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附錄（二）
幽默錯位邏輯的發現者
樓肇明
並非每一個著名的理論家都會有著名的學說和著名的著作，這句話聽起來也似乎是以“矛盾修辭法”製造出來的“幽默”。但曆史和現實的誤區，往往造就第一等的幽默家。猶太民族有一諺語曰：“人們一皺眉思索，上帝就發笑。”我不知道，紹振兄在繼皇皇巨著《文學創作論》、《美的結構》、《論變異》之後，是否是為了要揭穿上帝和人的秘密，才動手寫這一部論述幽默創造和欣賞規律的著作，但我知道，大凡在學科發展史上有所建樹的理論家和學者，有其學科理論發展的必然性，用一句文縐縐的話說，叫做“曆史和現實的召喚”，每一種類的學科理論史都是一種開放的“召喚結構”，它每每是危機和一定的學術積累的契合。每一新的學術觀點的提出和新的規律定律的發現，同樣也是一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猝然遇合，並不是每一個學者和理論家都能擁有這種機遇和運氣的。同樣，幽默規律的再發現，除了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發現者自身的條件則就成了首要因素。紹振兄發現幽默常規邏輯的錯位的理論，即是一個佐證。
喜劇大師、相聲大師未必都是幽默理論家，並非所有從事喜劇研究、幽默學術著作的學者教授都能在幽默理論的發展史上占有一個席位。在我看來，幽默是文學美學的一個分支，幽默理論同樣也是一種藝術，又不單單是理論。發現它的奧秘的人就必須具備多幾個層次的先天的素質和後天的素養。這些素質和素養，概括起來大致有下列三條：（一）作為初始條件，具有長程馭動力的理論家自身的幽默感，或者說先天的幽默基因和後天對它的自我修養；（二）不受羈絆的心靈的自由度；（三）機敏和強健的邏輯思辯能力。
在這篇不長的文章裏，我不打算為孫紹振教授撰寫傳略，但我首先要說的是在三十餘年的交往中，我所知道的一二軼聞趣事，這可能較之正兒八經的傳略，更能反映出一個幽默學理論家的內在秉賦的。一個古老的真理：“文如其人”，並不需要我去詳細闡述，但是，不可忽略的是理論的發現者和被發現的理論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緣巧合的“耦合關係”。
孫紹振一九五五年進入北大中文係，我則是五六級的圖書館學係學生。在燕園學習期間，我們並不認識，我從當時一度極為活躍的學生文藝刊物《紅樓》上讀到過他的一首詩。這首詩，題日：《校徽》，具體詩句已全部忘記，但詩的大意和作者的巧思，特別是（用現在的流行用語來說）那種可貴的反思和內省的精神，則是我久久銘記於心的。以後，我還從當時中文係舉辦的學生牆報和一九五九年的“大字報”上，讀到他寫的另一首詩和一篇詩歌評論。那首詩表麵記敘的是詩作者晚自修後從圖書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對青年男女在樹下擁抱接吻，作者抒發的則是看到這一場景所引起的心理騷動和懺悔。而那篇詩歌評論，在當時來看就頗為有“冒天下大不韙”的味道，他批評了郭沫若的《百花齊放》，認為那一百首詩基本上是概念化的。作為一名大學生，乳臭未幹的毛頭小子，敢於頂撞大詩人，沒有理論勇氣是不堪設想的。可以這樣說吧，無論是大學期間，也無論是十餘年來在文壇詩壇上縱橫馳騁的同輩批評家當中，紹振兄是以其敏銳、機智、雄辯，但也並非始終是思考得十分縝密而著稱的。在同輩中，他是令我為之心折的少數才華橫溢，確有建樹的批評家之一。我說不上什麼原因，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與他的交往卻是一大片長長的空白，直到1980年春天在南寧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我們才真正熟悉起來。正是在那次會議上，人們才發現了他那辯才無礙的放達風采。