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執法篇：依法治國，執法如山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全麵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麵。我們黨是執政黨，堅持依法執政，對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具有重大作用。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各級黨員幹部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鑒別幹部能力的重要條件。
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
這句話出自三國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治亂第十二》。意思是，治理國家的人，方圓不能脫離標準，當政不能脫離道義，這樣就萬事可成。
早在戰國時代，《孟子·離婁上》裏就記載了孟子的話：“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比喻做事要遵循一定的法則。同時代的墨子，也說過同樣的話：“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這些話形象生動地詮釋了製度的重要性。缺乏明確的規章製度，工作中就很容易出現問題，如果有令不行、有章不循，按個人意願行事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在生活中，就連老百姓衣食住行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則，那麼，作為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一個官員，在治理國家和處理公務時，就更要遵循一定的法則。這個“法則”，就是國家的法律和製度。
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例如，黨和政府曆來都重視反對腐敗，可是這些年腐敗的勢頭卻沒有受到根本遏止。有人認為這是貪官們道德水平下降了。這個說法固然有道理，但隻是表麵現象，真正的原因是在製度方麵。何況，道德本身也是由一係列不成文的製度構成的，道德水平下降，意味著道德作為製度安排對人們的約束能力下降了。當一個社會的腐敗現象得不到根除時，隻能說製度對腐敗行為缺乏有力的約束。有人打比方說，“你要放一個妖豔的女子在我的臥室，又要我對她沒有非份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對她沒有非份之想的最好辦法就是，讓她離開我的臥室。”這個比方也可能引申為：在一個有利於腐敗滋生的土壤裏，要官員保持操守非常難。如果有一套強有力的製度安排，這些製度足以約束官員們的任何腐敗想法，那麼腐敗問題的解決就容易得多。
製度對治國理政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曆朝曆代的統治者，都懂得製訂法律和製度的重要性，用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用於規範人民群眾的言行。
中國工農紅軍之所以能夠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生存和發展下去，並日益強大，最終走向勝利，靠的就是人民的支持；而取得人民支持的重要法寶之一，就是有一個鐵的紀律。眾所周知的《三大紀律作項注意》，就是這些紀律的生動體現。例如，紅軍長征途經湘桂邊界的一個村莊，村裏的群眾已被敵人欺騙，威逼上山。有一戶姓蔣的農民匆忙離家，家裏的幾十斤糯米糍粑來不及帶走，田裏的50隻母鴨也來不及趕回。到了山上，他很不放心。第二天，趁紅軍出發後，他立即跑回村旁的田裏去找鴨子，隻見50隻母鴨還在覓食，他轉身回家，又見糯米糍粑一個不少，還多了幾十個鴨蛋，原來是母鴨昨晚下的蛋，紅軍幫他撿回家了。這使他十分感動，深信紅軍和國民黨軍隊不同，紅軍是人民的隊伍。紅軍如果沒有一個嚴明的紀律，要想取得勝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一些黨員幹部卻輕視法律製度的重要性，視它們為擺設，最終走上了彎路。很多黨員幹部不能抑製貪欲，不尊重律製度的規定，抱著“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心態，不遵守法律製度。他們也研究法律製度條文，但目的是找出法律和製度的漏洞，好鑽法律製度的空子，致使法律製度被權力的潛規則“變通化”和“邊緣化”。法律高於權力，製度高於決策，這是常識。但在一些黨員幹部那裏，自己的權力就是“法律”，自己的話就是“製度”，當權力淩駕於法製和製度之上時，要想不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也難。雖然“我說得數”給黨員幹部帶來了行使權力的“快感”，卻也把自己置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對法律和製度的尊重，是每一位黨員幹部應該懂得的政治素質，依法辦事是每一位黨員幹部應當具備的行政能力。沒有任何組織和個人能夠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這是我們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原則。隻有建設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改變人治，實現法治，才能把社會事務管理得井然有序。同時，法律和製度既是實現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也是黨員幹部自我保護的一把利劍。理智的幹部做到自覺地把自己的權力置於法律製度的控製之下，一切以法律製度的規定辦事，把權力關在籠子裏，讓社會不正義的力量無法染指權力，進而推動法治建設進程，我們即使身處險惡的官場角逐之中，也會感到安全。
黨員幹部不僅要學會利用法律製度保護自己，以法律製度的規定來拒絕不正當的要求，而且在麵對沒有相關法律製度控製的領域，要本著公正的原則，引導權力機關製定相關的規章製度，自覺約束權力。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這句話出自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意思是，在處理事務時，不分親疏，不分貴賤的差別，一切用法律來判斷。
