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作協的情緣
中國作家協會從它的前身全國文協成立之日算起，到現在已走過一個甲子風風雨雨的路程。60個春秋，中國作協一共開過7次代表大會。除1949年舉行成立大會時，我還是個青年學子，沒有跨進文學門檻外，後來幾次代表大會，我作為大會工作人員或大會代表，都是積極參與者和見證人。別的我不敢言“老”，要說“老作協”，也許我還可以勉強算上一個吧。
從我在幾次“作代會”上扮演的角色，也可從一個側麵了解我在文學界“打雜”、跑龍套的經曆和在人生路上留下的幾個腳印。
第一次“作代會”即全國文協成立大會，是在中國革命取得基本勝利、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時刻，與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同時舉行的。那時，我剛從高中畢業，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初學寫作者，密切關注那次來自四麵八方的文學家、藝術家大團結、大會師的盛會。從報紙、廣播中獲悉毛主席親臨文代大會會場，對代表們說：“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於革命有好處，對於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毛主席的這番話，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不僅當時成了激勵我投身文學工作的動力，而且後來成了治療我的“打雜煩惱症”的靈丹妙藥。每當我在文學界“打雜”遇到麻煩或不稱心如意的事情，我的耳邊就響起“人民需要你們”這一親切動人的聲音。它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說服我在“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這個崗位上堅持下去。
第二次“作代會”是在我國進入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新時期舉行的。那時我是一個從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剛滿一年的年輕幹部。1952年冬，我的第一個上級嚴文井帶領兩個秘書，即一個丁玲的秘書陳淼，一個原定給周揚當秘書的我，跨進作協大門，最早投入二次作代會的籌備工作，為改組全國文協為中國作協做準備。我作為創作委員會秘書，有幸在馮雪峰、邵荃麟、沙汀麾下，參與組織部分在京作家、批評家、文學界領導骨幹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具體工作。兩個多月，圍繞4個專題，召開了14次學習討論會，我自始至終擔任討論會的記錄。學習結束後，我寫了一篇八九千字的《學習情況報道》，登在《作家通訊》上，為這次作為第二次作代會思想準備的學習，留下了一份備忘錄。對我個人來說，則好像上了一期文藝理論學習班，為我後來從事文學評論打了一點基礎。
第二次“作代會”是和二次文代大會一起舉行的。我和時任創委會秘書室主任的陳淼一起，擔任文代大會主席團秘書。我憑著那個寫明職務的胸卡，不僅可以到各小組了解討論情況，會後綜合整理出一篇《曆史估價問題和創造人物形象問題的討論》，為文壇留下一幀史影；而且得天獨厚，有機會參加大會主席團會、臨時黨組會，頻頻接觸文藝界領導同誌。尤其令人難忘的是1953年10月4日那一天，毛主席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懷仁堂後麵的草坪上接見出席文代大會的全體代表。合影之後，毛主席麵帶笑容，同代表們揮手告別，大家報以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鼓掌和歡呼。我尾隨郭沫若、茅盾、周揚等大會主席團成員，送毛主席等到懷仁堂後門入口處。當毛主席走上台階，回過頭來，再次揮手同代表們告別時，我就站在台階下麵，距離毛主席真是近在咫尺。可我竟沒有勇氣伸過手去，同毛主席握一握手。那時，我老實拘謹、循規蹈矩到了何等程度！至今想來，不禁撲哧一笑。
第三次“作代會”是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新時期，與四次文代大會一起舉行的。這是粉碎林彪、“四人幫”後，各路文藝大軍勝利會師的盛會。那時我歸隊已有一年。會前那一年，從春到冬，我參加大會籌備組文件起草組的工作，參與起草《作協工作報告》、修改《作協章程》，在大會前夜還趕寫了一篇《開幕詞》。脫離文學隊伍十多年的我，經過這一段補課，認真學習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特別是親耳聆聽了鄧小平同誌《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感到心明眼亮了。
如今我的眼前還清晰地浮現出第三次“作代會”上，那些從牢房、牛棚、“五七幹校”走出來的、闊別多年的作家相擁在一起的動人情景。掙脫了精神枷鎖的代表們在“作代會”上充滿激情、精彩紛呈的發言，不僅博得到會代表熱烈的、持久不息的掌聲，而且吸引了眾多的出席劇協、音協、美協等代表大會的代表來旁聽，一時傳為佳話。我當時擔任“作代會”簡報組組長，和組裏的幾位同事，情緒亢奮，夜以繼日地趕寫簡報，反映作家們很久以來埋在心底的聲音。我還清晰地記得，“作代會”閉幕的那天，周揚同誌到會就民主問題、團結問題講了話。周揚同誌真誠地向在自己主管文藝期間受過錯誤批判、打擊的丁玲、陳企霞、馮雪峰、艾青、羅烽、白朗、陳湧、秦兆陽、劉紹棠等同誌公開道歉。他的講話引起了強烈反響。我當即根據自己的筆記整理成《周揚同誌講話摘要》，刊登在大會《簡報》上，為當代文壇留下又一幀真切的史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