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孔子不是受氣包
一、用人不妨中庸，孔子卻不是受氣包
以“中庸”之道來協調人際關係，是儒家的重要精神，有專門的文章來講它，即《中庸》。《中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把它和《大學》、《論語》、《孟子》三者並列而稱，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四書五經”中的“四書”。由於宋代理學家們的尊崇和極力推倡，《中庸》成為宋、元以後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產生過極大的影響。我們今天還在說“中庸”，隻是一提起它，要麼說它的意思是中立，使人聯想起誰也不得罪的“折中主義”和“和稀泥”的方法，要麼說它的意思是平庸，使人聯想到無所作為，庸庸碌碌，唯唯諾諾的老好人形象。“中庸”倒成了個不太光彩的詞。
在《中庸》裏麵有這麼一句話“極高明而道中庸”，可見“中庸”這個理念在儒家學術中是極為高明的。這句話後來還成為了宋明理學高舉的旗幟，是宋明理學的最高理念。孔子是把“中庸”作為最高的思想行為規範的，他曾感歎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孔子認為“中庸”是“德”中之“至”，而在他自己的時代，能夠恪守並行持中庸之道的人已經是少之又少了，因此唏噓不已。可見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庸”並非它本意。要不然我們很難想象孔子這樣的大哲人會把它當作“至德”，為它的失落而感慨，也很難想象儒家會把“中庸之道”認為是“極高明”的了。
再好的經，過了眾口，也難免念歪了，更何況在中國的曆史上，儒家就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統治階級往往出於政治目的故意把“經”歪著念，儒家的學說也常遭曲解。我們現在所謂的“中庸”自然和孔子提倡的那個“中庸”，相去甚遠矣。
“中”和“庸”的觀念在孔子以前已經有了，而“中庸”合稱作為一個思想行為標準則始於孔子。孔子有個孫子叫子思，也是孔門第三代弟子，孔子的思想傳到他這裏，被他整理成為一部書，就是《中庸》。《中庸》不是孔子親自寫的，但所反映確是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學家程頤認為《中庸》乃是“孔門傳授心法”。看過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武林秘籍最厲害的地方通常是在它的“心法”而不在“招式”。說“中庸之道”是儒家修養的核心，是代代遞相傳授的心法，可見它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中的地位有多高。程頤還給“中庸”作了個說明：“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當然也是後世人的解釋了，不過比較接近原意了。那麼，在先秦儒家那裏“中庸”是什麼呢？
一般認為“中庸”與“允執其中”意思相同。“允執其中”見於《論語·堯曰》，是堯留給舜的關於成為賢君聖主的秘訣：“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後來舜又把它傳給了禹。“允執其中”就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孔子認為古代聖賢是通過控製兩個極端，以恰當（即“中”）的分寸來治理人民的。“用其中於民”就是要避免走極端。統治者既不能用過分的嚴酷強硬措施，施行不得人心的暴政、苛政、虐政；相反地，也不能一味地施行柔政、惠政。隻有“允執其中”，愛之勞之，取之予之，然後天下才能安定。曆史已經無數次的證明了這一點：統治者太過殘暴專橫，隻會加深人民的反抗情緒，做奴隸而不得的人民就會揭竿起義推翻他的統治。統治者過分地柔惠，就會使地方勢力坐大，藩鎮割據與中央分庭抗禮，也必然不利於社會安寧和政權的穩定。今天我們領導者也一定要把握“允執其中”的原則，管理員工時既不可過分嚴苛，也不可過分放縱，采用恰當的方式，掌握恰當的分寸，才是“中庸之道”。
“允執其中”是在極端中尋求平衡，那麼就必須做到恰如其分，“無過無不及”。“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孔子的學生子貢曾問過孔子，師（子張）和商（子夏）哪個更為賢明一些。孔子回答他說，子張常常超過周禮的要求，子夏則常常達不到周禮的要求。子貢聽了還是沒明白孰優孰劣，於是又問老師：“那麼子張是否比子夏更好一點”。孔子告訴他，超過和達不到的效果是一樣的。因為“過”與“不及”都是事物趨於極端的表現，而物極必反，任何東西過分了就會走向反麵，就會適得其反。列寧也說過：“隻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來仿佛依然是向同一方向前進的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謬誤。”我們一些人雖有很多善行和美德，但由於過分發揮，走向了極端，優點反而成為缺點，因此必須通過“執中”來維持事物的平衡。孔子尤其注意這一點，並自覺地將其運用到他的教學實際當中來。《論語·先進》裏有這樣一段有趣的對話：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他的老師孔子：“聽到了一個道理就去實行嗎？”孔子說：“有父親和兄長在世，怎麼能沒有得到允許就去做呢？”冉有又來問孔子：“聽到了一個道理就去實行嗎？”孔子說：“聽了道理就要趕緊行動起來吧。”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公西華說：“剛才仲由問：‘聽到了一個道理就去實行嗎？’您告訴他：‘有父兄在。’後來冉有又問您：‘聽到了一個道理就去實行嗎？’您卻對他說：‘聞斯行之’。這簡直把我弄糊塗了，所以大膽地來向您請教，為什麼他們問同樣的問題，您的回答卻大不相同呢。”孔子說道：“冉求（冉有）這個人做事總是退縮，所以我鼓勵他遇事勇進；仲由（子路）他吧性格急躁，敢於作為，所以我讓他謙退以免冒進。”