法治的觀念有許多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一個人，不論地位多大，背景多牛，身份多高，錢財多廣，在法律麵前同普通是一樣的。法律條文是針對每一個公民製定的，評斷是非，都是以法律條件為準則。在這方麵，古人同樣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張釋之是漢文帝任命的廷尉，負責國家的司法事務。一次，他伴隨漢文帝外出，行到一座橋邊時，突然從橋下竄出一個人來，驚嚇了皇帝座車的禦馬。馬又蹦又跳，差點把皇帝摔下了馬車。漢文帝勃然大怒，命人把那個人抓起來，交給張釋之懲處。
張釋之回到自己的衙門後，立即審訊那個肇事者。原來，這個人是一個鄉下農民，今天有事進城，剛走到橋下，不想遇到了皇帝的車隊經過，趕緊躲到了橋下。他在橋下等了一會兒，以為車駕已經過完了，就從橋下鑽了出來，卻發現皇帝的車隊排得老長老長，連一半也沒有過完，嚇得連忙跑開，沒想到把禦馬給驚動了。
張釋之查明案由後，認為這個農民隻是偶有過失，至多違反了清道令而已，按照當時的法律條文，讓他交點罰金就可以了。於是，張釋之把自己的處理意見呈交了漢文帝。
沒想到，漢文帝餘怒未息，恨不得讓張釋之活剝了那農民的皮，沒有到張釋之並沒有治他的重罪，隻是罰款了事，便氣不打一處來，厲聲責問張釋之：“這個鄉下人狗膽不小，居然驚我禦馬，差點讓我摔下來。幸虧我的馬是一匹脾氣好的良好，要是一匹烈馬，當時不就要了我的命嗎？你怎麼隻罰他一點錢就了事了呢？”
張釋之知道漢文帝是出於氣憤，從自己的情緒出發，要求重判，便義正辭嚴地說：“陛下，國家的法律至高無上的，不止老百姓要遵守，就是皇帝您也要遵守啊。像今天這個案子，法律有明文規定，應當判處罰金，而不是把人關起來，或殺掉。如果陛下堅持重判他，就是不按法律辦事，就是帶頭違反法律，以後法律就沒法了讓老百姓信服了。再說，您把這個案子交給我審理，我作為皇上的廷尉，職責就是管好法律，讓法律得到公正的執行。如果我今天隻聽陛下的，重判了這個人，而不顧法律條文的規定，那麼，各地的執法官在量刑時也不按法律條文執行，隨意變更。如此一來，法律就不是法律了。請陛下三思！”
漢文帝聽了這番話，思考很久，慢慢冷靜下來，覺得張釋之的話句句在理，隻好接受了張釋之的意見。
由於張釋之在斷案中堅持以事實為，以法律為準繩，並敢於堅持正確主張，他在任期間，全國上下少有冤案，得到了老百姓的稱頌，也讓漢文帝的統治出現了一個比較開明的局麵。曆史上記載說：“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依法治國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曾經有過破壞法製、踐踏人權的“文革”教訓，這個教訓讓我們感受到維護和捍衛社會主義法製的極端重要性。我們的國家是一個人口大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法律體係才剛剛健全不久，尤其要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增強全民法律意識，這對於穩定社會秩序、維護國家利益、保障公民權利，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位。
依法治國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以法律為準繩。在法律麵前，任何人都沒有特權和例外，黨內沒有淩駕於黨紀之上的“特殊黨員”，國家也沒有淩駕於國法之上的 “特殊公民”，也沒有高於法律的“特殊組織”。任何社會成員，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涉及誰，隻要違反和觸犯了法律，就必然受到法律條文的懲處，不能有“法外開恩”，不能有“通融餘地”，也不允許存在所謂“特殊情況特殊對待”的情況。
以法律為準繩，要求黨員幹部，特殊是高級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做遵守法律的榜樣，做維護法製的表率。雖然我們的黨是執政黨，我們都是執政黨的一分子，但任何活動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隻要是法律禁止的，就不能超越紅線。在處理問題時，不能因為自己個人的喜怒哀樂而做出不同的決斷；不能因為“愛”而從輕處之；也不能因為“恨”而從重處之；不能因為“有情可原”而通融，也不能因為“顧慮太多”而變通。如此真是這樣，那就是在踐踏法律製度，就不是“依法治國”。
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仇之忿而廢慶賞。
這句話出自東漢末年徐幹的《中論·賞罰》。意思是，聖明君主和執法者，即使是親戚犯法也得懲治；對於有功的人，即使自己不喜歡他也要給他獎賞。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公事私事都講關係和開後門。在錯綜複雜和光怪陸離的社會裏混，誰都想活得精彩，誰都想活得輕鬆自如，那就不能不講人情味。人情包括親情、愛情、恩情、友情等。然而，情字卻具有兩麵性，一麵是健康的情，歡樂和諧，其樂融融，相互提攜，利他樂己；一麵是齷齪的情，為了所謂感情，要麼助紂為虐，要麼損公害人，要麼狼狽為奸，要麼勾搭連環。
當然，人是應該講一個“情”字的，不能六親不認，不能不要親情，不能無視友情，更不能忘卻恩情，那樣做決不是一個君子所為。然而，情一般與“私”字相連，不能因為私情而觸犯國家利益、損害集體利益，否則就是徇私枉法，就是損人利己。這是必須堅守而不可突破的底線。如果為了一己私情，而去違法亂紀；為了友情、親情而不顧黨紀國法的約束，貌似是為了情，實則是害了己。因為你在利用權力違法亂紀的時候，是逃不過公眾的火眼金睛的，是逃脫不了恢恢法網的製裁的。
在公正執法的先賢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包拯。京劇有一出戲叫《赤桑鎮》，豫劇的名字則叫《鍘包勉》，演的是同一個故事：北宋的官吏包勉在任知縣時，貪汙10萬白銀，這個案件上報到他的親叔叔包拯那裏。包拯不顧“嫂娘”的哀求，不顧與包勉一起長大的私情，秉公執法，毅然處死了貪官侄子。而麵對嫂娘的哭鬧，包拯坦誠相勸：“包勉觸犯了法律，不能不死；嫂娘雖然失去了兒子，但您百年之後，小弟我就是您戴孝的兒郎！”一席話終於感動了嫂娘，贏得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