內進行。
笄禮
笄禮為古代女子的成年禮，俗稱“上頭”、“上頭禮”。笄，就是簪子。從周代起，規定貴族女子在訂婚（許嫁）以後出嫁之前行笄禮，一般在十五歲舉行，如果一直待嫁未許人，則年至二十行笄禮。受笄即在行笄禮時改變幼年的發式，將頭發綰成一個髻，然後用一塊黑布將發髻包住，隨即以簪插定發髻。主行笄禮者為女性家長，由約請的女賓為少女加笄，表示女子成年可以結婚。貴族女子受笄後，一般要在公宮或宗室接受成人教育，授以“婦德、婦容、婦功、婦言”等，包括作為媳婦必須具備的待人接物及侍奉舅姑的品德禮貌與女工勞作等技巧本領。後世改為由少女之母申以戒詞，教之以禮，稱為“教茶”。女子年十五歲，則稱為“及笄”。
婚姻
古代的婚姻，要經過六道手續，叫做六禮。第一是納采，男家向女家送一點小禮物（一隻雁），表示求親的意思；第二是問名，男家問清楚女子的名字、生辰八字，以便占卜吉凶；第三是納吉，在祖廟卜得吉兆以後，到女家報喜，在問名納吉時當然也要送禮光緒皇帝大婚圖；第四是納征，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禮；第五是請期，這是擇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同意；第六是迎親，也就是新郎迎娶新娘回家的禮儀。這六禮是為貴族士大夫規定的，一般庶民對這六禮往往精簡合並。
新娘迎娶到家後，新郎新娘要“共牢而食，合巹而飲”。“共牢而食”是指新婚夫婦共食同一牲畜之肉，幾案上設三品葷菜，置兩人之間，供新人一起食用，侍者為夫婦進授一菜，夫婦嚐一口，如此直至三菜嚐遍。“合巹而飲” 是指夫婦將各自酒杯交換而飲，夫妻共飲合巹酒，不但象征夫妻合二為一，永結同好，而且也含有讓新娘新郎同甘共苦意思。
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或者說八字，是指一個人出生時年、月、日、時的天幹地支，是周易術語四柱的一種通俗的說法。《周易》用天幹和地支各出一字相配合以表示年、月、日、時等時間，如甲子年、丙申月、辛醜日、壬寅時等，這包含了一個人出生時的天體運行的基本狀態。每柱兩字，四柱共八字，所以俗稱“生辰八字”。按照《周易》的說法，依照天幹、地支等陰陽五行屬性之相生、相克的關係，可以推測人的禍福。
合八字，在舊時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八字”是身不由己的事情，一出生，八字就定了，誰也無法改變它，所謂“落土時，八字命”。所以，“合八字”的方法，完全是一種宿命論的推演，毫無科學道理。
犧牲
犧牲最早指的是古代祭祀用的牲畜，色純為“犧”，體全為“牲”。行祭前的牲畜需先飼養於牢，所以這類“犧牲”稱為“牢”。祭祀社稷時，牛、羊、豕（豬）三牲全備為“太牢”，隻有羊、豕，沒有牛的稱“少牢”。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諸侯祭祀用少牢。後來隻要是盟誓、宴饗用的牲畜都稱為犧牲。
祭 社 稷
祭社稷是古代吉禮的一種。“社”代表土地神，“稷”為穀神。古代中國以農業為本，土地及穀為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至周代，社稷神成為僅次於昊天上帝的重要神祇，祭社稷也成為國之大典。天子與諸侯每年春季祭祀社稷，祈求豐年；秋季祭祀，表示感謝。
當時，周天子所祭社，代表中原及四方土地；諸侯所祭社，代表封國領土；大夫至百姓所祭的公社，代表封邑或鄉裏的土地，其神民間稱為土地公公，每年仲春仲秋祭祀的節日，舊稱“社日”。天子社稷由五色土築成，中央黃、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象征天子擁有天下廣土，諸侯的社壇則按其方位僅一色土，曆代沿之。
祭 嶽 瀆
祭嶽瀆也稱“祀嶽瀆”，是古代吉禮的一種。嶽是高山；瀆是大川。“祭嶽瀆”就是帝王親自或遣官祭祀五嶽四瀆等名山大川之神，以祈求風調雨順。祭嶽瀆起源於上古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崇拜，周朝已有，秦、漢、唐各代沿之。五嶽，指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四瀆，指長江、淮河、黃河、濟水。漢武帝巡狩，祭名山大川，凡親祀用真馬，一般皆以木偶馬代之。唐玄宗時，以王、公爵封五嶽四瀆等，又封東、西、南、北四海為王，一並祭之。
揖禮
作揖是古代常用的相見禮儀，一般用於交往雙方身份、地位大致相當或一些非正式的場合。按禮意的輕重，大致有拱手、作揖、長揖、打躬幾種。
拱手禮較為隨意，從禮節上也最輕，兩手抱拳稍拱即收。向人問候、討教時，為避免不禮貌，因而拱手示敬，表示客氣，便常用此禮。較正式的場合，尊者還禮，也常常行這種簡單的拱手禮。如明朝洪武年間就曾規定，各衙門下屬官員平日參見上司，行作揖禮，上司拱手還禮。
作揖，比拱手略為敬重。兩手合抱拱起再按下，同時低頭，上身略微前屈。一般地位相當且有些身份的人，見麵行禮講求莊重，大多行作揖禮。其他如賓主間讓座、敬酒、向人致謝、祝賀、道歉、請教等場合都多行此禮。一般像上述場合，沒有必要行大禮，而作揖禮節適中，動作也較簡單，所以在人際日常交往中，它是最常用的禮節。
作揖還有更為莊重的禮節，即長揖和打躬。長揖，是拱手高舉，做自上而下的動作，上身也隨著稍微彎曲，作類似現代的鞠躬動作。打躬，則是在長揖的基礎上加大上身彎曲的深度。長揖重搖臂的幅度，打躬是側重鞠躬的深度，從禮節上來講比長揖更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