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文集的這些文章和評論，是我自80年代以來陸續發表的文字。由於生性比較懶散，還有點虛無，我對出書一直都是無可無不可。古人所說的立言可以不朽，我是不相信的。記得曾經在美國一所大學圖書館徜徉，放眼層層疊疊的書庫，滿紙滄桑的圖書，突然覺得，若要在這書海中加進自己的名字，實在是一種多餘。在這個大眾寫作的時代，古人所追求的疏離已經是一種很珍稀的品質了。
我寫作是由於讀書時漫溢出來的一些感想。在這些文章中，我談及了一些具體的作家作品，也談及了一些當代的文化現象，但我意識到，這本文集不能算作地道的學術研究，主旨不夠係統，論述也不夠深入，像是一種散漫的隨筆。與其說是在評論一些文學現象，不如說是想要表達自己對文學和存在的理解。以賽亞·伯林曾根據古希臘的一首殘詩，將思想家、文學家分為刺蝟和狐狸兩類，刺蝟有一個中心思想，而狐狸則對許多思想均感興趣。學術研究也是如此，每個作者都會根據自己的才性和興趣去做研究。我將自己歸為狐狸型，喜歡東嗅嗅，西瞅瞅，往往得到一個結論即抽身離去。當然，我明白自己不過是一隻小狐狸——如果不是過於自負的話。
但這些文章也有一個共同的主旨，即在意識到生命悲劇的前提下，追尋什麼是自由的問題。談論的對象有魯迅、巴金、胡適、昆德拉、克裏瑪、米沃什、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文革”、紅色戲劇與極權美學，以及中國與東歐的知識群體等。這些問題意識都與我個人的經曆有關，涉及當代人的存在困境。我經曆過“文革”，目睹過迫害者的狂熱和被迫害者的恐懼。這段經曆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我的思想胎記。人與禽獸的不同，就在於人會為了某種觀念去迫害他人。我們這一代人注定要去思考它，研究它，並盡力作出自己的回答。
這就是我一直對蘇聯、東歐文學具有特別興趣的原因，相同的製度構成了羅素所說的同一個文化圈，從那些作家筆下所描寫的主題、場景和細節中，可以看到某種“家族的相似性”。在這個多極而又單元的時代，這樣的文化比較或許更有意義。無論是涉及外國文學，還是涉及中國文學，我極力想要探明的是，極權製度的特征以及在此製度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80年代的讀書思考，主要是存在主義文學。在個人安身立命方麵，我仍然認為它是有啟發的，畢竟我們每個人並不是為了改變社會才來到這個世界上，人生還有許多重要的事要做，充滿焦慮與掙紮。但文學所揭示的人生悲劇感和荒誕感不能代替對社會的總體認識，這也是那些偉大作家的思想矛盾，感性的深刻反而構成了他們的局限，他們在社會政治領域的言論往往是違背常識的，甚至是獨斷的。90年代以後，我開始接觸政治自由主義，隨著傳統文化的重振旗鼓，又開始重新認識文化保守主義，並從浪漫主義文學觀轉向政治文化解讀。中外文學的相互參照，多元價值的往複審視，使我得以從一種新的角度和視野去看待文學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社會。但有一點始終沒有改變，就是我內心仍然保持了文學本體論對權力的憎惡，而不是自由主義對權力的警惕。
對於過去的部分文字，我的看法已經有所不同，但這種不同，不是由於觀點的改變，而是由於我的懷疑主義。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就一定是真確的，所謂真理都是無數個側麵的組合，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觀點，而且都可能有他的充足理由。在人類對世界的各種看法上，我隻相信兩句箴言是顛仆不破的。一句是康德的話：“人是一根扭曲的木材，從中長不出筆直的東西來。”另一句是彌爾頓的話，他說真理曾隨著主一度降臨世界，當主升天後，人類便四處尋找真理的碎片，想把它全部拚湊起來，但“我們還沒有全部找到，在主再次降臨以前，也不可能全部找到”。這兩句箴言說出了人類認識的永恒局限，無論誰堅信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他就會不由得喜歡一種專製的抒情態度，使真理變得可怕起來。
在我看來，真理往往更是一種態度。所以我試圖采用理性、平實的文字，並盡力在議論中融入個人體驗和知識學背景，體現出自己的闡釋風格。這樣做不是為了說服別人，而是為了說服自己。
我要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魏東編輯，他熱忱地為這本集子提供出版機會，讓它能在浩如煙海的圖書中占據一個角落，等待著讀者的眼光。時間會消蝕一切，此書的命運也將如此。縈繞在我心頭的始終是一位古希臘詩人的詩句：
“那西沉的永遠是同一顆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