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下五千年中隻有兩個朝代能夠出現聖人。
一是春秋戰國時期，因為那時諸侯爭霸，國家分裂，文人的的學說得不到認同，可以避禍他國，繼續著書立說，這才出現百家爭鳴，萬花齊放的場麵。
二是唐朝，他以泱泱大國的放大而開明氣度，容納了許多個性張揚的文人雅士，讓他們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
唐朝，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國力最強盛，經濟最富庶、文化最輝煌的國家；當時是中國文明，是全世界的製高點。不僅在唐朝，乃至在整部中國曆史上，這一百三十年都是公認的最閃光，最榮耀的時代。
就在唐朝最繁華的時期，李白奉師之命，別開天地，另創一家，大唐雖然有盛世無忌寬廣胸襟，可想要在創一教淩駕於儒、道、佛三家，又談何容易，要人們接受也純屬異想天開。
偏偏這一句話引來無數風波，曆經坎坷曲折，方闖出一片天空，可是父母告訴他：“孩兒，我們和當今皇帝是同一血脈，事君榮親，輔助當今皇上成為一代英主是你的責任。”
正好和他心中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不謀而合，才毅然仗劍江湖，憑著雄韜偉略，經緯之才，西征吐蕃，安撫南詔，北吞高麗，平西域萬國，東渡日本，北掃突厥，經西域到中亞，抵達歐洲，縱橫萬裏，留下他的足跡。
曆經血雨腥風，勾心鬥角，陰謀詭計，最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
在他盡心竭力的治理下，大唐帝國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勃勃生機，政治清明，直追堯舜，百姓富裕，四海安定，軍威遠播四方，四夷臣服，堂堂華夏達到盛世巔峰，遠超繁華時的羅馬，此時上下階級的矛盾越發尖銳，生產關係已經不在適合現在的生產力。
人們呼籲聲愈來愈高，文人誌士上書要求改變生產關係，李白也早已認識到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再無進步的可能，如果聽而任之，終不免走下坡路。
正如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是曆史的必然，沒有誰能擋住曆史滾滾向前的車輪，人隻能使其緩慢，不能阻止。
李白靈光一閃想到《左傳》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聖人之言，心想大丈夫立於天地間，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不如我推動一把，哪怕粉身碎骨又如何，好男兒不就是為了幹一番事業嗎？
這一切都是李白想當然，把所有的問題矛盾想的太簡單了，大唐皇帝唐玄宗是什麼人，下榻之處豈容他貪睡，他天資過人，精明能幹，帝王之術玩的爐火純青，對權利的占有欲不是李白所能想象明白的。
皇位天生就帶有魔力，試問天下誰能抗拒，為了它，李隆基弑姑殺子，可是這些親情在權利的萬丈光芒下顯得是那麼微不足道，人微言輕，又怎會在乎同族的李白。
凡想消弱他權利的人，不論是誰，隻有一個結果，死。
然而此時的李白已經成為中華兒女的精神象征，不是皇帝所能輕易撼動，後果也不是他所能承擔的。
後世因獨特的風度和行事作風，被稱為積極浪漫主義詩人。
“積極浪漫”這四個字的詞語是因李白而誕生。
唐朝中國最為開明而放達的時代，也是具有國際主義色彩的朝代，有著盛世無忌的寬廣胸襟，隻有這樣的時代，才容納了李白反叛倔強和狂傲不羈，認可了他的無上地位。
皇帝不殺他的原因，還因為李白的另外一個身份，第一世家的家主。
唐朝開國之初有五大世家（皇族除外），他們分別是清河、博陵崔氏、範陽盧氏、趙郡、隴西李氏、河南滎陽鄭氏、還有太原王氏
而隴西李氏穩居第一把金交椅。
一個家族的影響力，足以撼動朝廷的根本，他的門生、故吏遍布朝廷內外，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壟斷一個州的經濟，有的甚至掌握軍權，牽一發而動全身，作為英明的皇帝不得不畏懼三分。
蘇冕在《唐會要》（804－805年成書的行政編年史）一書中說：“創業君臣，俱是貴族，三代之後，無如我唐。”
由此可見門閥士族的影響力。
唐玄宗對李白這種想用而不能用，想殺而不能殺，既頭疼又無奈，幾乎成了他的心病，此時內有楊國忠，外有安祿山，內憂外患，恰巧李白無意中寫了一首《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言辭中有意歸山，誰料李隆基趁機將他賜金放還，說道：“朕觀李白放浪形骸，**自由，不受拘束，不適居廟堂。”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吟了此詩，飄然遠去，隱居廬山，他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唐的皇帝會再次啟用他，到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