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遵守黨紀 公正執法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並首次要求“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也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我們要按照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帶頭遵紀守法，並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依法辦事，讓我們手裏的權力在法律範圍內運行，讓我們的工作在法治軌道上展開。
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亂。
這句話出自《韓非子·飾邪》，意思是，家裏有長久的產業，就是遇到了饑荒也不會忍饑挨餓；國家有長久的法規，就是遇上了危險也不會發生混亂。
由長期的封建專製統治，“人治”已成為中國古代統治者最喜愛的一種管理國家的手段。儒家特別強調“德治” ，並把“法治”作為一種輔助手段，提倡“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這種思想成為了曆代統治階級的主導思想，，一方麵抑製了“人治”思想，另一方麵也為“法治”思想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依法治國的思想和實踐，在中華民族的曆史傳統中，仍然是既源遠流長，又全麵係統。同時在不斷完善法製的過程中，形成了有法必依，奉公守法，秉公執法的傳統思想和傳統美德。
曆代有見識的統治者及官吏，都重視依法治國的重要性，並嚴格依法辦事。張釋之是漢文帝任命的廷尉，負責國家的司法事務。一次，他伴隨漢文帝外出，行到一座橋邊時，突然從橋下竄出一個人來，驚嚇了皇帝座車的禦馬。馬又蹦又跳，差點把皇帝摔下了馬車。漢文帝勃然大怒，命人把那個人抓起來，交給張釋之懲處。
張釋之回到自己的衙門後，立即審訊那個肇事者。原來，這個人是一個鄉下農民，今天有事進城，剛走到橋下，不想遇到了皇帝的車隊經過，趕緊躲到了橋下。他在橋下等了一會兒，以為車駕已經過完了，就從橋下鑽了出來，卻發現皇帝的車隊排得老長老長，連一半也沒有過完，嚇得連忙跑開，沒想到把禦馬給驚動了。
張釋之查明案由後，認為這個農民隻是偶有過失，至多違反了清道令而已，按照當時的法律條文，讓他交點罰金就可以了。於是，張釋之把自己的處理意見呈交了漢文帝。
不想到，漢文帝餘怒未息，恨不得讓第釋之活剝了那農民的皮，沒有到張釋之並沒有治他的重罪，隻是罰款了事，便氣不打一處來，厲聲責問張釋之：“這個鄉下人狗膽不小，居然驚我禦馬，差點讓我摔下來。幸虧我的馬是一馬脾氣好的良好，要是一匹烈馬，當時不就要了我的命嗎？你怎麼隻罰他一點錢就了事了呢？”
張釋之知道漢文帝是出於氣憤，從自己的情緒出發，要求重判，便義正辭嚴地說：“陛下，國家的法律至高無上的，不管老百姓要遵守，就是皇帝您也要遵守啊。像今天這個案子，法律有明文規定，應當判處罰金，而不是把人關起來，或殺掉。如果陛下堅持重判他，就是不按法律辦事，就是帶頭違反法律，以後法律就沒法了讓老百姓信服了。再說，您把這個案子交給我審理，我作為皇上的廷尉，職責就是管好法律，讓法律得到公正的執行。如果我今天隻聽陛下的，重判了這個人，而不顧法律條文的規定，那麼，各地的執法官在量刑時也不按法律條文執行，隨意變更。如此一來，法律就不是法律了。要請陛下三思！”
漢文帝聽了這番話，思慮良久，慢慢冷靜下來，覺得張釋之的話句句在理，隻好接受了張釋之的意見。
這個案件定案之後，皇宮裏又發生了一起案件。有人潛入宮內，偷了漢高祖廟中神座前的玉環。漢文帝聞報，立即下令傾全國之力，捉拿竊賊。很快，竊賊就被捉拿歸案了，並交給廷尉張釋之處理。依據漢朝法律，偷竊宗廟的珍寶、服飾、器物者，就要判處“棄市”，就是將罪犯斬首後，棄之於市。張釋之把這個判決上呈漢文帝後，漢文帝卻覺得判得太輕了。他問張釋之：“如果無法無天的盜賊，居然偷了皇家祖廟中的寶物，就是判他滅族之刑，也是應該的。你怎麼隻判他一人死罪呢？這樣的處置，怎麼能維護先帝的尊嚴呢？豈不是讓我背個不恭敬、孝順先人的罪名嗎？”