子路的冒進和冉求的退縮，都是偏於一端，都是不恰當的，因此孔子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對症下藥地來糾正。孔子根據不同學生的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教育，這種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所遵循的也是他一貫倡導的“允執其中”的中庸精神。領導者在管理員工時也應當注意因人而異，對於偷奸耍滑的員工要督促他勤奮工作，而對於勤奮敬業的員工則可以勸其注意休息，這不是什麼兩麵派的不平等行為，而是有“進”有“退”的“中庸之道”。
“中庸”作為一種理想的管理狀態是要不偏不倚，用中於民。但現實中往往會碰到許多尖銳對立的矛盾，這就需要用“中和”來調節之以取得平衡。《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是心裏有喜、怒、哀、樂而沒有發作出來，“和”是發作出來而能合乎禮節。可見，“中”側重於內部的自我抑製，“和”側重於外部的規範協調。在實際中，無論是治理國家還是個人行為，都很難把握中正的分寸。管理者在施政時，並不能一直拿捏得恰如其分，往往不是過寬就是過猛，但還是可以根據“中和”的原則進行補救，其措施就是“寬猛相濟”。《左傳·昭公二十年》裏講到：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執政的時候惠政愛民，被孔子稱為“惠人”。他得了不治之症，在臨死前他對自己的接班人子大叔說：我死之後，就是你來當政了。（你要記住，）隻有有德行的人才能用寬大的政策使人民安服，德行次一等的人不如采取嚴厲的政策。正如火燒起來很猛烈，人民光看著就害怕得不敢接近，因而很少有人因此死掉的。水性看似懦弱無害，人們都敢於和它親近玩玩耍，往往容易丟了性命，所以寬政真是難啊。”子產的政治特色是寬，但由於他兼有恭、敬、惠、義的仁者品質，寬政施用得恰如其分，因而把鄭國治理得很好。但是他死後，接班的子大叔德行不及子產，而執意施行寬政而至於軟弱，所以鄭國出現了許多違法犯罪行為，秩序大亂。這時他才感到後悔，要是早早聽從子產的話，就不至於到這個地步了。於是子大叔調兵殺光了強盜，犯罪的風氣才被遏止。
這是典型的“寬猛相濟”的例子。孔子聽說此事，做出了自己的評價：“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事以和。”孔子認為，政事過於寬大百姓就怠慢，須得用嚴厲來糾正；政事過於嚴厲百姓就受傷殘，須得用寬惠來彌補。二者互相調劑，政事因此趨於中和，這也符合“中庸”的思想。
儒家一直主張“修身治國”、“正己安人”， 強調領導管理著的個人道德修養和他的管理水平有著必然的聯係。孔子說過：“上好禮，民易使也”。他認為若是統治者本身的行為得當，不用發布命令，事情也行得通；統治者若是本身的行為不端，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會信從。故而在儒家看來，對於德行稍次的統治者，可以采用“寬猛相濟”的政策。而最理想的情況，莫過於統治者都能跟子產一樣具有極高的德行；因為統治者的德行好像風，老百姓的德行就如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統治者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養，就可以恰到好處地施行寬政，自然就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百姓也就會安居樂業了。
也許是太過於講“仁德禮讓”，講“修身正己”了，孔子在人們的印象中成了個隻會“以德抱怨”的老好人、受氣包。這可真是個天大的誤會。“以德抱怨”一詞確實出現於儒家經典《論語?憲問》當中：“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有人問孔子：“用恩德來回報怨恨，這麼做如何？”孔子沒有直接給出評價，反問他一句：“那又用什麼來回報恩德呢？”看問話的那人估計是答不上來了，於是孔子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可見孔子並不讚同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以德報怨”，他主張應該用正直來回報怨恨，用恩德來回報恩德。“以德報德”我們好理解，無非是“投桃報李”，“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之類的。那麼“以直報怨”怎麼解釋呢？孔子是讓我們用公平正直的行為去回報別人的怨恨。這裏要注意了，既是說“以直報怨”，那麼孔子也是不同意“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以怨報怨”的，正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無論是“以德報德”還是“以怨報怨”，都是“過猶不及”，一向主張“中庸”的孔子是都不可能認同的。你看，恩怨分明的孔老夫子，一世英名就毀在那些斷章取義的家夥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