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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日，台灣詩人周夢蝶病逝。回上海開會前，我去了他的靈堂祭拜，那日正好頭七。見門外寫著“周夢蝶居士”，我心頭一顫，堂內靜謐安詳。靈堂的角落裏，放著一些他平日的起居用品，有臉盆、雨傘、鞋，和幾件他見客時會穿的衣服，那便是一個老詩人清清白白的一生。
這是我到台灣的第四年。周老是我四年前就認識的前輩，那時我懵懵懂懂，隨老師前往周老寓所訪問，甚至連訪問都算不上，就隻是隨行。我在台灣當學生的日子裏，受長輩恩惠良多。卻沒想到，四年後還會站在這片土地之上，多少累積了一些世故人情。更沒想到，會有幸目送他走，以這樣的方式。看似毫無遺憾，其實心下惶惑得很。幾度哽咽，也確切說不上是因為認識的人走了感到不舍，還是因為人間留下了我這樣吊兒郎當的過客繼續賴活而感到慚愧。我腦海中湧現他詩中所寫的句子：
誰是心裏藏著鏡子的人呢？誰肯赤腳踏過他的一生呢？
一個月前，我幫滬上一家刊物約了周老的訪問。我無知無畏，雖然知道今年他身體狀況一直不穩，但誰想那會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個月。我以為一切如常，我可以在發稿之後寄幾本雜誌給他，沒想到一別永別。那也可能是老人生前接受的最後一個訪問。
回上海之後，我拿到了那期雜誌，出刊時平淡得就如我迫於生活造次所親采或約采的任何一則作家訪問一樣，若沒有網站強勢力推，不會引起任何注意。那一期訪稿的按語是我寫的：“周公於五月一日下午二時四十八分因肺炎並發敗血症，於新北市新店慈濟醫院化蝶永遠離開，享壽94歲。消息傳出，台灣文壇悲痛不已。馬英九在龍應台陪同下，親自到已逝詩人周夢蝶靈前上香。瘂弦先生當日忽然來電，原想幫忙詢問周公是否願接受美國中華人文磚基金會召集人王嘵蘭的訪問，聽到噩耗說，‘現在的加拿大是淩辰四點多，我今晚就是睡不穩。我去年底去見夢蝶時，我莫名其妙地想哭，這或許是前兆，他真的走了！’我們的采訪在周公過世前一周，當日他精神出奇好，說了許多話，拍照也有神采。沒想到采訪未刊，一別永別。”刊載時礙於篇幅被砍去大半，這就是我的哀愁和現實人生之間的扞格。而我也不得不漸漸將之視若尋常。
開始是兼差，後來是迫於學費壓力，我曾在台北兼任過許多報社的文化記者。這並不是我所喜歡的身份，蜻蜓點水似的相逢，帶有強烈目的的閑聊，令生活與文學都盡失本來麵目。然而人活著不能總為了順心，我還是本本分分做了不短的時日，這些時間在我二十歲到三十歲的生命旅程中，日漸占有了巍峨的體積。
我一度以為，那三年來的打工裏，我幾無收獲。為了生活而浪擲了許多私人的時間，是我深感厭倦的生命慣性。有時我想到若是我突然死去，許多空白的版麵也終將若無其事被填上，就越發感到虛無。唯有在此之中，我認識了很多好心的台灣人，蹭了很多飯，得了很多書，令那段過程顯得那麼不可抱怨。每一次，從約訪到見麵到整理錄音，再到發稿、獲得稿費，我壓根沒有什麼時間去思考，配插的介紹與評論，也多是在毫不嚴謹地拾人牙慧。然而，這已經好過我在大學時所兼差的地產公司、影視公司、電子雜誌社所賦予我所更加不勝任的職責。至少，我眼下所做的事和文學擦邊。有時和采訪者聊得投緣，能有所啟發，每每在網上發一點和作家的合影，也能徒增虛榮。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裏，我幾乎每周都“賣友求榮”。我身邊所有的台灣朋友，無論是作家還是同班同學，都被我當專欄素材寫作一遍。這些我不太願意麵對的生活原相，後來被出版成為散文集，還是我所出版的所有書中賣得最好一本，我想，這無疑是人生和我開的玩笑。
而周公離世，無疑是對我私人生活一個不小的打擊，我好像忽然意識到了什麼，想要終止一些什麼，又不便言明。
其實這就是我和台灣最真切的關係。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到台灣讀書，講實話我也不知道，我的碩士研究方向沒有博士點，於是就申請了台灣的學校，台灣的中文係沒有當代文學，於是就做起古典小說。許多人問我喜不喜歡台灣，時間越久就越難說吧。我覺得我和台灣的關係，就像是與一個人的相處。我漸漸從認識變得認得，知道了他人之為人的善良、為難與苦衷。而他也知道了我的偏見與固執。我們的緣分看似那麼深，那麼偶然，足以使我隔海揮霍青春；我們的緣分又那麼淺，每一年都是***裸的倒計時，每一次相逢都可能是為了告別。
這些日子以來，我常常想到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寫的話，大致是說，沒有親人死去的地方是不能稱為故鄉的。這幾年來，我漸漸在這片島嶼上，建立了一種比遊客更為深沉的情感，我也說不上具體是什麼，可能就是我站在周公靈堂上時，腦海中所呼嘯而過的三年。與我擦身而過的許多人，寫在台灣文學史上都赫赫有名，我當時卻有些神知無知。我始終耽溺在自己的小情懷裏放眼這片苦難的土地，還以為自己鳥瞰了一個世紀的沉痛，實則是大膚淺。然而珍惜這種東西，哪怕我真的意識到了，講實話也不知道該從何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