張釋之見龍顏大怒，立即叩頭謝罪，但嘴裏卻依然堅持自己的判決。他說：“陛下，我這樣處置，不是沒有根據的。法律條文規定，對竊賊的判處，棄市就算是最重的刑罰了，還不至於判滅族罪。如果因為有人盜竊了宗廟中的器物，就被滅族的話，那麼有朝一日，有個亡命之徒公然挖掘祖廟，到那時，陛下又該怎麼懲治他呢？”
漢文帝是一個開明的皇帝，腦子並不糊塗。他聽了之後，沒有吱聲，下朝後與太後商量了一下，再次接受了張釋之的意見。
由於張釋之執法嚴明、依法辦事並敢於堅持正確主張，他在任期間，全國上下少有冤案，得到了老百姓的稱頌，也讓漢文帝的統治出現了一個比較開明的局麵。曆史上記載說：“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明朝剛剛建立時，朱元璋任命劉基為禦史中丞，職責也是掌管司法和刑獄工作。有一次，朱元璋外出巡視，讓左丞相李善長與劉基留守京城。臨行前，劉基對朱元璋說：“宋、元以來，國家的法製遭到破壞，不法分子得不到處理，以致致天下混亂，不可收拾。我朝剛剛建立，首要任務就是要嚴肅法度，重振朝綱；在製訂法律的基礎上，開啟仁政。”朱元璋聞方，大加讚賞是，並讓劉基做好這方麵的工作。
鑒於文革“無法無法”的教訓，我們黨提出依法治國的理念。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的條文規定，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管理和社會事務管理，保證各項工作都是按法律法規進行，並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人事變動而改變。依法治國反映了社會從人治向法治轉變的曆史進程，是民主進步的標誌，也是國家得以長治久安的保障。
法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完善。依法治國，不僅要領導者按照法律規定展開各方麵的工作，同時執政者的行為也要受法律製約。現階段，我們的基本國情，是人治與法治相結合，公民真正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利用法律去行事，有時還達不到目的，隻得找關係，走後門。這種現象，實際上還是依靠人治。如果這樣的情況不改觀，要想做到長治久安是很難的。
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為愛人而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
這句話出自《管子·七法》，意思是，不因為貴重的寶物而歪曲使命和命令，所以說命令比寶物還貴重；不因為自己所愛的人而扭曲國家的法律，所以說法律比人更可愛。
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有個三個兒子，就數三兒子楊俊有能耐。他從小聰明伶俐，辦事利落能幹，16歲便當了行軍之帥，在滅陳戰爭中立下了大功。後來隋文帝封他為秦王，任命他為並州總管，對他非常寵愛。
然而，楊俊卻居功自傲，常常以結束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麵的功臣自居，無法無天，恣意妄為，無惡不作。他霸占別人良田，搶奪百姓妻女，逼得老百姓無處安身，隻得流落異鄉。
消息傳到隋文帝耳中，他非常震怒。但他念及父子之情，沒有懲辦楊俊，而是拿他的幾個手下人開刀，殺雞給猴看，以儆效尤。楊俊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境依照皇宮的規格來營造自己的王府，把天下許多奇珍異寶據為已有，搶占良家女子以充內室，供他尋歡作樂，簡直無法無天。
隋文帝看見楊俊如此奢侈腐化，忍無可忍了。他知道如果再放縱楊俊，就會使君臣效尤，風氣敗壞，國將不國。於是，隋文帝斷然下令把楊俊軟禁起來。
懲罰皇子一事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動。將軍劉升以為這是隋文帝一時氣憤，時間久了定會後悔，便想做個順水人情。於是他上了一道奏折替王子求情，隋文帝沒有批準。隨後，劉升又進殿替楊俊求情，隋文帝不禁僨怒，拂袖而去。
