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共和國六十華誕
——我寫《走向天安門》（代序）
石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前夕，我終於寫完了詩集《走向天安門》。顧名思義，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五星紅旗第一次升起，經曆了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奮鬥征程，曆史終於走到了天安門。
本集包括七十二首短詩，其內容大致概括了二十八年中重要的前進腳步。詩集盡管薄些，但我卻不想人為地硬性添加。因為，我曆來覺得，詩歌與散文還是以精短些為佳。寧可少些，但要好些；與其拖長，不如精縮。當然，這隻是我的一種主觀追求，究竟是否實現了這一意願，隻能由他人去品評了。
這七十幾首詩是短詩的組合，而不是長詩的章段，但如按大致時間順序安排，亦不難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共和國誕生曆程中的一些重要的“關節”。幾乎每首短詩都可以獨立成章，卻又自行地相互聯接，交錯互融。我以為這樣的組合較之長詩的章段讀起來是另有一種意味的。
本集中的短詩，一部分是在近年來的報刊上發表過的，但為了內容的完整與充實起見，最近這一時期又新寫了一大部分。也許能夠看出，它們中在構思、謀篇與具體寫法上並不盡相同，但時間的錯落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另一方麵也是作者有意為之。同樣是我曆來認為，所謂“風格”絕不意味著千篇一律，不意味著同一作者寫出來的東西永遠都是一個味兒；依具體的內容、作者當時的狀態，適度有所變化，不僅是正常的、必要的，對於讀者，也可減少感覺上的單調之弊。當然，由於不同作者的經曆、氣質、心態上的不同，很可能出於同一作者之手的東西，盡管有所差異，卻萬變不離其宗。
如上所述，這些短詩大致是以（事件）先後貫穿排列，卻也不意味隻是一個縱直的線，而且還有相關的“點”，如人物。這些人物也並非是以求全為原則，而是在不同時間內由特定的感情觸發寫出的。其中如革命烈士中的李大釗、方誌敏、楊靖宇、瞿秋白等，還有我黨我軍的重要人物彭德懷、鄧穎超、粟裕、陳賡等，以及在特殊戰線上有著特殊經曆的人物錢壯飛、李克農、潘漢年等。另外，即使未做單章來寫，在詩中也出現過許多位黨的領袖人物，有的還在不同篇章中多次寫到過。
在詩的創作過程及編後，我思考了許多相關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一、寫此集經過充分準備，也有有利條件，故鄉是解放區和我的軍旅生涯使我貼近戰爭。
我的文學創作生涯應該說是自詩歌始。我的第一首詩《小馬槍》就是1957年在大學時代發表的。“***”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學創作也是以詩為主。即使在“***”中遭受迫害下放在工廠勞動不能發表作品時，還悄悄地寫詩，自己編成了描寫工廠生活的《錘聲集》（這些詩成為“***”後詩集《夜海銀花》的基礎）。後來雖因為編輯工作繁重及從事其他方麵的創作等原因，詩寫得少些，卻一直未曾中輟。在此期間，也出版過《當代正氣歌》等多部詩集。
我自己很清楚：在內心深處，在一切文學門類中我其實最鍾愛的仍然是詩歌。
本詩集所反映的內容，對我來說是做了較充分的準備的，並具備許多有利條件。我自小生活在山東膠東半島老解放區，那裏自抗日戰爭時期就是敵我殘酷鬥爭的“焦點”地區。至解放戰爭期間，我又直接投入我黨領導的對敵鬥爭中，成為一名未正式穿上軍裝的小兵，而且參加了試建時期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尤其在1947年秋國民黨軍侵占我故鄉期間，更親曆了蔣軍和還鄉團燒殺搶掠等令人發指的暴行，更加深了對戰爭本質的認識。我參軍後做的是與戰爭直接相關的司令部內的工作，對於戰場的形勢發展從宏觀上有較多的了解，這便給我寫與戰爭相關內容的詩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應該說，我在少年時代直接參與了締造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工程。
戰爭無疑是殘酷的，但對我來說，人民解放戰爭是神聖的，以人民的戰爭對抗反人民戰爭是正義的，也是敵人所強加而不能不進行的自衛行動。我在詩中寫到了這一點：“是真戰士站過來/站在鐮刀和錘子下麵”“以‘八一’去回擊‘四一二’/對一百天的喋血作出回應”（《南昌起義》）。
武裝鬥爭的道路，也是在曲曲折折中碰撞而尋找到的。隨後便成為最重要也是最可行的選擇。“當從上海到秋收的農村/都彌漫著血腥氣息的傍晚/一位留分頭的氣質非凡的書生/才和他的同誌在岩縫間探路/終於在黃洋界找到了俯視全國的/製高點；在茨坪的窗前/麻油燈和淡淡的墨香/映出八個毛體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尋找井岡山》）。
對於暫時還是幼弱的一方，曆經艱險、九死一生是難免的。有時“隻能是，以一部分躍動的身軀去擋子彈/讓另一部分人從死神的指縫間擠過/以一部分人的脊骨撐起燃燒的浮橋/使另一部分人衝破吃紅了眼的火網”“暫時顧不上說有幾萬人捐軀/重要的是突過去了幾萬人/有了他們，隊伍就仍在前進/迤邐的腳印仍在續寫曆史”（《湘江之戰》）。
在軍旅生涯中，特別是在司令部工作，接觸過一些部隊首長。身經百戰的高級指揮員，對他們的智慧、魄力、風采多有領略，這對我寫許世友、粟裕等將領極為有利。“在蘇中/一塊方圓幾百裏的地方/將軍展開手法淩厲的切割/以我方極少的兵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成萬敵軍/收入囊中從來不打收條/”“一個小個子的軍事巨人/一個沒上過軍校的指揮天才”“軍事家和藝術家的完美終生/一種大寫的天作之合”（《粟裕》）；“陳毅在沂蒙農家小院吟詩一首/那抑揚頓挫的四川方音/在老鄉的齊魯笑語中盤旋”（《“爬山頭”的關頭》）。
既然在二十八年尤其是自1927至1949的二十二年中，兩軍的相搏主要是戰爭的方式，那麼本詩集的“線”和“點”便大都圍繞著軍事鬥爭而展開。但也不排斥其他形式的鬥爭。如秘密戰線，我寫錢壯飛，稱之為“革命的夜行者”：“在蛇窟裏周旋/在毒液裏遊泳/一顆心兩副麵孔”（《錢壯飛》）。我還寫了在國民黨後方的“第二條戰線”，如“拍案而起”的聞一多：“在自家門口他倒下/***不容他感受家庭的溫馨/著名的春城瞬間變成嚴冬/百年不遇的暴雪，埋葬了一個王朝”（《聞一多拍案而起》）。我還寫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田壟翻開了新的篇章/葉尖上的露珠，才映出淳樸的微笑/釘界石的歌唱般的響聲，譜出/屬於李有才、趙玉林他們的曲調”（《解放區土地改革》）。然而，在那個大時代中，在殘酷的、黑白分明的對抗中，任何的鬥爭形式，都不能遊離在人民解放戰爭的輪軌之外，都屬於整個大決戰的一部分，這是毫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