紹振兄說，他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明白了自己能夠幹些什麼。”不錯，我真正了解作為一個人的孫紹振和作為一位擁有卓越學術成就的孫紹振教授，幾乎是與普通讀者同步的。從那時候起，彼此間學術交流的機會增多了，而且我又是他青年時期那可稱之為“戀人情意綜”的一位見證者。我想，他的這些學術成果，與他個人的天賦秉性，青年時期的人生經曆、體驗是密不可分的。說到底，前者是後者經思想和精神熔爐的一係列有序和無序的升華。因此，為了有助於讀者和學界能更深一步地理解孫紹振教授的學術思想和學術風格，我願意將他那些曾經觸動過我，化蒙昧為睿智，化半明不昧為晨曦初照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思想閃光宣示一二，也許反而有可能從發生學意義上理解一種學術上思想的生成和成長。
首先，與我同輩的一代學者，由於在精神成長時期所落下的病根，往往在發展的某一個階段就停滯了，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喪失了開拓的精神和勇氣。我曾經將這種精神現象名之為“繈褓效應”，最初的精神繈褓成為後來思維空間難以超越的極限，靈魂成了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學術上、藝術上的平庸之輩，精神上的侏儒，差不多就是因為錯過了生長的季節而又無自知之明造成的。大凡讀過紹振兄的著作，或與之有過交往的人，盡管可能不同意他的觀點見解，但從來沒有也不會以平庸視之。紹振兄從青年到中年，迄今始終保持著蓬勃的青春朝氣，他是我同輩中能不受精神繈褓負效應作用的少數傑出之士中的一位。我以為，這與他一貫自覺地努力保持哲學意義的“心靈自由度”有關。在紹振兄的言談舉止中，他對前輩們學者和文壇人物的評價尺度，每每不在這位前輩們學術成就有多高，是否著作等身等等，他往往將其哲學意義上的心靈的自由作為第一尺度，對於第一大前提重新思考，重新驗證和批判乃至獨立創造成了他的習慣。他非常讚賞當年北大中文係的楊晦係主任和王瑤教授。楊晦先生是“五四”時期激進的青年，王瑤先生是“一二·九”運動時的青年學生領袖之一。北大光榮傳統和師長風範的潛移默化乃至教學上的耳提麵命怕不是起主要作用的，其主導方麵應歸結為接受者自身的主動選擇。總之，沒有對第一大前提的自由驗證和重建（或者解釋）就不會有創見和發現，學術上的膽魄也就成了冒失魯莽，這正是最根本意義上的創造力，沒有它就隻能在已流行的學術見解麵前一味地臣服和膜拜了。紹振兄最令我心折的地方，是他對第一大前提的不倦批判和重建。他給予我個人最大的啟示，一共有兩次，一次是他說：楊晦先生講授一個學年的文藝理論課，具體講了些什麼，他全部忘光了，這並不可惜，但楊先生對流行觀念的獨立不羈的自由的風範，卻在他這位青年大學生的心靈裏紮下了根。另一次，是今年夏季中的一天，我因近期研究中的一個課題，提到了西方二十世紀的文化人類學家們的成就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借鑒意義。紹振兄打斷了我的話頭，以一種淩駕於列維一布留爾、弗萊澤這些權威之上的姿態說：“他們花了那麼多力氣隻說出那麼少的一點兒規律，而我完全可以用少得多的工夫概括出較之觸染律、互滲律更多的原始思維的規律。”我當時為之一震，原來這位被目為新派批評家的孫紹振，卻並不像一些新派批評家那樣唯西方理論家們的馬頭是瞻，他在潮水般湧來的各種新的學術思想麵前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盲從權威是與他無緣的。這次觸動對我非同小可，我並由此明白，心靈的自由度既不是一種對權威的盲目褻瀆，也不是盲目的自我膜拜，心靈的自由度實質上是一種精神上的高瞻遠矚的超越，是從第一手原始直覺開始就堅持獨立概括，重新抽象的科學精神，而這正是與創造和發現須臾不離、形影不分的最佳心態。