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寫作？這是個問題，又不是個問題。
我為什麼寫作？於局外人而言大抵算是個問題。因為在現下不少人眼裏，迷戀寫作已然難以找到價值認同和誌趣共振。毫無疑問，在芸芸眾生看來，碼字沒有打牌喝酒泡吧飆歌好玩；甚抑坐在電腦前敲鍵盤碼字相形於一般活計營生亦無比較優勢，委實太寂寥太清苦太無聊。故而時常有人不無善意地戲謔置喙：“一年能掙多少稿費？”，“錢夠用就行了，何必這麼辛苦？”每及此時，我唯有一笑置之，抑或違心頷首無語。
掐指算來，就寫作經曆年頭而言，我經營雜文時評大抵也可躋身“前輩”之列了。我已記不清第一篇文章發表的確切時間媒體，但我記得，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發表處女作（詩歌）以來，每年均有數十件東西見諸國內逾百家媒體，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年均約有百多件篇什發表，而其中主要品種則為雜文時評。應當說，走上雜文時評之路有兩個人對我影響最大，一個是鄢烈山，一個是李方。我先知道了鄢烈山才知道時評為何物，我先知道了李方才知道時評怎麼玩。在我心目中，設若說鄢烈山當屬中國當代時評立足紮根的奠基人，李方則堪稱當代時評發揚光大的澆花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鄢烈山筆下“縱橫談”的拓荒開天就沒有《南方周末》一紙風行天下，沒有李方《青年話題》的推波助瀾就沒有《中國青年報》今天的地位影響，沒有《南方周末》和《中國青年報》的引擎引領就沒有中國當下時評的枝繁葉茂。值得慶慰的是，正是當初我的時評能在《南方周末》和《青年話題》上亮相露臉，才讓我日後堅定了搗鼓時評忠貞不二的信心和一往無前的定力。
而且，在玩雜文時評的局內人目中，一根筋地將時評玩下去似乎也很是不合算劃不來。毋庸諱言，由於時下媒體時評平台載體“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需求井噴客觀上導致供給粗濫：這廂，出現了“街上隨便拉一個人，弄不好就能拉到一個‘時評家’”、“時評，如今不僅成為了一種腦殘文體，而且塑造著一種腦殘邏輯。讀者麵前堆滿了文字，卻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見葉匡政《時評正在成為一種腦殘文體》）。”的怪象；那廂，媒體時評人小圈子化蝸居象牙塔，少數媒體編輯以經營時評版麵為共享資源，互相換稿投桃報李，少數媒體將有限的時評版麵幾近悉數讓渡給幾個“學者”瓜分為他們的“包地”，美其名曰“學者專欄”，玩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字遊戲。一言以蔽，少數自我標榜所謂的“精英”們正在結成編寫利益同盟，明火執仗搞資源壟斷和話語霸權。相形於某些“精英”時評或迂腐絮叨“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或用概念圖解常識將“水”注水詮釋為“h 2 o”、或“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的自戀自娛自賞情結，被他們譏為“草根”的圈外時評寫手則愈益被邊緣冷落，他們在傳統媒體登堂入室的機會概率愈來愈少，表達平台話語空間愈益罹遭打壓擠占，“草根”時評人的表達之路似乎愈走愈窄。作如是觀，在少數見風使舵投筆從它的局內人眼裏，我對時評的堅守似乎委實有點匪夷所思不可理喻。
然而，我注定與多數局外人“不可同日而語”。在我體悟：寫時評難也不難，因為難者不會會者不難；寫時評苦也不苦，因為苦中有樂亦苦亦樂。我經營時評期初意圖原本在玩，別人有打牌喝酒泡吧飆歌的自由和樂趣，我為什麼就不可以有“我手寫我心”“笑罵由人笑罵，文章我自為之”的自由和樂趣？更何況，我的薪水不多也不寡，雖然難以讓我錦衣玉食窮奢極欲，卻也足以能夠讓我衣食無憂安居樂業。因為“不差錢”，稿費這“勞什子”我還真壓根兒沒去忖度計較過，也不屑無暇去忖度計較。抑或也許，我忖度計較的時間都留給時評再生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