過了幾天，朝廷重臣楊素也來為楊俊求情。陪文帝強調說人情能容，國法卻不容。楊素隻好不作聲了。
楊俊見此，知道父皇是真正動怒了，洎己的死罪不能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穩，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中親自給父親寫了封認罪書，請求從輕發落。隋文帝讓送認罪書的人傳話說他這樣做，就是為了讓子孫後代以此為戒，不再胡作非為。楊俊知道自己死罪難逃，鬱鬱而終。隨後，隋文帝吩咐手下人要把楊俊的府第充公，奢侈華麗的裝飾全部毀掉。
有道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個道理從古說到今，可曆朝曆代能真正做到的人，其實並不多。如果我們今天的每個人都能同隋文帝一樣帶頭嚴格遵守法律，那麼法製社會的昌盛將指日可待了。隋文帝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懂得，自己的家人不遵守國法，則很難讓天下人心服，久而久之，必影響國人對朝廷的信心，進而危及自身。
在古代的雅典，著名學者蘇格拉底被錯判死刑。當時，民眾的輿論都認為這個判決是不公正的，就連看守他的獄卒，也有意讓他越獄。麵對非正義的法律秩序，蘇格拉底並沒有選擇逃生，而是堅定地選擇了服從。他對學生說：“雖然對我的判決非常不公，但我還是要接受。因為法律判決一旦生效，就必須執行，我不能以‘正義’為借口破壞社會秩序，否則後人會向我學習。”最終，蘇格拉底英勇赴義。
在蘇格拉底信念裏，法律秩序應該高於一切。即便是不公正的法律裏，服從現有的法律比最求正義更為重要。真可謂“我愛生活，我更愛法律秩序”。
蘇格拉底用他的生活，詮釋一個原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每一個人都必須絕對服從法律秩序，必須具有法律至上的理念，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雖然，法律有時也可能存在疏漏和不公正的地方，但就算法律一時有所缺陷，也不能成為破壞法律秩序的借口。在有任何社會，絕對公平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公平的法律，就是在過去法律基礎進行逐步完善，以達到更接近公正正義。在這個法律暫時還沒有完善之前，就必須絕對維護現在的法律秩序。任何一個法製社會，都是建立在公民對法律服從的基礎之上的。
所以，我們要帶頭樹立法治意識，尊重法律的神聖性，這是領導幹部的責任。如果我們不能帶頭執法守法，就算老百姓都守法，時間一久，法律條文在老百姓心目中也會失去它的尊嚴和價值，導致人們隻信人治不信法治。隻有我們領導幹部真真切切地理解到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的一切活動都不能超越法律底線，必須按照法定的權限和程序行使手中的權力，我們才不會養成長官意誌，才不會養成以權代法、執法粗暴和用行政命令來管理社會的習慣。
要樹立法治意識，我們還要有保持敬畏法律的思想，時刻感受到違背法律的後果。如果違背了法律而沒有相應的懲罰責任，就等於權力沒有約束和強製的武器；即使違法了，也得不到處置，或者以權抵罪，那麼，所謂敬畏法律就是一句空談。隻有對手下有公權的領導幹部加強法律監督，對他們的違法濫權行為真懲處、真治理，讓他們權衡得失，放棄僥幸心理，才能杜絕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權擾法的不法行為。
總之，依法治國，要從依法治“權”開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剛剛形成的今天，領導幹部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會的情況已經不合時宜了，必須向依靠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社會的方向轉變，培養領導幹部“研究問題先學法、製定決策遵循法、解決問題依照法”的習慣。
凡將舉事，令必先行。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
這句話出自《管子·立政》，意思是，凡是要舉辦重大事情，政令必須先行；辦事之前，一定要首先明確賞罰的尺度。
這句話，說到底就是要求我們重視法律法令的作用，依法辦事。法令在先，然後按令執行。因為如果沒有製訂法令，執行起來就沒有依據；同樣，有了法律依據，卻不按律執行，也是不對的。
蘇章是東漢順帝時的一位名臣，因在朝中政績卓著，所以就被派到冀州擔任刺史，巧的是，他的童年好友賈明正好屬他管轄的清河郡當太守。
蘇章剛一到任，清河郡就有人控告賈明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無惡不作。蘇章對此事難以相信，因為在他的記憶裏，賈明和自己一樣，從小就立下了報國安民的宏誌，難道隻有短短的幾年時間，賈明就變得如此驕橫無禮，目無國法與百姓？
由於案情嚴重，蘇章毅然決定派屬下前去清河調查。經過調查，狀紙上所列賈明的罪狀件件屬實。蘇章為老朋友的犯罪行為深表痛惜，經過思慮之後，他決定親自去勸賈明自首歸案。蘇章帶著衙役前往清河。安頓下來後，蘇章便在官邸設私宴宴請賈明，還興致勃勃地談論起童年時代的樂趣和友情。酒足飯飽之後，賈明乘著酒興請求蘇章對他多加包涵與照顧。
這時蘇章收起笑容，很嚴肅認真地對賈明說：“今天咱們是好友久別重逢，是私事；明天我就要作為冀州刺史來清查你的問題，那是公事。公事就得公辦。我聽說，這些年你貪贓枉法，聚斂了許多不義之財。如果你想爭取寬大處理，那就趁早坦白自首吧。”
賈明這時傻眼了，他馬上哀求說：“看在好朋友的情份上，你還是放過我吧。”
蘇章卻不為所動，果斷地回答：“我是皇上派來專門懲治貪官汙吏的。如果袒護了你，我下麵的工作便難以開展了。如今貪汙腐敗之風盛行，如果對此放任自流，任其發展下去，那就會民怨沸騰，久而久之，百姓便可能揭竿起義。那時候，國家難以安定，你我和眾百姓都難以幸存。況且，你這麼做也是違背了咱們童年立下的誌向啊！你還是應當坦白自首。這是我的忠告。你要知道，我蘇章向來是依法辦事的，絕不會為了庇護朋友去破壞朝廷王法。你還是回去好好考慮一下吧。”
賈明聽了蘇章的一席話，低頭沉思了二會兒，便告辭了。第二天一大早，賈明來到刺史官邸，主動向蘇章呈交了坦白書，退出了全部贓款贓物。依法辦事、不解私情的蘇章，在核實了賈明的罪證之後，如實上報朝廷，使賈明受到了應有的處罰。
2013年2月23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領導幹部是代表國家執行法律法規的人，理應帶頭遵守法律法令，帶頭執行法律法令、帶頭有法必依、依法辦事。這既是法治社會對領導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對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人人平等的要求。法律，從其本質而說，就是保障人人平等。而法律之外的不平等，則是滋生腐敗的土壤。一些貪官受到處理，都為自己“忽視法律”“以言代法”而後悔不已。
依法辦事，為什麼是對領導幹部的基本要求呢？因為領導幹部的基本素質之一，就是做到在法律的權限內展開工作。領導幹部和一切公務員，在行使自己的職權時，都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以法律為尺子，處理工作中的事務，而不是憑自己的主觀意願、憑自己的一時情緒做決斷。讓權力在法律這個“籠子”裏運行，而不能超越權限或違法辦事。法律是約束每一個公民的，既約束普通百姓，也約束手上擁有權力的施政者和管理者。不僅如此，領導者還要帶頭接受法律的約束。領導幹部做到了依法行政，其他公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一個法治社會才有可能建立。領導幹部依法辦事，公民才有安全意識和創造意識，才會官民一致共同推動社會由人治邁向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